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暴兵”，随便就能召到十几万人，而有了这十几万大军，对付公孙瓒和立足渤海未稳的袁绍等人，完全可以是碾压。
刘虞当时的做法，无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阀，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一味的爱惜民力，保护人口，最终就是自己成了别人眼中的肥羊，在没有自保能力的情况下，白白便宜了公孙瓒和袁绍。当时袁绍吞并了幽州和冀州之后，军队数量暴涨，一度达到四十万之巨，便是因为享受了刘虞和韩馥留给他的“人口红利”。
汉末至三国时的战乱，是全国往复循环的，老百姓就算想要逃难，都是求生无门，无路可逃。如在北方刚打完官渡之战。过不了多久南方又爆发赤壁之战，在东面有阙宣、笮融等人的叛乱，在西面有北宫伯玉和马腾、韩遂造反……那个时期，帝国的疆土，除了边远的西域之外，几乎全被卷入了战火，没有受战争破坏的地方，只能是偏远无人烟的交州和夷洲这些地方。
战乱和反抗，或许是导致汉末三国时期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但这仅仅是个果。而不是因。
在汉末，瘟疫和自然灾害才是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诱因，而军阀混战，百姓不停的造反，只是瘟疫和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之后，产生的连锁反应。
瘟疫的发生，是从西汉中期开始，历代政府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与匈奴的战争以及后来南匈奴的归附，产生于北方草原地区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断地带到了中原地区。华夏的大规模瘟疫，从西汉武帝开始就周而复始，西汉的灭亡。导火索就是山东地区因为瘟疫而激发的农民起义。而且这种瘟疫以当时的中医水平来看，基本属于毫无办法的绝症。
即使是西汉灭亡，东汉改朝换代，瘟疫也依然没有收敛。基本是每隔一二十年，就会在某个地方突然爆发。这种情况，基本贯穿了整个东汉时代。一直到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横空出世，写出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大规模瘟疫的破坏力，才从此开始得到遏制。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东汉中前期开始，华夏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后世之人提到东汉的科技成就，自然少不了要说张衡发明出来的地动仪，而地动仪这个伟大发明的产生，就是拜东汉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所赐。
仅以地震而论，东汉中后期地震发生的频繁程度，在整个华夏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比如东汉的陇西地区，在东汉和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都曾爆发大规模地震，正是因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才促成了与地震有关的发明相继涌现。
在东汉末期，还出现了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蝗灾与旱灾，比如东汉桓帝到灵帝的几十年里，北方大规模的蝗灾出现过五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么大范围的蝗灾，在日后的华夏历史上，也就是唐朝开元年间以及元朝末年的几次可以相比，堪称是“百年不遇”。
与此同时，东汉最后的五十年里，黄河有四次发生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了五次水灾。而在同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也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旱灾，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躲灾，纷纷南下到中原地区求内附，华夏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在这时期开始渐成高峰。
