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那是欧洲人折腾了几百年才成型的，美国这个以西方移民为主的国家就不必说了，就是日本那样纪律严谨的国家，自明治维新起，不是也折腾了半个多世纪，才勉强搞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几乎没有多少民主可言的君主立宪制
反观中国，推翻封建帝制满打满算也才有二十年的时间，心中存在皇权威严思想的百姓还有不少，在偏僻农村里尤其如此。民智未开、民风未启，如果这个时候在中国搞西式的民主，那只会给那些挟武自重的地方势力以机会，搞不好就会在中国弄出个联邦制来。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以前多处搞的本省自治，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
更何况在国内，现在就存在着事实上的半独立地区，比如现在闹得正欢的两广地区、川康地区、云南、贵州地区，更不要说西藏了。甚至就连身为中华民国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控制的东北三省，也接近于实际上的独立状态，那里南京中央政府竟然插不进一个干部。
对付各地方势力和党内的军阀们，性格孤傲倔强的蒋介石从来没有畏惧过。
可让蒋介石气愤难平的是，偏偏他拿这些倚老卖老的所谓党国元老们就是没有一点办法，对付他们，蒋介石总要畏首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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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九十九章抗战戴笠的奏对（一）
愤怒难平的蒋介石长叹了一口气，不由又想起了前行政院长谭延辏У暮么础wW！
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胡汉民的是行政院长谭延辏А�
谭延辏г欢瘸鋈喂裾飨罄从种鞫飨闹拔蝗酶私槭Ｔ诠竦衬冢八摹⒁欢币岳矗颖砻嫔峡矗暗橙ā彼坪跻院好裎穑熬ā蓖耆山槭刂疲罢ā痹蛴商费雨＇负责。
谭延辏С錾砉倩率兰遥盖滋分喻朐瘟焦阕芏健Ｌ费雨＇在清末中过进士、做过翰林、湖南谘议局议长，是立宪派的重要人物。辛亥**时在湖南被推举为都督。他参加国民党后，曾三次临危受命督湘。
孙中山在广东时，谭延辏УＨ喂蟊居厥槌ぜ嫦婢芩玖睢Ｓ凶欧岣坏恼尉椋κ兰不�
北伐胜利后，他渐渐认识到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数十年官场经验告诉他，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正是基于“实力”的考虑，北伐胜利后，谭延辏Ц试附飨恢肮笆秩酶槭约呵鸶娜涡姓撼ぁ�
因为谭延辏钪蘼邸熬ā被故恰暗橙ā保嘉薹ǔ浇槭秃好瘢谑撬屠米约骸盎曰汀钡睦罚苄凇熬ā庇搿暗橙ā敝校佣贾毡３肿抛约旱某坏匚唬⒂昧恕吧朴诘魍５衬诰婪住钡拿烂�
以往，每当蒋介石和胡汉民发生冲突时，谭延辏Ь统闪瞬豢扇鄙俚牡魍Ｈ恕Ｓ刑费雨＇在，蒋介石和胡汉民之间尽管矛盾重重，可总还有办法疏通，不至于在两人间引起公开的对抗。
可是，1930年9月，就在蒋介石刚刚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际，谭延辏赐蝗灰蚰砸缪攀懒恕�
在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后，失去了这个在蒋、胡间起着缓冲作用的人物，孤傲的蒋介石和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了事的人的胡汉民之间，爆发冲突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
这次蒋介石想以提倡民权来约法党权，就是为了限制胡汉民常常以党权和他在党内的威望来压制他蒋介石，这才引起了这样的悍然大*。
一想到这些，蒋介石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悔意，自己是不是做得太急了？
不过，这一丝的悔意仅仅在蒋介石的脑海中停留了那么一瞬间，就飞快地消失了。
倔强的蒋介石一向敢作敢当，当年“中山舰事件”如此，“四一二”时也是如此，打击实力要比中央军还要强大的桂系、西北军、晋绥军时，同样也是如此，他蒋中正是绝不会轻易屈服于人的。
蒋介石轻轻舒了一口气，努力平静下烦躁的心绪，转身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座椅，伸手按下了写字台上的一个按钮。
