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就辞职而转任中央银行行长。而且宋子文不但自己辞职，还把财政部的中层以上干部全部带走，甚至把财政部的档案文书也全部带走。
找宋子文，不用想孙科也知道他不会替自己干。宋子文不干，那找谁呢？
孙科想来想去，想到了孔祥熙。孙科清楚，孔祥熙对于自己这位风风光光的小舅子还是很羡慕的，确切地说甚至还很嫉妒。
只不过，孙科还是太天真了，宋子文不帮他干，孔祥熙这个蒋介石的连襟也一样不会帮着他，虽然财政部长那个位子孔祥熙很喜欢。
让你借不了钱，这仅仅是一招。还有一招，叫釜底抽薪。本来你的财政收入就不够抵得上支出了，现在我连你这点财政收入再砍下去一刀。
蒋介石下台前，一下子突击改组了四个省政府，江浙赣甘四省都换上自己的亲信，湖北河南等省也早就是蒋的亲信任省主席。等孙科政府上台，这些诸侯突然胆子都大了起来，明目张胆地纷纷截留税款。
而且，一个个还都理直气壮。你不是还欠着我的军费没给吗？老子要剿匪，要赈灾，不截留税款，你能给我钱吗？
结果，孙科上台后才发现，一项项一列列的国库收入，每月到头来只有上海的税款700万元能进账。可看看要支出的，每月的军费就有1800万，政务费要400万♀缺口未免也太大了吧？
无奈之下，孙科只得把自己的一个亲信黄汉梁提拔上来代任财政部长♀黄部长确实也很卖命，拼死拼活筹到了一笔钱，多少呢？300万元，孙科看了简直要晕过去。
300万元，孙科政府维持一天都不够，还要差上几万。
对孙科政府来说，让人焦头烂额的不但是钱的问题。还有一个更要命的问题，那就是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那就是中日问题！
想当初，孙科和广东派在台下的时候，骂起蒋介石来一个比一个厉害，骂得最狠的，就是蒋介石的外交政策。比如骂蒋介石采取的是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对日政策，必将亡国亡种等等等等。
站着骂人是很爽，现在蒋介石下野，真挑上这副涤，孙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月1号，就在孙科新政府宣誓就职的当天，张学良就给孙科政府送上一份“厚礼”，东北军不战而退，放弃锦州全军退入关内，将东北大好河山彻底丢弃。
这让很想好好大干一场的孙科不由目瞪口呆，缓过劲来后，一再电令张学良不得入关，要在锦州抵抗，可张学良就是不理。
新政府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上台的，可一上来就丢了锦州，新政府却什么办法都没有。媒体首先忍不住了，上海《申报》首先开骂……÷政府成立，新外交当局曰打破国难当用外交手段≈段则如何？人民引领以望，锦州又陷落，热河又告急，手段仍不可闻，不可见……
没钱又没本事，更指挥不动那些军队和地方大佬的孙科，被逼无奈，1月4号，这位政府首脑首次接见记者谈新政府大政方针，孙科放下身段，直言：“确定大体方针，在汪、胡、蒋三常委未到京以前，政治尚少中心，故未能率尔决定。”
可三位超级大佬谁都不给孙科面子，不仅蒋介石根本不理孙科，就是推荐他上台的汪精卫和胡汉民也不肯来南京，这两人不管孙科如何千呼万唤，就是不来。似乎都要看他这位前太子的笑话。
孙科的外交政策总不能一直这么躲猫猫下去。孙院长不吭声，孙院长的外交部长忍不住了，这位部长说，本政府的外交新政策，应该对日绝交。
这话一出，顿时炸了锅。蒋介石一改之前莫谈国事的态度，在溪口第一个跳出来公开大骂这位外交部长的“对日绝交”政策，说部长先生只顾自己言语痛快，却不掂量自己的份量，不明利害，不负责任。
一个转身，刚被人痛骂对日外交不负责任的蒋介石，下了野也学着样子骂起台上的人不负责任了，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不过，惹得蒋介石痛骂的这位外交部长是谁呢？蒋介石为什么骂得这么凶呢？
要说这人还真不一般，此人叫陈友仁，是一位连中国话都说不好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一点，前无古人，恐怕以后也没来者了。
