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仆难当即下海（1）
在温州当干部还真有点公仆的味道。一是别看他们手中有点权，也可以人五人六一下，但一比手中的钱就蔫了，干部在温州是荷包最空的人群之一，很难神气起来；二是干部等级森严，一级管一级，温州的干部官不大，上面有更多的主人，而温州人的个性旷达，不喜服管；三是市场经济发达，老板多多，诱惑很大。哪怕是个小老板，也可对下面打工的颐指气使，用起钱来又那么潇洒。官本位的概念就相应地减弱了，好当便当，不想当就走人，下海！
温州干部“下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我是第一批。那是1992年末，温州市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为鼓励干部“下海”，让机关人员分流，给予一些优惠，其中一条是提前退休可享受每年十三个月工资。政策出台之后市机关共有九位干部报告要求提前退休或退职的，批准了八位，媒体曾有报道，称温州干部“下海”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先无论是领导或媒体都估计会有不少人会提出申请，却没想到仅区区八人。在下便是八人之一。
说起我下海的动机很简单，一方面是温州的环境影响：商海潮涌，大浪冲到脚边了；二方面是经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学青年》杂志停刊了，一直忙于编务，乍一停刊，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三是正好香港朋友洪波先生来温投资，找我合作做房地产。于是我便打了报告申请下海，并且以为下海办企业，要比在政府部门简单得多。
开始办公司之后方才发现，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房地产公司要拿到一个营业执照，没有七八十个橡皮图章是办不下来的。甚至还有报导说有的地方盖了一百三十几个章还未办好的。我们只盖了七八十个章已算荣幸，可你每盖一个图章得面对多少个嘴脸？那时我算是经理，办事盖章可以支使手下的人去，偏遇到那些拿橡皮图章的人不买账：“让你们的经理自己来，端什么架子！”后来与他们认识之后问过其中的一二位，他们坦率地告诉我，认识你们经理才有用，到时我的亲友没房子，找你们经理的话总有三五个百分点的优惠，下面职员又没这个权。
他说的这个是老实话，但弄得每个公司的经理都很忙，我们的第一家房地产公司从取得地块之日起，到拿到公司的营业执照之日止，总共费时十二个月又四天。这说明手续之繁琐，也有我这个经理不大愿意自己出场的缘故。举这个例子并非说温州的干部态度特别不好，或办事效率特别低，只是说温州的干部有我们国家干部的通病。“过去的官吏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现在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这话只是学校老师或新闻媒体灌输给我们的一种概念，如果你太当一回事就糟糕了。那态度是干部制度和他们手中的权力所造成的，权力越大的机关和部门，干部的脸孔越不耐看。就像顾客不能将自己当成真的上帝一样。
不过话又讲回来，近几年这方面比之以前好多了，现在搞政务公开，搞“一站制”，都是为了改善这方面的弊病。记得几年前，我们几个人在美国租车开到加州大学参加一个座谈会，待到会议结束，却发现车钥匙丢了。那时已经天黑，回到所住的宾馆还有好长一段路，大家急得团团转。大学方面接待的人帮我们给警察打电话，我们都很奇怪：车钥匙丢了警察也管？等我们打完电话回到车子旁边，警察也来了。警察告诉我们两个办法：一是将租车公司的地点告诉他们，让他们开车去拿备份钥匙；二是他们找车送我们回去，剩下的事由他们解决。我们听了非常感动，但事情的解决却很圆满，也许是警车的车灯特别亮，我们将掉在车边的钥匙找到了，大家欢呼起来，警察也为我们高兴。回程的路上大家在谈论：我们的国家虽然也有写着牌子“有困难找警察”，但如果你的车钥匙丢了，你找警察看，不被训一顿才怪呢。但这两年不同了，温州就有关于有人将钥匙忘在家里，找警察帮忙的报道，警察帮助解决了问题。这是一大进步。
