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部分地依赖于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程度则要轻得多，特别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介乎于上述两类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因为这三个核心国家时而与挑战者文明站在一起，时而又与西方站在一边，“摇摆”于以西方为一方。以伊斯兰和中华文明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
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权力和自我伸张性的增强，它们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由于伊斯兰世界缺少一个核心国家，因而其各个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有着极大的差异。然而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反西方浪潮，其标志就是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穆斯林国家的政权从亲西方向反西方的人手中的转移，一些伊斯兰集团和西方之间的准战争，以及冷战期间一些穆斯林国家与美国之间存在过的安全纽带的削弱。造成一些特定问题上差异的，是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塑造世界的未来之时，相对于西方而言，这些文明将起什么样的作用？ 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预测，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将携起手来抵制西方的支配权。在一些地区，这一现象确已发生。然而在最近的将来，反西方的全面联盟似乎还不会形成。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它们可能在一些不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人权和经济问题，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从属于这两个文明的国家携手发展其军事能力，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火箭，以此来抗衡西方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到9O年代初，出现了以中国和北朝鲜为一方，在不同程度上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为另一方的“儒教…伊斯兰教联系”，它们在上述问题上联合起来对抗西方。
这些使西方和上述其他社会产生分歧的问题在国际日程上变得日益重要，其中有三个问题关系到西方的努力：1、通过不扩散和反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扩散政策保持其军事优势；2、施加压力要其他社会像西方一样尊重人权并实行民主制度，以此来推广西方的政治价值和体制；3、限制非西方国家移民或难民的入境人数，以保护西方社会的文化、社会和种族的完整。在所有这三个领域里，西方在反对非西方社会以保护自身利益时已经并可能继续遇到困难。
武器扩散
军事能力的扩散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当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更为富裕之时，其军事实力也变得更加强大，伊斯兰国家最终也将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俄罗斯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它也会是如此。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许多非西方国家从西方各国、俄罗斯、以色列和中国得到了先进的武器，并建立了自己的精密武器生产设施。21世纪初期，这些进程还将继续下去并可能加速。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相当一段时期之内，将唯有西方——主要是指得到英国和法国帮助的美国——具备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也只有美国具备有效地轰炸世界任何地区的空中力量。这些是决定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军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明的主要因素。在近期内，西方与非西方常规军事力量的对比将是西方占压倒优势。
发展一流的常规军事能力需要时间、努力和资金，这就强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国家寻求以其他方式来对抗西方的常规军事力量。它们认为捷径就是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已经成为或渴望成为在区域中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特别强烈地希望得到这些武器。这些武器首先可以使它们在本文明内和地区内控制其他国家，其次可以使它们具有威慑美国或其他外部国家对本文明或区域干涉的手段。如果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推迟两三年，直至伊拉克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他就很可能占领科威特，并极有可能占领沙特的油田。非西方国家从海湾战争中汲取了明显的教训。对北朝鲜的军人来说，这教训即是：“不要让美国人集结他们的军队，不要让他们动用空军，不要让他们获得主动权，不要让他们打一场伤亡极小的战争。”对一位印度高级将领来说，这个教训甚至更为明确：“不要和美国人打仗，除非你拥有核武器。”整个非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们都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教训，因为他们有一个似乎合理的推论：“如果你拥有核武器，美国就不会与你开战。”
劳伦斯·弗里德曼指出：“与通常的强势政治不同，核武器事实上加强了国际体系四分五裂的趋势。在这个体系中，以往的大国所起的作用正在减弱。”因此，对于西方来说，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所起的作用与冷战期间的作用正相反。正如美国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所指出的，核武器在当年弥补了西方与苏联相比在常规武器方面所处的劣势。它们是“平衡器”。然而，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拥有“无与匹敌的常规军事力量，我们的潜在对手则可能拥有核武器。结果被平衡的是我们自己”。
因此，俄罗斯在其防务计划中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并于1995年计划从乌克兰购买洲际导弹和轰炸机，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美国的一位武器专家评论道：“现在我们听到的正是自己在50年代指责俄国人的那些话。现在是俄国人在说‘我们需要核武器来弥补我们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劣势’。”另一个反过来的相关事例是，冷战期间美国出于威慑目的而拒绝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为了使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具有新的威慑作用，1993年俄罗斯宣布放弃前苏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与此同时，冷战后的中国在发展其有限核威慑战略时，对它于1964年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提出了疑问，并开始降调。当其他核心国家和地区强国获得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也可能效仿它们的举动，尽量扩大其武器对西方针对其常规军事行动的威慑效果。