不过，可别以为这人是老外，陈友仁是标准的黄皮肤黑眼睛，陈部长祖上是客家人，陈部长自己出生在加勒比合的特立尼达，中文那是不行的，不过英文却是呱呱叫。陈友仁当年不是搞外交的，而是当律师的，在国外做律师做得风生水起，有自己的种植园，还投资石油，有自己的别墅，还定期去度假。拿现在的说法，这位陈律师绝对是一个成功人士。
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陈律师热血澎湃，就跟49年那会一样，他和很多衡华人一起回国效力，当过北洋政府的法律顾问，自己办过报，后来做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到北伐时，陈律师已经是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了，要说这资历可老得很。
不过，对这位年龄比自己差不多都要大十岁的陈老部长，老蒋可是真的很头疼。当初孙科上台，蒋介石就劝过孙科，不要让陈友仁当外交部长。老蒋之所以这么顾虑，是因为这位陈部长在当年的民国外交界，练的绝对是独门独派的绝技功夫。
陈友仁与其夫人张荔英；两人不仅相差将近30岁；而且陈友仁是有名的国民党左派；张荔英之父却是国民党右派元老张静江。陈友仁比这位岳父还要大一岁。
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多人都看过。如果要拿外交来跟武功做个比较，那么当年民国外交界最擅长的功夫，可以说是太极拳。太极拳讲究的是借力打力，说穿了，也就是以夷制夷♀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所选则的招数，应该说，以民国此时的势力，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陈友仁主张的外交政策，走得却是七伤拳的路数，威力巨大，对自己也是颇有危险。
陈友仁的外交政策，历来被认为是“革命外交”，态度强硬，对列强决不轻易低头♀样的强硬外交，陈友仁尝到过甜头。
1927年英国水兵和武汉示威民众发生冲突，陈友仁限令英国水兵24小时退出租界，并与英国外交代表据理力争，成功的以和平手段收回汉口、九江两大租界。
能在头号老牌列强大英帝国的手中虎口夺食，陈友仁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愤青，绝对是有勇有谋。但是这件事情之后，英美等国至少是明显的偏向南京的蒋介石，对武汉政府的外部环境，只有变得更加艰难。
说到底，练七伤拳，前提是自己要内功高。而要打革命外交，归根结底是要自己有实力。否则，伤敌虽重，对自己的伤害也不会小。
而这回，陈友仁打出的对日绝交口号，引来大批民众的叫好声，却也引来党内一片骂声。尤其是蒋介石一开口，国民党内倾蒋派系就好似得到了皇帝口谕一般，纷纷公开开骂。
好在这时，远在东北的宋哲武发出通电，表示坚决支持外交部对日绝交的主张。有了宋哲武这位能征善战抵抗外敌的英雄支持，不仅陈友仁信心更足，也让孙科不由大喜过望。
宋哲武认为，陈友仁的主张并非没有道理，中国人一门心思想让各国干涉，让列强强硬制裁日本，以夷制夷，原则上是对的，说到底，在此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和日本全面开战的确不妥，中国需要时间来整合内部。
可不全面开战，至少在口头上要有所表示。否则，列强会问，你说自己受了日本人欺负，可你自己对日本怎么还是眉来眼去的呢？其实，仅仅在一年之后，南京政府不少人也同样提议对日绝交，包括当时的外交部长也纷纷赞成对日绝交。比如伍朝枢就说过，“非对日绝交不能表示我国自重人格，而引起列强之注意。”可见，对日绝交并不是什么很傻很天真的愤青主张。而且陈友仁自己在政府会议上也讲得很明白，“对日绝交并非与日开战，乃一种引起国际间同情之手段而已。”
然而，同样的主张，不同的人提，效果是不一样的，而陈友仁肯定不是自己人，这就是根本的区别。所以，在蒋介石看来，陈友仁的对日绝交，根本就是胡汉民借外侮反蒋的“阴谋”。既然是“阴谋”，那就必须挫败。
可一个月前，胡汉民等广东派携党内大佬们逼迫蒋介石下台，那是何等的威势，一个月后，蒋介石已经成了下野之身，说起来一点官职都没有的蒋介石，在下野后，又凭什么扭转乾坤，去挫败胡汉民的“阴谋”呢？
