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抚收复金陵之大功被自己人破坏的两江总督吴可，咸丰帝不得不捏着鼻子又是封赏又是进爵，让吴大总督安心待在两江总督任上，同时顺带奖赏此次金陵包围战的有功之臣。
总之，金陵大战历经三个来月，最后以清军撤军结束。
除了江南大营主帅和春不爽之外，两江清军上下却并没出现士气低落的迹象，反而个个精神抖擞振奋异常，特别是当朝廷和内部的奖赏发下来之后，各大兵营更是欢声雷动气氛高涨之极。
一场蓄谋已久的大战就这么草草结束，要说吴可甘心才叫见鬼，不过事已至此再多计较也没啥意义，带着手下将校怒骂了两天之后，回过身来他便主动进入战后烦琐的善后事宜之中。
收拢伤亡，清点损失，善功罚过，治疗伤患，从新布置防务等等等等一西类事务简直烦不胜烦。
等到这些战后烦琐事务全部走上正轨之时，时间已经到了咸丰九年秋末。
战后的总结也出来了，这一次金陵围攻战持续三个来月，总共动员两江清军十五万余人，加上江南大营出动的人马和淮南当地的团练武装，人数妥妥的超过二十万之巨。
从战斗发动初始，清军各部便一直处于攻击态势，一路势如破竹收复大量失地，将战火一直延续到金陵城下。
战后虽然清军主动撤军，但金陵太平军的势力范围也被大大压缩。
庐州方面清军虽然撤得干净，之前失地太平军全部收复，可是浦口以及之后的防御阵地全被破坏，太平军想要恢复需要一段不短时间。
苏北清军更是几乎将八卦洲以北地区太平军势力清剿干净，只要时机合适随时都能再次杀奔八卦洲威胁金陵安全。
常州和扬州方向收获也不小，清军连绵数百里一路横推而过，一路上的太平军势力不是被拔就是手到重创。虽然吴大总督考虑要设置缓冲区主动撤军，但太平军想要恢复之前的态势可不容易。
此战单单两江清军便伤亡达到近三万之巨，直接战死的不超过五千，重伤致残或者已不在适合于兵营讨生活的足有三千出头，余下轻患伤者超过两万，幸好这些人伤愈之后还能重回兵营。
之后便是两江总督衙门的钱粮消耗情况，吴大总督通过各种手段筹集的超过两百万两银子全部消耗一空，战前丰富的粮食储备也耗去大半，想要恢复过来恐怕短时间内没可能了。
不仅如此，眼下战死者的抚恤，受伤致残着的后续安排和伤药消耗所费，怎么算都是一笔天文数字的银钱，此时还不知道到哪去筹集呢。
当然了，两江清军也不是一味的损耗，缴获来的物资银钱也不在少数。
可惜的是太平军实行的是公库制度，大部分钱财物资都被储存在金陵城中一个个公库当中，除了缴获的大批冷兵器物资之外，得到的与损耗的相差实在太大。
怎么说两江总督衙门都有义务帮助战乱地区恢复生产和秩序，不像太平军那般除了某些重要地区之外，其它地方随时都可以舍弃拍拍屁股放手不管。
这还只是两江总督衙门的损耗，苏北清军的军费自筹了一部分，钱粮折合成银子大概也有三四十万两之巨。更不要说庐州清军几乎没要两江总督衙门一分一毫，都是安徽巡抚衙门提供军费支出，尽管安徽清军出兵数量不大没过两万，但架不住安徽清军手头火器比例太大，一战下来损耗的钱粮折合成银子更是达到一百五十万两之巨。
吴可又不是傻子，不可能所有损失全部自己扛，朝廷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不是？
将两江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在此战中的损耗列出一个清单，倒也没有搞什么小把戏，一股脑全部上报朝廷哭一哭穷。
果然，这事在朝堂之上又引起好一番轩然大波。
要说此时正是多事之秋，今年下半年大清同时爆发三次大规模战事，天津大沽口之战开始得快结束得也很快，除了炮弹火药损失之外几乎再无其它损耗。
可是为了建设大沽口炮台还有之后的防御工事，朝廷花费的银钱数量可一点都不在少数，用花钱如流水来形容都一点不为过。
再有两江之地爆发的金陵围攻战还有太平军石达开部肆虐湖南三个来月，期间所损耗的钱粮就不是小数目了。
尽管两江战事和湖南战事军费一部分自筹，但需要朝廷支援的银钱依旧很庞大。
银钱的事情还好办，不管如何挤一挤总是能挤出一些东西来的。
最让朝廷烦恼的，还是金陵围攻战最激烈之前，吴可上的那封奏折。
奏折里也没说什么，只是提醒朝廷不要被大沽口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洋人那么点损失根本不算什么，要防备他们卷土重来云云。
