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肖志华能写信劝说，吾也当回信说明才是。”袁世凯强打精神笑道：“皙子，就得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杨度点了点头，说道：“度亦早想会会这位名人，只是不知袁公之心意。”
“待我细细考虑考虑。”袁世凯伸手抚额，显得很是疲倦，众人立刻知趣地告退而出。
停战谈和被拒绝，真是因为措词不当，还是革命党根本没把袁某和北洋军放在眼里？真象肖志华信中所讲，要打得北洋军无条件投降？众人走后，袁世凯陷入了沉思。还有满清亲贵组成的宗社党，全力阻止他上位，也是一个障碍。由于肖志华的信中揭穿了袁世凯的计划和内幕交易，使得袁世凯心思烦乱，久久没有捋清头绪。
但袁世凯还存在着一个侥幸，北洋军虽有小挫，但实力犹存，而且他还有一个后招，那就是驻奉天的新军第二十镇。该镇原是从北洋六镇中各抽出一部分混合编成的，很多军官仍然是北洋派的老底子，袁世凯已派出人前往联络，如果成功，也是一支可恃的力量。还有东北巡防营等武装，也是袁世凯拉拢的对象。如果这些武装若能入关参战，或者南下卡住山海关，这对清廷便是极大的威胁，对己方的力量也是一种明显的增强。
然而东北的局势现在如何呢？第二十镇是否象袁世凯所想的那样容易拉拢？复兴会难道没有派人在东北活动？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别人或许把东北当作满州，甚至孙中山也曾给满清亲贵写过信，建议他们敦促清廷让国，举族返东北，自立帝国。但肖志华却一直关注着这块遍地是宝的黑土，因为东北形势最为复杂，日、俄势力最大，最是难以处理。所以，他一直让东北革命党隐而不发，暗中发展，等待最佳的时机。袁世凯将东北新军作为筹码，复兴会又何尝不想利用东北一举击垮清廷退回关外，建立割据政权继续顽抗的信心。
东北三省虽然是满族的发祥地，但真正为满清死抗到底的旗人却并多。即便放眼全国内地各省，由满族军官统帅的驻防旗兵，除了西安、南京等少数几处发生战斗外，大都与革命军达成协议，放下武器。这虽然也有革命军不乱杀戮的纪律和宣传，也跟满清的腐朽末落不无关系。
对于上层王公贵族来说，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满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京城破后全家战死或自尽，逃出北京城的，也大多被八国联军列入祸首名单，由慈禧太后下令杀害或流放、充军。虽然这些王公贵族大多是出于愚昧排外或宫廷政治斗争而支持义和团，但慈禧太后照着洋人开出的名单一一惩处的做法，无疑极大损害了清朝统治的威信。个别被通缉的王公怀恨在心，隐居起来，革命时也参加了推翻清朝的运动。例如，端王载漪躲在宁夏定远营，就准备联合哥老会攻城。由此就可以看出，经历庚子国变之后的满族上层王公贵族，真正死忠于清朝的人已经很少了。
对于普通满族民众来说，特别是满族聚居的东北和北京，在短短十年内遭受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占东北全境和日俄战争的四次浩劫，前三次清政府都以混乱的组织抵抗开始，以屈膝投降告终，甚至惩办参加抗击侵略的满族官兵，最后一次连抵抗的姿态也不去做了，这不得不让满族民众思考，一个完全不能保护家乡的政权，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此外，清朝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对于满族人民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起对汉族人民更加严重。清朝的灭亡，对满族中下层民众来说，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看，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政治和法律上，清末新政已经废除了旗人的特权。在经济上看，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钱粮，相当于后世的低保，这在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生活日益窘迫。
复兴会先期发表了“驱除鞑虏”的纲领，但随后便在刊物上作了解释，要反对的是清朝的腐败的贵族统治者，而非满族整个民族。而且，对于吸收同情支持革命的满、蒙会员，也是相当积极，并没有歧视和关上大门。这些措施逐渐引起满、蒙族中接触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对清廷日趋绝望，终于走上革命道路。
水滴石穿，复兴会慢慢积累的成果现在终于有了爆发的能量。
满族青年张榕在日俄开战后，到兴京厅（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和吉林海龙一带组织自卫军，保卫家乡，武装抗击日俄，并以“东北三省保卫公所”名义发表宣言：“国土存亡，端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后被清廷逮捕入狱。1908年，张榕出狱，逃亡日本，参加了复兴会，和黄兴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复兴会举事之前，派其潜赴东北。张榕与革命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各界参加的人很多。他们的宗旨是：“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推举张榕为会长，柳大年等为副会长，密谋武装起义。他们派人到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地，秘密运动军警，组织民军，参加民军的有一万多人，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革命势头。
而吴禄贞以延吉边务督办的身分，在与日本人交涉间岛问题时，深感边防兵力不足，也为了革命所需，借助于复兴会的财力支持，不仅在当地组织了大批民军，还招揽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军事实力也相当可观。
第二卷 大潮 第八十四章 间岛问题
更新时间：2010…9…5 21：37：09 本章字数：3692
说起间岛交涉和这支民间武装的历史，还要上推到几年前的时候。
清初，蜿蜒起伏的长白山地区，被清朝的皇亲国戚们视为“龙兴之地”，广阔的图们江北岸由于禁山围场，一度曾经渺无人烟。1896年起，图们江南岸的朝鲜钟城一带经历了罕见的年馑，大批灾民纷纷渡江越界谋生。清政府虽加以阻挠，但终因“天高皇帝远”，只好任由韩民在延边居住。到了光绪初年，清廷迫于这一既成事实，废除禁山围场的旧制，一实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在延吉设厅节制，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冈、珲春等处设立垦局，招募中朝两国人民开荒垦种，一每年收缴一定的租银。
然而，越垦谋生的韩民并不十分“安分”。1881年，韩民于图们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条水沟，使江水分出，这样就出现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夹江”滩地，1903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致函清朝垦局，指夹江滩地为“间岛”，从此才有了“间岛”的称谓。