外交的策略；就如武功的招数；效果有多少；还要看实力。正如张无忌的九阳神功在身；练七伤拳才不至于伤敌先伤己。
宋哲武就属于有神功护体的能人，宋哲武的通电在民间引起极大共鸣。只不过，并没有扭转国民党内的反对派的优势，这些人，包括蒋介石好像都没有看到过宋哲武的通电，把火力一致对准陈友仁和孙科，就是不提宋哲武一个字。搞得宋哲武十分没面子，本想再次发出通电，接到贾景德的劝阻电报，宋哲武只好怏怏作罢。
下野，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失败的表现。军阀混战，战败者被迫宣布下野，不问政事，这是中国的传统。然而蒋介石不一样，下野对他来说，仅仅是种以退为进的手段而已。
就拿这次下野来说，看起来广东派气势汹汹，但蒋介石看得很明白，这群人除了反蒋是共同目标外，其他方面却是相互勾心斗角，矛盾重重。
对蒋介石来说，他只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军队团体不离心，他就可以置身冲突之外，随时来收拾这个残局。因此，蒋介石在下野前，紧急处决了刚逮捕不久的第三党领袖邓演达。
道理很简单，邓演达曾经是黄埔军校教育长，在黄埔生中影响很大♀个人要是趁蒋介石下野帮助汪精卫、胡汉民拉走军队，那蒋介石下野就要弄假成真了。只要军队在手，政权丢了还能拿回来。
果然，蒋介石转身下野，交出政权，一根肉骨头丢出去，广东派很快就四分五裂。胡汉民想据西南遥控南京，和一心想当南京政府老大的孙科闹起了矛盾。而汪精卫在上夯击选出了十名汪记中央委员，这明显是汪精卫在发展势力，准备在选举政治领袖时发力，这自然又遭到胡汉民的指责。仅仅一个月，广东派就连貌合神离都做不到了，互相骂街的事情也多了起来。
国民党内三大常委，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力最强的，当然还是蒋介石，他牢牢掌握着全国最大的军事集团，又有党内部分元老支持〉力次之的，是胡汉民，他在党内的声望自然不用说了，而且他也有两广军队的支持，虽然枪杆子少了点，但毕竟也是实力派。而实力最差的，就是汪精卫了，以前支持他的军队，张发奎也好，冯玉祥、唐生智也好，都被蒋介石打成了光杆司令，他也就只能靠着一群中央委员为他摇旗呐喊。
三大常委，谁都没能力单独控制大局，要破局，必然要两人联合才能赢得党内大多数的支持。而最急于找出路，出价最低也最容易妥协的，就是汪精卫，因为他本钱最小♀一切，蒋介石看得也是明明白白。还在蒋介石下野前，双方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合作的试探。
不过，汪精卫和蒋介石唱了多年对台戏，这边骂对方是独夫民贼，那边把对方开除出党然两边就要合作，总不能啥都没说法，闷声不响就复合了。那之前的互相指责不就成了笑话了吗？重新合作，总得要找出共同点来，让大家相信，两个仇人把酒言欢，不是为了权力分配达成妥协，而是为国为民。
正好，外交部长陈友仁认为应该对日绝交，蒋介石先出头把陈友仁大骂一顿，指责陈友仁，“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析”。
汪精卫马上迅速跟上称：“我必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就是所谓的主战派，试问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不过，汪精卫讲话的关键，还在后面这句话：我看了蒋先生辞职后的一篇告国人的文字，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认为蒋先生与我同心，余愿与蒋先生精诚合作，共赴国难，挽大厦于将倾。
就这样，把对日绝交政策骂成是“国必析”的危机，那么下野的蒋介石重新出山，就不是争夺权力，而变成力挽狂澜了。而汪精卫也可以自然而然的以阻止对日绝交政策，同心抒国难为理由，完成由蒋介石的仇敌到合作伙伴的华丽转身。
17日，两个从北伐开始就相互对抗，互相视为仇敌的超级大佬在杭州相会。谈笑间，在风景旖旎的杭州西子湖畔，国民党的一场权力重组就此敲定。接下去的一切自然都是走过场而已。
只不过，让他们都没想到的是，先是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