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残酷教训，执掌大清权柄的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痛定思痛，意欲图强。
在此之前，一些大清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朝廷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以英法俄美等国为首的列强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
但是在大清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朝廷统治的危机感。
曾，李，左诸人都在围剿太平天国过程中屡建功勋，他们在借助外国列强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
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
吴可不是传统士大夫出身，作为穿越人事更加清楚满清的落后跟愚昧。
他天然就是洋务改革派中的一员，但他并不会整天嚷嚷得天下人都知晓，而是十分低调的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琼崖铁矿的开发就是最好证明。
他的历史知识虽然很挫，却也知道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好处，还什么都没做呢就嚷嚷得天下人皆知，除了吸引眼球和拉仇恨之外还能有什么作用？
朝廷此时的封建顽固势力极其强大，可以说整个朝廷都十分抗拒任何变革举动。以恭亲王等人为首洋务派还没开始动作呢，便吸引了大部分传统保守势力的敌视目光，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其实大清统治者遭已意识到搞“洋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过能让他们下决心改革的并非两次鸦，片战争中咄咄逼人的洋人，而是正试图改朝换代的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自军兴起，长期从他们的“洋兄弟”手中高价购入洋枪洋炮。早在1854年太平军名将罗大纲驻湖口时，“身边即有洋鬼子四人”。
1862年4月，上海一间洋行一月内就卖给太平军洋枪3046支、洋炮795门、火药10947磅、炮盖450万个。同年忠王李秀成帐下已有“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作战时“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
时人评论，“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
面对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朝廷还能无动于衷。可面对太平天国的西洋火器，一干朝堂大佬们就坐不住了。
曾国藩上折奏报，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李鸿章为曾国藩代拟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同时，他还在《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中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
是时，在北京朝堂方面，御史魏睦庭也呈上一份著名的奏折：“谓火器为军营决胜之技，近年以西洋为最精。西洋以商贩为立国之本，英、法现皆愿助剿平乱，使洋货益为畅流……中国不少奇才异能之士，果实力讲求，则船炮军械，大可胜于西洋。”
在此风靡全国的改革共识下，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奕、文祥等人的行事、兼采二十年前耆英、叶名琛羁縻抚夷的外交政策，以及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国防意见两者之长：“夷之专於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
二十年前还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此时已形成名为“洋务”和“自强”的跃进式变革。
第625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十三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
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
在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到大清的洋务运动开始萌芽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最终完成，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整体化和近代化，讲究统一的世界市场，分散、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纳入整体中。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专制，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洋务运动试图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中国比较被动的卷入。当时中国没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的洋务运动萌芽与世界大势是分不开的。
吴可也知道洋务运动势在必行，但问题是恭亲王你们是不是太过高调了点？
当他将这个问题抛出来后，恭亲王显得很不以为意，表示象搞洋务这样的大事，怎么能不在事先做好宣传工作？
吴可郁闷抚额，表示要搞洋务得看实际行动，拿出切切实实的成绩出来说话，光好口号是没用的，要是洋务还没搞便引人敌视就不好了。
他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在京城待了这么些天，早就听到一些不利于恭亲王和洋务派们的传言，只是他吴大总督隐藏得深低调行事起了作用，没被划拨到这皮‘数典忘祖’的洋务派中。
恭亲王听了这话脸上有些不好看，目前他在鼓吹大搞洋务时，确实遇到朝中一干顽固派的大力阻扰。