侍卫长王世和推门进来候命时，蒋介石的神色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
蒋介石向王世和查问他预定召见的戴笠、王正廷、俞大维三人是否都到了？
俞大维是浙江人，自幼聪慧，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1918年到哈佛大学读哲学，仅3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12门课全是a，并获得谢尔顿旅行奖学金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开始学习数学。
1925年，仅仅研究数学两年的俞大维的一篇数学论文，就被德国最著名的数学杂志len）刊载，同时他也成为在该杂志上发表现代数学论文的第一位中国人，几年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论文才被该杂志发表。
俞大维是29年六月回国的。
1928年，国民政府初步统一全国，就开始着手实现军队现代化。兵工总署署长陈仪去德国考察时发现了俞大维这个人才，并请俞大维回国任职。
俞大维现在军政部任参事，去年五月又受兵工总署委派去德国专门学习了军事，学习内容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和弹道学。因为学习时间短，俞大维十分刻苦，他用德文仅笔记就写了四十多本，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德国的这段学习时间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他在哈佛三年学的还多
因为俞大维能力才华十分出众，很得陈仪赏识。
一向喜欢提拔新人的陈仪，多次向蒋介石推荐俞大维。为了早日让蒋介石认同俞大维，陈仪现在不仅把兵工总署的工作尽量交给俞大维处理，每逢蒋介石召见他，他还尽力带着俞大维同往。
时间一久，蒋介石也很赏识俞大维的才干，现在每逢询问兵工事宜，蒋介石都是直接找俞大维。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此后前程一定远大。
王世和小心地回答：“报告委员长，他们三人都到了。现在何总长、陈部长、杨秘书长、宋部长、林厅长，还有刚刚从上海赶到的张市长，都在等候委员长召见。
听说何应钦、陈果夫、杨永泰、宋子文、林蔚、张群这些心腹重臣都来了，蒋介石心中不禁一热。他知道，这些人是永远会支持他的，他们是来看望慰藉他蒋中正的。
蒋介石本想先见这些人，可是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王世和，他要先见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黄埔六期学员，戴笠这个名字是进入黄埔时改的。
据说戴笠改名前，请了算命先生算命。当时那位号称神算的算命先生算他是“六阴朝阳”，杀重无制，五行缺水，名字中需带水方大利。他因此改名戴笠。
这个笠字虽然没有水字旁，可是和他的姓配在一起就是有水的，因为只有下雨天才会有农民头戴斗笠。对于“戴笠”这个名字来说则是天天在下雨。取字雨农，则是因名取字，雨中农夫之意。时刻沐浴在雨中，自然更是吉利。
那个神算也果然不凡，戴笠改名后，也果真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随着地位的不断变化，戴笠也越来越相信算命先生的话。就是取化名、笔名，也从不敢忘了“补水”。他先后用过的化名有沈沛霖、汪涛、江汉清、洪淼等名字，都是为了在五行中补足水份，而且还是一个比一个水量充沛。
红淼这个名字更是水量充沛至极，也从以霖雨补水，发展到以泛滥成危险至极的滔滔洪水来补水的极致。
正如《吕氏春秋、博志》中所云：“全则必缺，极则必反。”，戴笠终因“补水”补到极致，最终在暴雨中离世而去。
戴笠对特工工作极有天分，甚至堪称天才。调查通讯小组在他的策划组织下成绩斐然，短短时间内，有价值的情报收集量，已经超过了人员和经费都远远强于调查通讯小组的中统调查科。
蒋介石有一个习惯，他总会在自己手下成立一些工作业务交叉，甚至是重叠的机构，目的就是让它们互相监督竞争，这样做，不仅便于他更好地对部下进行控制，也会因为竞争的关系，使这些机构的工作效率更高。
成立调查通讯小组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尤其是四月，**的中央委员、中央交通局局长、负责**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的顾顺章被中统调查科在武汉抓住后，顾顺章叛变，供出了**上海临时中央的许多机密。