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国家的经济储备会在饥荒中渐被掏空。这时候的东汉帝国，已经进入了门阀政治时期，世家大族的力量，逐渐超过中央。在一些州郡，朝廷只是保留了名义上的节制权，在正常的年景，这样的情况还算和谐，但一旦国家爆发战争和自然灾害，因为中央控制的减弱，势必造成灾害破坏力加大。毕竟世家大族们都会选择囤积居奇，关门自保，中央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赈济，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也就只能选择造反。
比如刚刚结束了战争的江淮地区，朝廷任命的扬州牧王邑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呆在洛阳混日子，而江淮则被曹操、刘表和孙坚等大小势力瓜分，其间还夹杂一些占山为王的匪寇和流窜于湖泊江河之间的水贼。这些军阀只想着如何攫取，却不思恢复生产和建设，一旦瘟疫和饥荒在江淮两岸爆发，又是一副惨烈的哀鸿遍野图。
事实上，后来蔓延整个东汉帝国的黄巾起义，就和持续多年的饥荒有很大关系。黄巾军通过布施恩惠，收买人心的措施，迅速聚拢了几十万信徒。而黄巾起义的结果，是造成了北方大规模战乱。这是一个痛苦的恶性循环，人口锐减，就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而这个时候，华夏的自然天气，也进入了“反常”阶段，中原各地纷纷闹灾，比如豫州的旱灾，按照正史的记载，一次性就饿死了300多万人，数字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中央政府都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老百姓？后来董卓在关东诸侯的打击下逃离洛阳，将整个洛阳的人口全都迁到了长安，结果活着到长安的，只有区区10万人不到，其他大部分都倒毙在了路上。
刘虞从幽州回到洛阳主持朝政已有半年时间，一开始他忙着理顺朝堂上的官员职位，补充年轻的官员充任僚佐属官，把朝堂上的架子搭好。被吕布扣在安邑的官员，刘虞没打算多用，按照儿子刘和的建议，这次刘虞大量启用了从燕京大学和幽燕书馆完成了学业的士子。
朝堂上的官员还未补充结束，袁术又在寿春闹着称帝，刘虞又把精力放在对袁术的声讨和逼迫袁术周边势力讨袁上，等到袁术覆灭之后，刘虞本来打算按照儿子的建议，对大汉各州现有的人口进行一次清查，结果各地雪片一般上报来的各种灾害和混乱，让刘虞应接不暇，愁眉不展。
并州方向报告，全州大旱，河水断流，人畜连饮水都无法保证，更不谈播种耕耘。
陇西郭汜报告，湟中发生瘟疫，人畜死伤无数，大量百姓向东迁移，只恐瘟疫会传到关中乃至整个司隶。
兖州曹操报告，东郡发生地震，房屋塌陷数万间，百姓死伤数万。
荆州刘表报告，长沙发生洪灾，淹没良田数十万顷，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益州刘璋报告，南中蛮人作乱，杀官夺城，已经蔓延数郡。
江东孙坚报告，豫章、会稽境内山越为祸，侵掠汉民，屡次镇压未能奏效。
就连一向平稳的幽州，近日也向洛阳方向报告，发现蝗灾和旱灾的迹象
……
太傅府中，刘虞仰头叹息，他很想学儿子刘和那样，冲着天空做一个动作，那就是直直地竖起中指，然后大骂一句：贼老天，你到底还让大汉活不活？（未完待续。。）
第四七三章 又见人吃人
各地上报给朝廷的灾害和民乱报告，虽然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目的是为了让朝廷减免本州郡的岁赋数目，但大部分却是真实发生了的，甚至情况还在不断的恶化之中。
春夏之际，本来是播种耕耘的时节，但因为各地频频发生的旱灾、地震、蝗灾、水灾和瘟疫，再加上层出不穷的民变和动乱，导致各州开始涌现大量的流民，他们盲目地朝着可能会找到食物的地方移动，其中最集中的几个方向便是幽州、洛阳、襄阳和成都。
并州的灾民毫无例外地选择向幽州逃难，冀州勉强可以自保，暂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流民潮出现，关中和河东地区的饥民，则选择涌向洛阳，江淮地区的饥民大部分向西逃向荆州，还有一部分北上进入徐州，凉州一带受灾的百姓向南迁徙，逃往物产丰富的益州谋生……
大规模的流民潮开始在各地出现，此时却能看出曹操、刘表和孙坚等人的不同。
兖州各地虽然也遭受了程度不等的灾害，但因为曹操效仿了刘和在北方的做法，一直致力于兴修水利和屯田垦荒，所以储备了不少的粮食，兖州全境因此而保持了稳定。豫州的情况要比兖州还要糟糕，尤其是靠近江淮的一些郡县，但因为曹操目前实际控制着豫州，在流民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便从昌邑派出了大量官员前往豫州各地，一方面督促当地大户开仓救济百姓，另一方疏导流民前往兖州就食，所以在豫州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民潮。