为了防止朝廷应不进劝告，在奏折之中他还特意提到一场战争，一场在国外发生的战争以作鉴证。
他用来做为例证的是6月发生在意大利的索尔费里诺战役。
此战，法国拿破仑三世率领的法国军队和意大利维克多·埃马钮埃尔（victoremmanuel）二世率领的撒丁军队组成了佛朗哥—撒丁联军与奥地利帝国开战，并在战斗中最终获胜。
弗兰西斯·约瑟夫（francisjoseph）皇帝率领的奥地利军队战败。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场由各国君主亲自指挥作战的重大战役，超过20万名士兵（约10万名奥地利士兵和总计11。86万人的法国士兵和皮埃蒙特—撒丁联军士兵）参加了这一重要战役。
而在这次战役之后，奥地利皇帝便不再直接指挥军队了。
最重要的是，这场只持续了15小时的战争，造成恐怖的5。5万人阵亡……
第449章当务之急
至于吴可是怎么知道远在欧洲的这场战争的，他之前一直都有搜集洋文报纸的习惯，他之所以知道就是因为从一份法文报纸上了解的情况。
与奏折一起送到朝廷的，还有这份报道这场惨烈战斗的法文报纸。
之所以如此费劲心机，就是为了让朝廷明白，大沽口损失的那点人手和军舰，对于列强而言真的不算什么。
果然，朝堂上原本弥漫着的那股骄横自大的情绪，被他兜头一桶冷水浇个透心良，在朝堂上引起好一番波折。
当然，天朝上国的骄傲已经深刻国人骨子里头，吴可一封奏折警醒朝堂的同时，自然也免不了受些非议。
有朝臣认为吴大总督不安好心，堂堂大清雄兵百万，难道还怕了区区洋夷不成，吴大总督此举未免有涨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之嫌。
这还算客气的，有那与吴可不对付的朝臣，更是直言吴大总督居心不良，一心夸大洋夷战力不知所图为何。
而且还举例说明吴大总督与洋人关系很好，手下核心将士更是大半装备了从洋人那采购而来的火器。如今又这么大肆鼓吹洋人的玩意厉害，也不知道吴大总督到底想干什么，？
有贬的自然少不了褒的，刚刚在大沽口狠狠出了把风头的桂良，就很干脆的替吴可说了好话。
他表示洋人火器确实犀利，之前的天津之战和不久前的大沽口战役都很明显。
不是他想涨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而是事实确实如此。大沽口战役别看胜得轻松，可那是拜自己这方准备充分洋人又太过骄傲自满所致。
要不是洋人战舰自寻死路成了活靶子，大沽口炮台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真不好说。不可否认的是洋人的火炮确实犀利，起码比自家生产的实心弹铜炮要强大得多，真要对轰的话胜负实在难料。
这时吏部尚书花沙纳也跟着出例力挺吴可，他表示吴大总督只是想提醒朝廷不可大意而已。
洋夷之间情趣一场维持不足一天的战斗，直接战死者竟高达五万之巨，这说明什么？
说明洋人的武器杀伤力实在不小，而且洋人的军队数量也不在少数。大沽口之战明确的杀敌数量不足两千，相比洋人军队的真实数字而言，可能根本算不得什么，咱们确实要小心防备洋人的报复。
总之，因为吴可的一封奏折，朝堂上着实折腾了好一段时间。
最后还是咸丰帝插手才阻止了这样无意义的讨论继续下去，虽然不爽吴可这种泼冷水的举动，但咸丰帝更担心洋人的报复行动。
既然吴可对于涉洋事务如此了解，那就一事不烦二主给个防备条目吧。
因此，吴可很快接到咸丰帝征询意见的旨意，他自然也不客气，洋洋洒洒的回了一封字数几达近万的‘丰满’折子。
他的意思很简单，洋人都是喂不饱的白眼儿狼，在没彻底将他们打痛之前，都得小心防备洋人的反扑。
至于具体如何防备，不外乎加强自身防备力量削弱洋人的有生力量而已。
上海这边他自会想办法给洋人找麻烦，广东那头他鞭长莫及就得朝廷自己想主意了。就算不能给洋人制造麻烦，也必须了解洋人军队的一举一动，但凡有所异常立刻上报让朝廷做到心中有数。
大清的海岸线实在太长，想要完全防住根本就没可能。
不说洋人有了之前的教训，再次杀来之时大沽口炮台还能不能占得了便宜。
就算大沽口炮台依旧彪焊，整得洋人水军不敢直视，洋人依旧可以在天津上下游的山东和辽东地区登陆，朝廷根本防不胜防。
他的这套说辞把朝堂大佬们给吓住了，仔细想想确实有这样的可能。