话说远了，现在再回到温州的干部下海这个题目上来。温州的领导干部下海徐国林是第一位，大约是1993年底。当时他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批准我“下海”时他还找我谈过话，不久他自己就“下海”了，在当时的机关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做了房地产，也做了期货公司，还是我们外商房地产投资协会的会长，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能讲，会写，发表过散文。可惜上天未假他以年岁，几年就去世了。
接着徐国林的是邹丽华，时任温州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一位很能干的女同志，现在是名气很响的新湖集团副总裁。再接下去的人就多了，如市委宣传副部长季树才，市委秘书长叶正猛，永嘉县委书记谢炳清，以及前任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等等。而且除邹丽华外这几位我都比较熟悉，都是很能干的人，如以从政办公是“文”，从商经营是“武”这一概念来说，他们个个是文武全才。
公仆难当即下海（2）
话又讲回来，也不是每个文武全才的干部都会下海，我的朋友王成云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现在是市政协常务副主席，他就没有动过下海的念头。要说文武全才，他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角色。在大学里他学的是冶金专业，又在温州冶金厂当了好多年的企业干部，对企业非常熟悉，企业界的朋友也很多。但他又在政府区长、县委书记、副市长等位置上任职多年，从政经验也非常丰富。那一年，他担任副市长仅两年多时间，干得正欢，还未届满，突然调任政协副主席。人们为他抱不平，以为他会拂袖而去，下海办企业了。但他真是做到了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仍旧干得很好，受到大家的赞扬。我与他是多年的老朋友，那关系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几乎不相往来，一旦约在一起，又可以无话不谈。他还没有架子，逢年过节常送点土特产给我，而我总是照吃不误，并且从不回敬，免有拍领导马屁之嫌。他有个理论：国家待我们干部不薄，虽说工资不高，附加值却不低，有车子、有房子、有手机，还不时能出国考察什么的，不好好干对不起国家与老百姓。企业我很熟悉，也能办起来，但那忙碌劲，还有担风险时的提心吊胆我已经不习惯了。不能只看和尚吃馒头，也要想想和尚求戒……真是人各有志，思维方式不一样。风气一开，温州干部就更潇洒，合则干，不合则走。据说副市长吴敏一原来被看好为市长候选人，社会上也有这么认为的，他年纪轻，学历最高，工作也有干劲，他自己也希望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为国家也为温州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当一知道下任市长候选人不是自己时就走人了。这么做于国家，于他本人可能都是好事。如果他仍旧在原职上，他可能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心情会压抑，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了工作，甚至影响了整个温州的建设与发展。这么一走，他就可能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我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叫马绍华。马先生的原职是温州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上面部长空缺，这说明他一人顶两职没问题。大约因年纪关系，这部长已经升不上了，遂萌发了退意。他学的是工程，哈尔滨建筑工程大学毕业的。温州机场建设阶段，他就被市政府借过来搞机场筹建工作，分区的营房工作又离不开他，只能借一半，即一半时间在部队，一半时间在机场管工程，如果他转到城建的哪个局，都会受欢迎，何况他夫人现在还在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但他自己喜欢搞工程，不愿意再扯到官场人事的复杂关系上去。他们夫妇与我都很熟悉，我就请他来担任房产公司总经理，他从分区提前退了休，自己又拿出积蓄并向亲友借钱投入项目，同时成为公司的股东，他把部队的作风带到公司来，管理得非常严格。