既然阎锡山都能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宋哲武这个穿越人士更不会差了，他可是深知“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的到理地。他要想在山西得到普通百姓的真心拥护，仅仅靠挽救晋钞这一项政绩可是绝对不够的。要知道，绝大多数农民们可是没有几个余钱的，晋钞贬值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
因此，宋哲武又拿出了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同时也让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另一项计划。
宋哲武宣布，在太原行署和绥远、南北蒙，取消自有土地在30亩以下的农户的农业税。
宋哲武的这个举动立刻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要知道农业税在中国可是实行了几千年，农业税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最主要的税源，不仅在当今民国是如此，就是在太原行署和绥远也同样如此。真要是按宋哲武的方案实施，一年的税收差不多要损失六七百万。
虽然是利民的善政，可是这个损失实在是太大。不仅仇曾诒坚决反对，就是贾景德和赵丕廉也不同意，因为他们都知道宋哲武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工业建设是需要大笔的钱的，这个时候一下子少了这么大的一项财政收入，让众人都心有不甘。
其实，这并不是宋哲武一时心血来潮，这个时候山西的土地掌握在自耕农手中的不足半数，多数土地都集中宰了大地主的手中。
也就是说，山西最有钱的除了大商人，就是这些大地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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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九十四章布局土地风波（一）
第三百九十四章布局土地风波（一）
取消自有土地30亩以下农民的农业税，这并不是宋哲武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早就准备好了的一项争取民心的措施。wwW。
这个时候山西的土地掌握在自耕农手中的不足半数，多数土地都集中在了大地主的手中。也就是说，山西最有钱的除了大资本家、大商人，就是这些大地主了，手中有土地数千亩的大有人在。
特别是绝大多数的地主们，只是把他们多年聚敛的钱留在手中，根本就不会进行实业投资，甚至还有人连银行也不相信，竟然就埋藏在家中。
这些地主们在宋哲武的改革建设计划中，不仅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还是他建设和社会改革计划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原因就是粮食。
粮食这种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是绝不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特别是掌握大量粮食的人不完全受到他的控制就更不行了。而土地分散到众多农民手中，情况就大大不一样了。这些农民们不可能统一行动，采取囤积居奇等手段控制粮价，也更不敢和宋哲武的政策法令抗衡。
当然，宋哲武此举最主要的作用，还是想得到农民们的支持，在山西站稳脚跟。普通农民可以不再交税，仅凭这一点，他们就会真心支持宋哲武所作的任何事情。
至于减少的几百万税收，宋哲武更是很不在意。这些减少的税收，虽然现在看数量很大，可是一旦这些新建的工厂建成，就会增加大量的税收，少收几百万农业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宋哲武还准备对自有土地在50亩以上的地主们，加征百分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税收，从而逼迫他们出卖土地，把资金转而投向实业。如果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实业，加上又有兴华这样拥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大公司的示范作用，山西的现代工业必将得到快速长足的发展。
为了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实业，宋哲武还建议，“把工业税和商业税分开，现行商业税收不变，工业税收降低两成。”
通过宋哲武的解释，贾景德、贾继英、何其巩、赵丕廉、仇曾诒等人明白了，宋哲武这是要抑制土地兼并，争取民心，同时逼迫、鼓励民间资本转而投资实业，加快山西的工业发展速度。如果这项政策真正实行起来，减少的几百万税收还真的不算什么。
贾景德思考了一会说：“司令，你的这个方案我同意，不过我建议对50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加征百分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税收这一条要改。”
“哦？怎么改？你说说看。”宋哲武不解地问。
加重地主们的税收，不仅可以强力压迫这些人卖出土地，增加的税收还可以补上减少的税收，这没有什么不好啊？
“国民政府实行的田赋制度弊端很大，附加税众多，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多达几百种，各省附加税几乎没有不超过正税的，地主们为了应付这些田赋，只好增加收租数额。清末民初以来，形成的定例是地主收取三成地租，现在国内地主收租数额普遍已经达到产出的五成以上，山西情况要稍好一些，可也有四成多。”
“山西两千万人口中，自有土地30亩以下和根本没有土地的农民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30亩以下土地不收税，这实在是千古未有的大善政，必然会得到山西百姓的热烈拥护，就是在全国也会引起巨大反响。”
贾景德看了看宋哲武，笑着接着又说：“只是对50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加征百分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税收这一条不妥，虽然是司令要逼迫这些地主们转而投资实业，可是，很容易授人口实，让人以为是司令在加重税负。这些地主们如果就此事闹起来，可是有些麻烦。”
“你的意思是取消这一条？”
对于贾景德的建议，宋哲武很不以为然。不加重地主们的税负，减少的税负无法补足倒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这些地主们感觉不到压力，这些人就不可能放弃土地转而投资实业的。