核武器还可能更直接地威胁西方。中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可达到欧洲和北美的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北朝鲜、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在扩大其导弹的射程，在将来的某一时刻，也可能拥有直接打击西方的能力。此外，核武器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运载。军事分析家对诸如恐怖主义、零星游击战这类强度很低的战争，到有限战争、动用大规模常规武器的更大的战争，直至核战争的暴力范围作了界定。历史上，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即那些不拥有常规军事力量者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武器也成了弱者弥补常规力量劣势的手段。过去，恐怖主义者所能进行的只是有限的暴力活动，在这里杀几个人，在那里摧毁一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需具备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然而，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少数恐怖主义者将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并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恐怖主义和核武器分别是非西方的弱国手中的武器。一旦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非西方的弱国就会变得强大起来。
在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巴基斯坦，也许还有北朝鲜，拥有少量的核武器，或者至少是快速装配核武器的能力，它们还在研制或购置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更远的导弹。伊拉克曾具有不可忽视的进行化学战的能力，并为获得生物武器和核武器作过巨大的努力。伊朗制定了一个研制核武器的庞大计划，并一直在扩大其运载核武器的能力。1988年，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宣称：伊朗“必须用进攻性和防御性及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全面武装自己”。3年后，伊朗副总统在一次伊斯兰会议上说：“既然以色列继续拥有核武器，我们穆斯林就必须合作生产原子弹，而不顾联合国防止核扩散的努力。”1992年和1993年，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伊朗正在寻求获得核武器；1995年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明确地指出：“今天伊朗正在不顾一切地研制核武器。”其他穆斯林国家据说对研制核武器也有兴趣，其中包括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依照阿里·马兹瑞富有诗意的说法，“新月悬挂在蘑菇云之上”，除西方之外它还会威胁到其他国家。伊斯兰最终会“与其他两个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及政治化了的犹太教文明——一起玩核轮盘赌”。
武器扩散一直是儒教…伊斯兰教联系的最为密切和具体之处。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这些转让包括：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建造一座防备严密的秘密核反应堆，表面上它是用于研究的，但西方专家们普遍认为它具备生产钚的能力；向利比亚出售化学武器原料；向沙特阿拉伯提供CSS… 2中程导弹；向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北朝鲜提供核技术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规武器。除此之外，北朝鲜在90年代初经由伊朗向叙利亚提供了“飞毛腿C导弹”，此后又提供了这些导弹的机动发射架。
儒教…伊斯兰教军事联系的中心环节是以中国和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北朝鲜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1980—1991年，中国武器的两个主要接受国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70年代起，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发展了异常密切的军事关系。1989年，两国签署了在“购买、联合研制和开发。共同生产、技术转让以及通过双边协议向第三国出口方面进行合作”的10年谅解备忘录。1993年又签署了一个由中国为巴基斯坦购买武器提供信贷的补充协议。结果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可靠的和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几乎所有种类和用于各军种的武器”。中国还帮助巴基斯坦建造了生产喷气式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导弹的设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为巴基斯坦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据说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供浓缩用的铀，为设计导弹提供咨询，还可能允许巴基斯坦在中国的试验场上爆炸核装置。中国此后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为300公里的M－11弹道导弹，从而违背了对美国作出的承诺。作为回报，中国从巴基斯坦得到了空中加油技术和毒剌式导弹。
到9O年代，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武器联系也变得紧密起来。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中国向伊朗提供了其武器的22％，并在1989年成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中国还对伊朗公开声明的获取核武器的努力给予了积极的合作。“中国…伊朗合作协议草案”签署之后，两国于1990年正月达成了一个关于科学合作和军事技术转让的10年谅解协议。1992年9月，拉夫桑贾尼总统在伊朗核专家的陪同下访问了巴基斯坦，然后去中国签署了另一个核合作协议。1993年2月，中国同意在伊朗建设两个300兆瓦的核反应堆。在执行这些协议时，中国向伊朗提供了核技术和核情报，帮助伊朗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并向伊朗提供卡留管（calutron）浓缩装置。1995年，在美国的持续压力下、中国同意“终止”（根据美国的说法），或“中止”（根据中国的说法）出售这两个300兆瓦反应堆。中国还是伊朗导弹和导弹技术的主要供应国，包括80年代后期通过北朝鲜提供的蚕式导弹，1994－1995年提供的“几十或者几百个导弹制导系统和电脑化机械装置”。中国还许可伊朗生产中国式的地对地导弹。北朝鲜也协助援助，向伊朗运送了飞毛腿导弹，帮助伊朗发展自己的生产设施，1993年又同意向伊朗提供射程为600英里的诺冬I型导弹。作为这个三角关系的第三个边，伊朗和巴基斯坦在核领域中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巴基斯坦为伊朗培训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