我们一个六万平方米的小区工程，从开工到竣工一共只用了一百八十天，在当地创造了一个记录。他干得很开心，但也有我初“下海”时窝心的感觉，想得太天真了。搞房地产面对那么多的主管，要盖那么多的橡皮图章，弄得人头晕脑胀不说，有时候会被卡得莫名其妙的。举个小例子，我们的工程在外省的某个城市中心，不免要占道施工，便向交警队交了费，领取了占道施工许可证。但每当石泥沙运进工地时，又常常被交警连车带物扣住了。他发火了，拿出部队首长的架势，就跑到交警队去与他们吵。吵过了放行，第二天第三天又扣。他不懂“卡拉OK”，人家卡你，你要拉他，然后大家OK，他不去拉，次次去吵。后来才知道，人家卡的目的是想将石泥砂的生意拉给自己的亲友做。马部长的倔脾气上来了，我反正是守法经营，卡一次吵一次，对方终于被镇住。生意没拉成，车也不敢再扣。但马部长在当地的关系便有点僵。他无可奈何地摇头：“这个社会风气！”
我开酒店的合伙人叫陈建国，原先是公安局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为人精明强干，很有经营头脑。他和马部长一样，都是文武全才。他的下海与马绍华又不同，可谓“蓄谋已久”，在工作之余就动脑子搞第二职业。在温州，光凭警察那点工资会过得很窘迫，但他于穿着上及居住条件上很讲究，有自己的品位，你想过好日子，又不愿意受贿什么的，你就动脑子自己干。办酒店也是他先想到的，来找我商量。我于酒店有兴趣，但嫌酒店管理繁琐，他答应由他全权管理，于是一拍即合，合作投资。酒店的规模比较大，三十一层高，七百多位员工，搞业余就不可能了。他毅然脱了警服穿西装，从装修到开业以后的管理全自己来组织，并且搞得井井有条。开业之后一年时间就评上四星级，温州至今没有五星级酒店，四星算是几个最高级别的酒店之一，可见他的管理与经营才能。而我这个董事长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忙时连酒店都不走，闲了到酒店吃餐饭、睡一宵，是个不管部部长，又像无所任大使，显得挺潇洒的。但我在酒店经营中所学到的社会知识，却是做其他行业都无法得到的。我们酒店分客房、餐饮与娱乐三大块。客房中又分行政楼层、普通楼层和女子楼层、餐饮中分中餐厅、西餐厅和桑拿，同时还有健身房、台球室、投影厅等等。光用餐可以同时容纳一千多人。消费者打秋风的，“卡拉OK”的，每天发生的趣事、逸事、尴尬事和气事层出不穷。也可以写本《闲说大酒店》，不过这与本节无关，只是题外话。
公仆难当即下海（3）
我与温州的“下海”干部合作得都很成功，于是在外地也想照搬这经验。我与一位朋友在外省市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聘请了一位当地原任区委副书记的干部来任公司执行总经理。但他没有想作股东的意思，也不准备担风险，虽然是他受处分，最尴尬时来找我们收他的，但一年未到，另有更好的待遇，便“白白”走人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我们也理解，总觉得这种风格与“下海”温州干部不同，只有短期的目标和作为。
以上说的都是机关干部，还有一种是企业干部，企业干部下海一种是辞职，一种是公司的改制。辞职出来的企业干部往往做得比机关下海的干部更好，因为他们原先在管企业，有一定的经验，只是嫌官办企业限制太多，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也无法赚大钱，所以要下海。他们下海之后手笔更大，做得更好。如我的两位好友，策划了一个工业园区，很快便会上马。我曾在此章对他们做了一番描写，因为他们很有个性，描述起来容易出彩。可前些天见到他们，方知手续尚未办清，现在是利用业余时间策划，我只好将已写的删去。但他们下海是迟早的事，当个自由自在的个体老板，总比当那个左右掣肘的国营经理强。
陈定华原任国营的中亚集团副书记、副总经理，并兼下属的温州花园大酒店总经理。他便是辞职下海的，先以自己的房产抵押，承包了花园大酒店。承包前，花园大酒店每年交给中亚集团的利润不过百来万元，他的承包额度是每年300万，政府是赢了。但陈定华知道他同样能赢，在国营体制下，酒店冗员太多，有的出勤不出力，承包之后他大刀阔斧，裁员几近一半，加之其他严格管理，营业额与利润同步增长。他又以此为契机，再承包了规模更大的顺生大酒店，再接着向房地产业进军。经短短的几年功夫，他已经拥有上海、安徽、江苏和温州的好几家房地产公司，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