曹操在后世虽然被人称之为乱世之枭雄，但实际上他在内政治理方面绝对是一把好手，因为有他的存在，兖州和豫州几乎不用朝廷费心，只要刘和不在这个时候南下攻打曹操，他就可以顺利地渡过难关。
刘和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对曹操下刀子，只要老曹卖力解决兖州和豫州的问题。刘和甚至愿意帮他出谋划策，提供一批幽州发明生产的新式水利和农业工具。对于打内战，刘和向来都是缺乏兴趣和热情的。
刘和的视野从来就没有局限在幽州和冀州这么一小块地方，他所追求的短期目标是大汉的复兴，而长期目标则是汉民族能够覆盖这个星球的每一个板块，不仅五胡乱华的惨剧不会发生，而且还要让汉民族成为整个星球的主宰。
荆州的情况喜忧参半。刘表控制的地盘实在太大。整个荆州涵盖了后世的河南南部、湖北、湖南全部、重庆、安徽、贵州、江西、广东和广西的一部分。这么大的疆域，不可能处处风调雨顺。也不可能同时遭受灾害，刘表所能做的就是把粮食往守在的地方运，把受灾之后无家可归的流民往没有遭灾的地方安置。对于从江淮地区逃难过来的百姓，刘表的态度是来多少接收多少，并不在通往荆州的路口和渡口上设置节截流的关隘。
江东地区此时还不像后世国家开放之后那般繁华富庶，尤其是粮食产量还没有提高上来，江南和江东因为地质构造的原因，在汉代时这里的土地都是含铁和酸较多的红土，真正用来耕作的良田其实并不多。汉代时人口密集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以北。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地域的水量充足，土地适合耕种。
孙坚父子如今虽然控制着长江下游以南的地盘，搞掉袁术之后还把触角伸到了江淮地区，但袁术留给他们的可不是一块金钵盂，而是一个巨大的包袱。江东本来就是世家豪族林立的地方，孙坚父子虽然控制了这里，但因为立足时间不长。所以对这些豪门士族也是投鼠忌器，不敢像刘和在北方那样毫无顾忌地动刀子。
世家大族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在他们的坞堡当中储藏着足够家族中人吃上好几年的粮食，灾害降临的时候，他们依托坞堡而自守，坐视没有粮食吃的堡外饥民一群又一群地经过。然后变成迁徙道路中随处可见的饿殍。
孙坚父子打仗绝对都是好手，但在治理内政方面那就显得经验欠缺，面对各郡层出不穷的灾害，还有不时出来捣乱的山越人，父子两个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幸好江东多才俊，孙坚父子虽然内政不行，但他们的阵营里面内政高手却是挤了一堆。张昭、张紘、吴景、朱治、虞翻、诸葛瑾、薛综……另外还要加上一个最近才投效过来的鲁肃。如此众多的内政高手，帮着孙坚父子解决江东的问题，不过是小菜一碟。
首席谋士张昭向孙坚提议，可以向江东豪门士族借粮，条件是从这些士卒家族当中选拔一批品行学问上佳的子弟到各地为官。说白了，这等于是变相的卖官鬻爵，只不过交易的等价物从金钱变成了粮食。张昭还指出，这么做还可以笼络住江东士族豪门的心，把这些世家牢牢地绑在孙氏战车上面。
孙坚的内心虽然不想向世家豪族低头，但形势危急也就顾不得那么多，先把境内的流民问题妥善解决了才是当务之急。
谋士张紘向孙坚建议向南方扩展地盘，把流民向靠近交州的地方转移，这样不仅可以解决眼目时下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也为今后控制交州进行了铺垫。
孙坚虚心采纳众谋士的意见，一方面用官位来向当地豪族换取粮食救济饥民，另一方面又派出军队和水师护送流民向南开拓，解决江东吃粮的压力。在这双管之下，江东的流民问题得以缓解，孙坚父子于是安心呆在江东积蓄力量，静待时局发生新的变化。
远在益州的刘璋，属于坐享其成的典范，四川盆地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适合耕种和蚕桑，加之群山阻隔，所以瘟疫霍乱等病毒不易从外面传播进来，刘璋只需派两员大将分别在汉中和上江上游守住入川的门户，便可以据敌于外，安心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
上面提到的几处地方，因为主政者的能力或是地利因素，百姓尚可活命，其他地方的百姓，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关中地区这些年经过连番大战，原本繁华富足的三秦大地满目疮痍，一场罕见的旱灾将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