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不仅震惊国人也震动国基。
其深知清廷国库空虚，提议在新疆采取守势，静观其变，运用以夷制夷，使英俄相互牵制，以待日后收复国土。如此清廷就可拨西北军饷用作东南海防，壮大海军。
李鸿章强调新疆界于俄英印及波斯之间是敏感地带，清廷“饷力、人才实有不逮”，应集力海防，暂缓塞防。针对国内形势，李鸿章开出药方：变革奋起，其呼吁遵循实事求是，务实求真，兴办洋务。对外惧战以求自强发展的和平环境，切不可逞意气孤注一掷，视国事为儿戏，内政不修，则“战守皆不足以恃，而可亦不可久也”。
他说列强凭借海船火炮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中国仍“犹欲以成法制之”，如患者不论何种疾病皆以古方治之，肯定不能见效。因此他认为“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其倡导“变”是指军事制度变革，建立新型陆海军；改革旧式科考八股，培养新式科技人才，这点倒是很受吴可等有识封疆的赞同。
对李鸿章“暂缓西征、全力海防”的观点，左宗棠竭力反对。他认为新疆、蒙古和京师连为一体，新疆失守，连锁反应，危机京城。因此他主张水陆并重，一边收复新疆，一边加强海防。
左宗棠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认定是进军新疆的好时机。回民叛乱已然平息，新疆叛乱势力尚处萌芽，非根深蒂固，英俄皆对新疆虎视眈眈，沙俄已占伊犁，以夷制夷的策略失效。
此时，沿海地带海防形势较塞防缓和，列强多忙欧洲战争和财富争夺，中国趁时出兵新疆，收复失地，如若不然，日趋严重，尾大不掉，愈加棘手。
其清醒认识到“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攘我伊犁，必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军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同时他表示东南海防局势没看起来那般困难，朝廷难道忘了东南沿海还有一位实力强劲的两广总督吴可。
以他对吴可的了解，除非远东英法联军再次联合出兵，而且还只能海军配合，才有可能于两广沿海地带成功登陆，否则列强军队绝对讨不到好去。
而此时新疆局势已经糜烂，朝廷再不动手平乱，等到乱军彻底稳定局势，朝廷再想有所动作，所需付出代价可不是眼下能比，就不知朝廷到时有没有那个财力跟魄力？
左宗棠原本只是一番实言，谁料却给吴可惹来不小麻烦……
而应左宗棠之请，吴可虽严密监视安南局势难以抽身北上，但还是发来奏折参与此次‘海防’与‘塞防’之争。他自然站在左宗棠一边，历史证明左宗棠的“海防”与‘塞防’联合才是正理，他自然不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在奏折之中他几乎是拍着胸口保证，有他吴某人和手下部队存在，起码两广地区海疆不用担心，列强想从两广占便宜绝不可能。
……
朝廷反复斟酌，最后决计采用海塞并重的方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速筹进兵，节节扫荡”；同时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吴可从旁协助，两广水师作为南洋水师主力办理。
得，搞来搞去结果最受伤的，却是两广方面。幸好两广实力强劲吴可并不在乎朝廷的支持，否则还不得被气炸了肺？
……
话说清廷发迹于东北，叩关南下，建立帝国，据历史经验，重视陆疆，轻视海疆。康熙晚年曾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而沙俄在北方入侵暂时让清廷放松了海疆。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津，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大清王朝渡过了覆灭危机。清廷常年作战，割地赔款，也已疲惫不堪，面临崩溃。
此时，西洋列强，沙俄日本，俱穷凶极恶。1865年后，清廷边境狼烟再起，沙俄以“代管”名义，进占伊犁，英吉利从中作梗，支持南疆叛乱，承认叛军阿古柏政权，试图分一杯羹。
陕甘总督左宗棠，七年一剑平定西北。到了1873年，左宗棠终于腾出手来，一边派军进驻河西走廊，一边向朝廷报告，准备进军新疆收复失地。
同时东海硝烟弥漫，1874年新兴日本为转移因改革维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入侵。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军舰“安澜”和“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
清军到来，给予日军强大震慑。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到北京谈判，清廷因西北阿古柏叛乱，中法关系日趋紧张，两广总督吴可指挥手下亲自参与安南内战抽不得身，加上英美法三国调停，决定妥协。
经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日本的突然举动，震动清廷，朝野哗然，再次引发了举世瞩目的海防、塞防之争。
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递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强调海防，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措施，请求饬令有关大臣讨论。
11月19日，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请人代递上《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海军分区设防并统一指挥，要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分辖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
清廷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条陈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及将军讨论，限一月内复奏。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本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因其“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别咨请其参加筹议。
此次争论，海塞防三种观点，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个实权派之争最为引人注目，两方派系各逞手段在朝堂展开激烈争论。
海防与塞防之争“复奏”期矛盾焦点在于防俄还是防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直隶总督李鸿章、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浙江巡抚杨昌睿、两江总督李宗羲等共同认定日本“阴柔而有远志”，甚于沙俄，沙俄“志在蚕食，不在鲸吞”，日本却是“志在鲸吞，不在蚕食”。