本来可以借这个天赐良机一举抓住**在上海的所有高级人员。可是，竟然有**的高级特工，隶属于中统调查科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在调查科卧底，以致泄露了机密，让共党高级干部全部逃亡。仅仅在事后抓住了共党书记向忠发，和指认出了蒋介石深恨的当年黄埔四凶之一、现任**上海临时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组织部秘书长恽代英。
这让蒋介石对中统调查科极为不满，也更加坚定了蒋介石再成立一个特务机构的决定。
而戴笠的工作让蒋介石很满意，蒋介石不仅现在批给戴笠大量经费，还准备逐步扩大戴笠的通讯调查小组，最终使戴笠的组织强大到足以和中统调查科竞争。
戴笠像往常一样，恭恭敬敬地开始向蒋介石汇报他掌握的，也是蒋介石近期每次招对都必须要了解的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元老们准备南下广州的情况。
在戴笠汇报期间，蒋介石一直微闭双眼，靠在椅背上默默地静听。
当听到张继、谭振两人也在上海预定了去广州的船票时，蒋介石猛然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丝让人胆寒的寒光。
戴笠虽然低眉顺眼地站在蒋介石的面前，可是蒋介石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一丝不落地看在眼中。
戴笠忙说道：“学生已经派人对这些人进行监视。只是如果发现这些人要南逃时，是否需要抓捕他们？学生有些拿不准主意，还请委员长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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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章抗战戴笠的奏对（二）
脸色不虞的蒋介石沉默了良久，才神情落寞地缓缓说道：“这些人既然心不在我蒋中正这里，抓了他们又有何用？何况这些人打又打不得、杀又杀不得，抓在手里就好似抓住了一只刺猬，搞不好就会扎伤我蒋中正的手。wWw、我抓了一个胡汉民，就惹出这么大的事端，已经让我难以招架了，再抓了这些人，还要给汪兆铭他们攻击我蒋中正的口实。”
蒋介石重重出了口长气，然后轻蔑地说道：“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要走，就由他们去吧……”
蒋介石重重出了口长气，然后轻蔑地说道：“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要走，就由他们去吧。”
蒋介石冷笑着又说：“这些人不去还好些，他们去的越多，争权夺利的事情也就越多，就让汪兆铭去烦心吧。好了，这些人你不要再管了，你谈谈两广军队的事情吧。”
在戴笠的情报中，陈济棠和桂系之间相处并不和睦，陈济棠掌握的广东政府虽然财力雄厚，他自己大肆扩充部队，从国外购买了大量武器，甚至还购买了坦克和大量飞机。可是，他却一心想要限制削弱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的实力。桂系经过这两年中央军的连番打击和**领导的右江暴动，元气大伤，好不容易攒起的一点家底都败光了。
现在为了尽快恢复桂系的元气，桂系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一点钱，又都用在从日本购买武器弹药上面，以至于发军饷都很困难。
可是，白崇禧几次跟陈济棠这位两广政府军事主管讨要军费，陈济棠都推说他也很困难，就是一分钱不给，简直就是一只不折不扣的铁公鸡。这让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以及他们手下的将领们都非常不满，以至于桂系和广州方面的部队关系很有些紧张。
这次陈济棠要桂系打头阵进攻湖南，白崇禧就借机索要30万大洋开拔费，可陈济棠仍然不给。而白崇禧也很干脆，不给钱就坚决不出兵。
得知情况的汪精卫亲自去找陈济棠，向他分说利害关系，要陈济棠以大局为重。可是陈济棠谁的面子也不给，就是一句话，没钱。
气得汪精卫“旧病复发”，以身体不适为由，再次扔下广州政府，独自跑到香港去“养病”。
本就是十分松散的广州政府，在汪精卫走后，更是群龙无首，乱成一团，跑到广州的国民党各派系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倾轧越演越烈。政治、军事均陷于瘫痪
不得已，最后还是已经被蒋介石释放的胡汉民和孙科两人，亲自到香港去把汪精卫请了回来。二人又找李宗仁和陈济棠说项，好说歹说，甚至胡汉民和孙科威胁说要和汪精卫一同出走，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