1905年，日俄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特权。同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朝鲜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图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岛扩展到了图们江南的东亚大陆，与我国隔江相望。进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我国东北。
1906春，伊藤博文作为日本天皇任命的第一任朝鲜统监，欲将其魔爪伸到中国的延边地区。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他的手下斋藤带领一伙人或假装成到中国东北旅行的游客，或扮成商人，潜入延边地区。他们先是偷偷地渡过图们江，进入我国境内光霁峪前的夹江滩地，而后又转到延边的局子街（今延吉市）、老头沟、头道沟等地窥探虚实。
经过数月的侦察，斋藤回到朝鲜，把搜集到的情报向伊藤博文作了秉报。伊藤对那块夹江滩地很感兴趣，尽管它在斋藤勾画的草图上不过占了指甲大小的位置。斋藤对他说，这里就是当地的韩民所称的“间岛”，是应该处于我们的“保护”之下的……伊藤却在草图上大大地画了一个圈——这家伙的野心可真不小，我国吉林省的延吉、汪清、和龙及珲春等县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间岛”，下一步只是考虑如何把它变成“第二个朝鲜”的问题了。他对斋藤说：“间岛”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是统统需要我们加以“保护”的。一个所谓“间岛”问题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1907年7月30日，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签订了瞒天过海的《日俄协约》，同日还签订了旨在瓜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俄密约》。伊藤博文认为条件成熟，立即于8月18日急电斋藤季治郎，命其于19日由会宁出发，率领日本宪兵进入我国延边。同一天，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送达的照会：“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令，间岛为中国领土，抑或为朝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会，顿时惊慌失措。还没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面的斋藤季治郎已经率领大批武装宪警，强渡图们江，进入了我国延边数十里地区，并在龙井村内天宝矿主程光第的大院挂出了“统监府临时何岛派出所”的牌子。
斋藤季治郎在延边地区划定了会宁间岛、钟城间岛、茂山间岛等五区，又在局子街、头道沟等要地设宪兵分遣所14个，所辖区域达千余平方公里，分土设官，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
清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复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严正声明所谓“间岛”问题纯系子虚乌有，该地是中国领土无可非议，但日方对要求其撤出的复照却置若周闻。由于当时清军在延边的守备薄弱，以武力强行驱逐已无可能，于是这个外国的政权机构公然出现在中国的领土上，成了国际震惊、国人汗颜的一个奇特事物。
1907年夏季，年轻干练的吴禄贞奉命到吉林边境地区调查界务（直到今天，那场斗争的胜利还同这位官吏的名字联在一起，载入史册，永志民心）。吴禄贞带领两名助手和六名侧绘员“冒暑就道，跋涉山水，穷极边塞”，备尝艰辛。他们取道敦化县到延吉，赴珲春，沿图们江北岸东进登长白山，对边界进行实地测量，绘制地图。这是历史上中国对延吉境内的第一次全面踏查，历时七十三天，行程两千多里，凡是与中朝界务有关的地段，都逐段地进行了精密的测量，获得了大量的边界勘侧数据和资料。
根据这些珍贵资料，制成了有史以来最为详实准确的《延吉边务专图》即（“延吉厅专图”）。这张地图和1908年4月写成的《调查延边边务报告书》，以及其他历史文献，在清政府对日交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是，最使吴禄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边防兵力。当时延吉只有吉强军数营，而在他身边的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务处处吃紧，一旦发生不测，边防形势便岌岌可危。为了有效地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吴禄贞首先派兵对龙峪衙门进行保护，并训令当地长官不得离开任所，照常处理事务；同时在延吉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揭露斋藤一伙的侵略行径，安抚当地百姓。又组织民军，并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军的继续侵入；又调派人力维持治安，以防止出现突发事件给日本入侵造成借口。
斋藤本以为用偷袭的手段侵占延边功在必得，不料却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制，因此也就不敢进一步贸然行动，继续扩大“战果”的计划也泡了汤。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这时的吴禄贞并不轻松，他知道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断上书清政府，激陈日军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严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腐败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务交涉，使冲突加剧。因此，吴禄贞得到的答复只是“稳慎和平”、‘镇静维持杯的谕旨。
正当吴禄贞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在不久前到长白山下的夹皮沟一带调查边务时，他曾经遇到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足有二三千人。
夹皮沟地处吉林省桦甸县东南，自清咸丰末年（1854）起，被称为‘韩边外”的祖孙三代人即冒犯清廷的例禁，在这里率众淘金垦荒，组织武装，且势力渐大，“局红管亮”（人多枪好）。由于金矿地处偏远，官兵无力进剿，当地政府只好采用安抚的办法，给当时的首领韩宪宗委以官职，后又授予宪宗之孙韩登举守备之职，不久又升为都司。但韩登举虽然接受了官职，却不受清政府节制，仍然啸聚山林，独占一方。这支武装，也成了日本人的一块心病，因他们大多是猎户出身，枪法准确，真要动起武来，也不一定讨到便宜。为此，日本人多次潜入夹皮沟一带，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韩登举屈服，却遭到了韩的断然拒绝．
1907年8月底，吴禄贞揣着一位绿林朋友的引见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