而醇亲王奕环、盛京将军都兴阿、漕运总督署山东巡抚文彬等认为“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沙俄是最大敌手，当务之急是“严备俄夷”。
海防与塞防之争焦点在于传统与现实交锋。传统派和洋务派，争论如何救国，是固守封建礼教典章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以大理寺少卿王家壁、通政使于凌辰为代表的传统派，寄希望“天朝上国”文物制度抗衡西方工业文明，以“天朝礼治文化”应对西方强权政治，指责李鸿章“以夷变夏”是卖国。
而以李鸿章、沈葆桢为代表的洋务派直面惨淡，主张“舍变法用人”。传统与现实之争，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深化，是对政权顶层设计的新思维和新主张。
海防与塞防之争，反映清廷已成“亲贤夹相辅助，主国三公，事权无不下移”的行政体制，军国军政大事，集思广益，广泛咨询，由疆臣复奏，海防之议参与者涉及淮系、楚系、南方三督系，守旧派、清流派等不同利益集团。
左宗棠感叹：“臣曾督海疆，重参枢密，窃见内外政事，每因事权不一，办理辄行棘手。盖内臣之权，重在承旨会议，事无大小，多借疆臣所请，以为设施。外臣之权，各有疆界，虽南北洋大臣于隔省事，究难越俎。”
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微妙，集权衰落，权力下移，决策迟缓，处处受制，诸强时常“空言搪塞”，大员不能“内外一心”，谋私利轻国利之风甚重，清廷只能折中“海塞并重”。
晚清边疆危机是海权和陆权地缘政治争夺结果，从阿基里德到亚里士多德都从海军强弱中看到国家兴衰。原本历史上的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了系统的“海权论”，指出海权即是利用和控制海洋视为世界历史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海上军事力量和和平商贸航行，前者是海权基础，后者是海权目的，二者相辅相成。海权是国家获得世界霸权的基本途径，是国家竞争、敌对和战争暴力的记录，控制世界必须控制海权。
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了系统的“陆权论”，倡导联系地理、历史与政治的新地理学，指出“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
心脏地带指欧亚大陆的中心和北部，大约900万平方英里的范围，包括东欧和中亚一带。心脏地带没有可通往海洋的水路，是一块联成一体的陆地，除了一些亚北极区的森林，适合陆地力量的机动。
而世界岛指亚欧大陆，是世界政治的地理枢纽地区。海权论和陆权论是西方地缘政治学中最基本的两个理论流派，它们各自强调单一地缘因素的重要性。
不论海权论与陆权论是否客观地解释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形态，但至少在主观上影响了国家的对外行为。海权论和陆权论都强调强对抗，国家间把海权与陆权的争夺和战争看作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主线。
……
中华民族是大陆性的民族，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却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开拓。明代以前中国外患集中在东西北，海疆除小股骚扰外较为太平。
清廷晚期被西欧海权和沙俄陆权攻击得毫无还手之力，产生千古未有之巨变，过去的故事现在依旧演绎。
传统中国塞防是西北边防，左宗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竭力反对牺牲“塞防”保全“海防”，那时“塞防”主要是新疆，现今又多西藏。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地理位置重要，既是中国石油蕴量较大之地，又是中亚方向陆路进口油气之主道，聚集了“三股恶势力”。
作为历来是民族迁移交融和多民族杂居以及多种宗教广泛传播的地区，新疆从不是一块太平之地，历史上没完没了的分离、分立和分化现象重复上演，隐患重生。
西藏，作为一块天然屏障，地势险要环境恶劣，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朝廷重臣魏源曾曰“卫藏安，而西北之境安”。
第721章风云激荡
清末中国国防威胁海上居多，迫使中国由背对海洋转为面向海洋。中国之败，非兵员疲船体破，而是观念、技术和体制的全面落后。
黄海、东海、南海以及台湾海峡，连接西太平洋，链接八个国家，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和生存发展的重要空间。
中国疆土之大，邻国之多，面临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海防塞防之争，曾经有，现在有，以后还会有。需要的是力量，依靠的是团结，凭借的是果敢。
光绪元年（1875）4月，朝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吴可与沈葆桢督办南洋与东洋海防事宜。
至此，“塞防”与“海防”之争大体说得上尘埃落定。
……
一场突如其来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不仅在朝堂上引起轩然大波，同时也将大半个中国的政治力量牵涉其中。
吴可和两广清军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海防’与‘塞防’之争刚起之时，便有风声传出朝廷准备调换两广总督人选。
他没有跟朝廷直接反目，而是策动发起两广清军大部，从陆地以及海洋两方面，借口安南国求援之请向安南境内杀去。
无论是朝廷还是安南方面的安南军以及法军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安南国一直都有向朝廷和两广方面求援，没想到两广清军不声不响的答应了并还出兵数万！
与此同时，一直被安南军和法国联军压着打的黄鼎凤突然奋起，近四万大军倾巢而出，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将跟前法军击败，一连追杀近百里才收住攻势。
随后两广清军主力从谅山杀到，黄部不敌连连丢城失地，清军一鼓作气拿下战火连绵的安南中部大半地区，会通黄部溃军一前一后冲入安南南部地带，一场延绵近半年的混战过去，将好不容易保有最后一点地盘的安南军队，以及士气低落无心作战的法国人赶出了安南。
等朝廷得到消息，慌慌张张下令两广清军停手之时，一切都晚了两广清军一般主力涌入安南参战，不是想撤就能撤退回来的。
朝廷好不慌乱，甚至一度传出要治两广总督吴可的罪，结果都被朝堂上的部分中立大臣，以及大半洋务派重臣阻止。
期间法国驻中国公使向朝廷发出严重抗议，要求两广清军立刻撤出安南国境，与身处安南地区的法军脱离接触，否则后果自负云云。
英国佬也跟着凑了个热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