从咸丰帝之后的举动当中，便可明白为了京畿安全朝廷到底有多谨慎了。
咸丰帝一道圣旨下去，立即将正在河南剿匪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招了回去，作为京畿地区做高防御指挥官人选。
吴可听到消息之后却是很不以为然，幸好此时窜入河南的蔫匪已被清剿大半，余下见势不妙又逃回了混乱的山东，僧格林沁的突然撤走对局势倒没有多大影响。
僧格林沁到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资历也亮眼得很。
这位蒙古郡王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生于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博尔济吉特氏四等台吉（贵族）之家，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马巴图哈萨尔的第26世谪孙。他的父亲布和德力格尔是科左后旗扎萨克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简称“索王”）的远方族弟。
僧格林沁的家庭人口多，虽为贵族世家生活却显得拮据。他和孪生哥哥9岁时便手执羊鞭为家里放羊，让父亲腾出时间种田。贫寒的家境，使他从小过着平民生活。
也就是他对平民生活的体验，是将来成为一名将军，而有别于从小享受荣华富贵的贵族子弟的一个重要因素。身为索王的远方侄儿僧格林沁从小聪慧，顽皮好动。7岁那年不小心掉入井里而安然无恙，可谓造化大矣。12岁时父亲送他到昌图（今辽宁昌图县）城的“文昌宫书院”读书。
僧格林沁家族世代与清皇室有联姻关系。索王是嘉庆皇帝的额驸。娶的是嘉庆的三女儿庄敬和硕公主。索王无子，膝下只有两个女儿，为承袭王位，选嗣成了王府引人关注的大事。
僧格林沁15岁时，索王的爱妾韩氏、管旗章京、皇太后的老太监，一致举荐他入围选嗣，但未奏效。
道光五年（1825年），科左后旗第九代扎萨克索王病故，选嗣成了当务之急。一天道光帝向皇太后请安后，太后对道光说：“为索王选嗣是为你选外甥，入选面要宽，才能选出好人才。”
随后将科尔沁选嗣入围增加至16人。选嗣在勤政殿举行，道光亲坐殿堂，对候选人一一目测问话。僧格林沁是最后一位，皇帝看到他虽年纪小，但仪表不凡，用汉语回答问话：“15岁，属羊，读过三年多古书。”道光当场拍板将他定为索王嗣子。
这样，僧格林沁便承袭了科左后旗第十代扎萨克多罗郡王，与道光皇帝形成甥舅关系。
僧格林沁步入政坛后，备受朝廷的重用。进京后，道光赏顶戴三眼花翎、御前行走。九年（1829年）又赏穿黄马褂，管理兵器和八骑兵营。
在以后的20多年里，这位蒙古郡王先后任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内卫大臣、镶红旗蒙古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正黄旗满洲都统、正蓝旗满洲都统、镶黄旗蒙古都统、镶黄旗领侍内卫大臣等重要军政职务。道光驾崩时（1850年），受命为顾命大臣。
而至咸丰元年（1851年），僧格林沁任御前大臣，三年，受命任督办京城巡防兼参赞大臣。四年，僧格林沁受命统领满洲八旗两翼及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蒙古骑兵，并为主帅打败太平天国北伐军。
五年，咸丰加封他为博多勒噶台亲王，赏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颁诏亲王世袭罔替。
这样的资历不要太亮眼，这厮可以说得上咸丰朝武将位上的头把交椅。
可问题是这位亲王手下多是八旗和蒙古骑兵，善于野战而不利于防御作战。
当年的蒙古铁骑纵横欧亚，除了娴熟的骑射本事之外，让人琢磨不透的高机动力也是其纵横无敌的法宝之一。
骑兵在冷兵器时代为何能成陆战之王，靠的就是一个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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