而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宋晋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
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
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而手握最终决定权的两宫太后明白，在此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大清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强悍实力并得到外国列强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因此洋务派在此时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可是这种优势实在很不保险。
吴可就毫不客气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把洋务运动的希望寄托在深宫大院里的两位寡妇之手，是不是太过草率和不保险了点？
当然，这话他提醒得十分委婉，毕竟恭亲王与两宫太后是叔嫂关系嘛。
恭亲王对此只能含糊以对，正如吴可刚才所言那般，有些东西必须亲自试过才知晓好或者不好，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
接下来，两人又探讨了一番国内局势，吴可认为太平军气数已尽，在湘军不遗余力的疯狂打击下，估计一两年之内金陵之战就会出现结果。
恭亲王却没吴可那般乐观，他认为太平军实力还在，拥兵数十万不是说灭就能灭掉的，更何况金陵经过太平军十年修缮城高墙深，不是说破就能破的。
更让人担心的是，石达开部太平军肆虐西南诸省，将四川搅得天翻地覆不得安宁，朝廷又断了一处粮草供应来源，时间一久估计太平军还没事清军便坚持不下去了，为此他还特意向吴可请求，希望两广能放开了支援内地平叛大业。
吴可除了‘呵呵’以对还能说啥，要他主动支援两江和湖广作战的湘军，想都别想这样的好事。他也没隐瞒什么直言湘先断两广财路，要两广支援内地战局不是不行，首先得湘军做出表率才成。
恭亲王无话可说，他也知道两将矛盾重重，无论是曾藩还是吴可都不是好相与之辈，要他们向对方低头简直难如登天。
一个巴掌拍不响，想要将这事推行下去光靠吴可一人可不行，还得争取湘军主帅曾国藩的遗愿，不过吴可对此却不抱太大希望。
别看曾国藩名头响亮，是朝廷眼下一等一忌惮之辈，可是他只是湘军的精神领袖，并不能掌握湘军全部战力，除了最为心腹的一小拨人马，大部分湘军都掌握在各自将领手中，听不听曾国藩的命令全看将领心意。
不像乡勇队只有吴可一个声音，虽然此时也形成了好几个军中派系，但还是牢牢团结在吴可身边，战斗力和凝聚力也不是湘军能比的。
他可不相信湘军那帮混球在尝到了大设厘关税卡的甜头后，会因为曾国藩的‘主动退让’而心甘情愿的放弃这样的大好处，想都不用想。
恭亲王显然也明白湘军内部的情况，所以之后没再说这样的‘傻’话，把话题转到了河南还有陕西一带的乱象上头。
此时的大清真可以说得上四处漏风，到底都是乱子战乱频频，自从张亮基离开河南巡抚任上，吴可与左宗棠两大得力臂助跟着跑到淮北赴任之后，可以说河南就没安宁过。
也就是乡勇队主力囤驻淮北那几年，时不时的出手帮衬一二，河南的局面才没有继续恶化，可是后任河南巡抚都不是吴可等人一系，明里暗里没少下拌子出阴招，吴可等人真心没功夫搭理后来关系也就彻底冷了。
没了乡勇队主力相帮，分散在豫南乡勇队出身地方清军也跟着阳奉阴违，整个河南中部和北部乐子可就大了，之前一直被堵在山东的捻军主力脱笼而出，犹如脱缰的野马四处撒欢搞得整个河南鸡犬不宁热闹非凡。
这样的热闹却是朝廷极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可惜捻军实在太过猖狂，数量又多到让朝廷头疼万分，不是说剿灭就能剿灭干净的。
还有陕西甘肃一带的回民，最近一段时间也是不停折腾，地方清军全力围剿效果却是差劲得很，因为当地清军主力早已出境参与围攻太平军的战斗去也，实在没有实力也没精力应付烽火连天的乱象。
总之在恭亲王口中，大清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危险关头，变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不变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得，绕来绕去又绕到了搞洋务的路子上头……
和恭亲王一番闲谈，让吴可知道了不少没注意或者太过偏僻的消息，也算是收获不小，两人一番长谈说了近四个时辰，最后在王府吃了顿丰盛大餐吴可便告辞离开，临行前受邀日子多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走走。
吴可欣然应允，他对于这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衙门还是非常好奇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是晚清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
初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咸丰十年（1860）朝廷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次年1月，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
经咸丰帝批准，于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成立。
总理衙门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
初设时，奕訢、桂良、文祥3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10人）、额外章京（满汉各8人）。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举凡外交及与外国有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无不归该衙门管辖，成为朝廷的重要决策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拥有如此广泛的权力，涉及到外洋事务都需总理衙门报备出面，以两广与外洋频繁联系往来的现状，更是少不得与总理衙门打交道的机会，在其初建时好好认认门混个脸熟极有必要，省得以后衙门里的小吏看不清形势尽给两广扯后腿船小鞋。
当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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