至于说地主们闹事，宋哲武可不怕这个，因为穿越的缘故，他在前世所受的教育让他对地主们从心里就没有什么好感，对闹事的地主们，宋哲武可不在乎使用激烈的手段。
贾景德微笑着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说：“对这些地主加征税赋，不用工商税收的增加额，仅靠增加的农业税就可补齐，甚至可能还要更多。克之和我说过，今年虽然许多工厂无法建成，就是建成的一些工厂，多数投产也要在下半年，可是今年的工商税收还是会大幅增加，数量还会十分惊人少收的几百万农业税对我们影响不大。”
何其巩点点头没有说话，而是专心地听贾景德继续说。
“对土地多的地主们增加税收，目的就是要逼迫他们放弃土地转而投资实业，要实现这个目的，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既不会授人口实，又可以达到相同目的。”
赵丕廉眼睛一亮说：“煜如，你的意思是实行二五减租？”
贾景德点点头，笑着等宋哲武决定。
“二五减租”这句话，宋哲武前世可是在小说中看到过，不过好像都是在抗战时的解放区啊？实行这样的政策南京能答应？
见宋哲武疑惑，赵丕廉解释说：“文戈，二五减租早在民国17年就由中央政府正式通过，具体就是在原来交租的数额百分之五十里，再减少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政策虽可以减轻农民负担，不过因为各种原因，在各省都没有实行。张静江倒是在浙江做了一段，可是因为触动了各方面的利益，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何其巩也点点头说：“二五减租是国民政府法令，实行起来名正言顺，我在北平时也想做，可是下面抵制的厉害。可现在不同，谁如果反对二五减租，我们就可以法办他。贾主任这个办法好，这样农民得到的利益会更多，也就会更加支持我们。而且，地主们租子收的少，土地收益就会下降，这样做同样可以达到逼迫地主们转向实业的目的。”
直到这时宋哲武才明白，“二五减租”并不是gcd发明的，既然是国民政府的法令那就太好了，他执行政府法令，谁敢闹事那可就怪不得他了。
他知道，贾景德已经真正理解了他争取民心的意义，不过他认为“二五减租”的力度还是太小，还会有许多顽固的地主们不会愿意放弃他们的土地。
“好贾主任，可以不增加地主们的田赋，仍然维持现有的征收数额。但是对于不愿意放弃田地的地主租出去的田地不仅是实行二五减租，而且还要加大力度，他们收取的地租不得超过产出的三成。对于不服从我们减租政策的地主们，要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对于出卖土地的地主们，如果他们的土地一时找不到买主，我们要按市价收购，以后再逐渐卖给没地的农民。”
又对仇曾诒说：“无地的农民们大多生活贫困，他们就是想要买地也没有钱，太原商业银行可以给这样的农民们贷款，最多贷可购买30亩土地的款，贷款要全部采用无息形式。”
想了一下又补充说：“资金不够可以和俊臣商量，从北方发展投资银行穿换一些。”
赵丕廉思索了一下说：“文戈的免租、减租，以及减税政策实在是一个大大的善政，山西百姓会受益无穷。这样的善政我们要大大宣扬一番，是否让宣传委员会和公共安全委员会协助实施。”
为了牢牢控制住媒体舆论和保证自己的控制区的安全保卫工作，宋哲武又刚刚成立了由王兴刚任主任的宣传委员会和方振任主任、孔维任副主任的公共安全委员会。
对于赵丕廉的建议，宋哲武很赞同。
“芷青先生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刚刚成立的北方晨报正好派上用场，就让王兴刚以北方晨报为主，同时动员其它报纸也要大力宣传我们的这项政策。公共安全委员会要向各地的警察机构下达命令，全力配合减税、减租政策的实施……”
果然，这项政策一推出，就在山西引起巨大的反响，广大农民无不兴高采烈、奔走相告这一喜讯，特别是无地的农民更是欢喜非常，只要他们有土地，要还上购买土地的贷款根本不成问题，更何况还不用再交田税，甚至还出现了太原行署外的农民向太原行署举家迁移的现象。
与农民们热烈欢迎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原行署和绥远的地主们却是一致地保持了沉默。这倒不是他们面对宋哲武的威压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而是这些人谁都不愿意来做这个出头鸟，第一个站出来公然反对抵制。不过这些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要他们这样放弃土地他们是绝不甘心的，私底下的串联已经暗中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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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九十五章布局土地风波（二）
第三百九十五章布局土地风波（二）
让人奇怪的是，虽然宋哲武推行的减租减税政策，仅仅适用于太原行署和绥远，以及南、北蒙地区，在太原行署以外的地区的地主们并不会被涉及，可是最先站出来反对的恰恰是太原行署以外地区的地主们。wwW！
先是五台地区的地主们在报上发表文章，言辞激烈地反对，紧接着山西其它地区的地主们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这些人甚至联名请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出面制止宋哲武的“恶政”。
商震现在这个省主席当得挺闹心，虽然张学良给了他第四军军长的职位，可是晋绥军在杨爱源和傅作义、孙楚、王靖国等人的串联下，处处排挤商震，甚至商震原来的旧部在整编时也不还给他，只有冯鹏熙把高鸿文和黄光华两部主动交给了他。
不过，商震也不是省油的灯，既然你们不仁，那就别怪我商震不义。
虽然张学良按月足额给晋绥军整编后的部队发饷，可是晋绥军各部都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编外人员，特别是按照阎锡山的嘱托，整编裁减下来的军官们都被他们私下留在部队中，这些人的军饷可都要他们自己解决。
徐永昌和杨爱源虽然受阎锡山所托，任山西警备正副司令，掌管晋绥军，可是他们不管民政，除了张学良给的军饷外，他们再没有一点其它经济来源，这笔钱只好找商震这个山西省主席来解决。对于徐永昌和杨爱源来要钱，一肚子气的商震一概都是两个字，“没钱”。
因为山西的工商业以太原以及周边地区最为发达，少了太原地区的山西省政府的财税自然少收入一大块。不过省政府的税收虽然不多，可是多少还是有剩余的，只是商震是绝不会给这些排挤他的人的，余钱都商震毫不客气地用在了自己的部队上。
这就更加引起了晋绥军将领们的不满，商震自知他和这些忠于阎锡山的晋绥军将领的矛盾难以调和，索性对阎锡山留在山西的行政底子进行“整理”，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又一次性撤换了20多个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