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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双托满阳光的手
要是我能把对我曾经有所帮助的人—一写出来，那该有多好呀。在书中已经写了一些人，并为读者所熟悉。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为人知。虽然如此，但是他们的影响将永远活在所有因他们而变得甜美、高贵的生命中。
最值得庆幸的莫过于结识一些益友，他们如同一首首优美的诗歌一样打动人，他们握手时注满了不可言喻的同情，他们幽默有趣的性格，把我的愤怒、烦恼和忧虑一扫而光，使我一觉醒来，耳目一新，重新看到上帝真实世界的美与和谐，就腐朽化成了神奇。总之，有这些益友在身旁，我就感到心安理得。同他们的相会也许只那一次，然而他们平静的脸，温柔的性格，消融了我心上这永不满足的冰块，犹如山泉灌进海洋，淡化了海水的浓度。
时常有人问我：“有人使你觉得厌烦吗？”我不了解他的意思。我认为那些有过多好奇心的蠢人，尤其是新闻记者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也不喜欢那些自以为是，喜欢说教的人，他们就好像那些同你一起走路，缩短步伐来适应你的速度的人一样虚伪和夸张，让人心中不快。
我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手就很能说明问题，有的人的握手倨做无礼，显得高人一等；有的人郁郁寡欢，和他们握手仿佛是握住了西北风一样冰凉；而另一些人则活泼快乐，他们的手就像阳光一样温暖了我的心。可能这不过是一个孩子的手，然而它确实给了我活泼快乐，就像含情的一瞥给你感受一样。我从一次热情的握手或是一封友好的来信中，感到了真正的快慰。
我有许多从未谋面的远方友人，实在是人数太多了，以至我常常不能—一回复他们的来信，我愿借此感谢他们的亲切来信，只是我又哪里能感谢得完呢！
我非常荣幸能够认识许多智者，并且和他们一起交流。只有认识布鲁克斯主教的人，才能领略同他在一起的情趣。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坐在他的膝上，一双手紧紧握住他的大手。他生动有趣地对我讲上帝和精神世界的事，由莎莉文小姐拼写到我另一只手上。我听了既惊奇又喜欢，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但却使我对生命产生了乐趣。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又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他说：“海伦，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宗教，也就是爱的宗教。以你整个身心爱你的天父，尽你所能去爱上帝的每个儿女，同时好好记住，善的力量远不如恶的力量强大，进天堂的钥匙在你的手里。”他的一生就是这个伟大真理的最好的例证。在他高尚的灵魂里，爱与渊博的知识以及信仰融合成一种洞察力，他看见：上帝使你得到解放，得到鼓舞，使你谦卑、柔顺并得到慰藉。
布鲁克斯主教从未教我什么特别的信条，但是他把两种伟大的思想铭刻在我脑海里——上帝是万物之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一切信条和教义的基础。上帝是爱，上帝是父，我们是她的儿女。乌云总是要被驱散，正义永远会战胜邪恶。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快乐，也很少想到身后之事，只是不免常常想起几位好友在天之灵。岁月如梭，虽然他们离开人间已有好多年了，但仿佛依然同我近在咫尺，如果他们什么时候拉住我的手，像从前一样亲热地交谈，我丝毫不会觉得惊奇。
自从布鲁克斯主教逝世后，我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同时还读了几部从哲学角度论述宗教的著作，其中有斯威登伯格的《天堂和地狱》、德鲁蒙德的《人类的进步》，但我依然觉得，最能慰藉我灵魂的还是布鲁克斯的爱。
我认识亨利·德鲁蒙德先生，他那热情而有力的握手令我感激不已。他是一位待人热情、知识广博而健谈的朋友，只要他在场，总是满室生辉。
我清楚地记得同奥利费·温德尔·霍姆斯博士见面的情形。他邀请莎莉文小姐和我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去见他。那是初春时节，我刚学会说话不久，一进门我们就被带进他的书房。他坐在壁炉旁边一张扶手椅上。炉火熊熊，柴炭劈啪作响，他说自己沉湎于往日的回忆之中。
“还在聆听查尔斯河的细语。”我补充道“是的，”他说，“查尔斯河引起我许多美好的联想。”
书房里有一股印刷油墨和草革的气味，我知道这里一定到处都是图书。我本能地伸出手去寻找它们，手指落在一卷装订精美的坦尼森诗集上。莎莉文小姐告诉书名，我就开始朗诵：啊！大海，撞击吧，撞击吧，撞击你那灰色的礁石！
我感觉到有泪水滴在了我的手上，就停了朗诵。这位可爱的诗人竟然听得哭了，我觉得颇为不安。他让我坐在靠背椅上，拿来各种有趣的东西让我鉴赏。我答应他的要求，朗诵了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被禁闭的鹦鹉螺》。以后我又同他见了好几次，我不仅喜欢他的诗歌，而且喜欢他的为人。
会见霍姆斯博士后不久，在一个晴朗的夏日里，我同莎莉文小姐一起又去看望了惠蒂尔，是在梅里迈克河边他幽静的家里。他温文尔雅，谈吐不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有一本自己的凸字版诗集，我从里面读到了一篇题为《学生时代》的诗歌。他对我能如此准确地发音非常高兴，说他听起来一点儿不困难。我问他许多关于这首诗的问题，并且把手放在他的嘴唇上来“听”他的回答。他说，那首诗中的小男孩就是自己，女孩子的名字叫萨利，还有其他细节，我已记不太清楚了。
我又朗读了《赞美上帝》，当我读到最后一行时，他在我的手中放了一个奴隶的塑像。从那蹲着的奴隶身上掉下两条锁链，就好像天使把彼得带出监牢时，身上的镣铐脱落下来的情形一样。后来，我们到他的书房里去，他为莎莉文老师亲笔题字，表达对她工作的钦佩，而后对我说：“她是你心灵的解放者。”他送我们到大门口，温柔地吻了我的前额。我答应第二年夏天再来看望他，但是约未践，人已逝。
我有许多忘年交朋友，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就是其中一位。我8 岁那年就认识他，随着年岁的增长，就越发敬重他。他博学而富有同情心，是莎莉文老师和我在忧患之中的最好的益友，他那坚强的臂膀帮助我们越过了许多艰难险阻。
不仅仅对我们，他对任何处境困难的人都是如此。他用爱来给旧的教条赋以新义，并教导人们如何信仰，如何生活，如何求得自由。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爱国家，爱人类，追求勤勤恳恳不断向上的生活。他宣传鼓动，而又身体力行，是全人类的朋友。
愿上帝祝福他！
前面我写过与贝尔博士初次见面的情形，后来，有时在华盛顿，有时在布雷顿角岛中心他幽静的家中，我曾同他一起度过许多愉快的日子。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里，在伟大的布烈斯河岸的田野上，我静静地听着他讲述自己的实验，心中充满了喜悦。我们一起放风筝，他告诉我，他希望以此能发现控制未来飞船的方法。
贝尔博士精通各方面的科学，并且善于把自己研究的每一个课题生动有趣地向你描述，一些深奥的理论知识也让人感觉到兴趣盎然。他能让你感到，哪怕只用一点点时间，你都可以成为发明家。他还表现得十分幽默和富有诗意，对儿童满怀爱心。当他抱着一个小聋儿时，常常表现出真诚的快乐。他为聋人做的贡献会留存久远，并造福后世的孩子们。因为他个人的成就和感召，我们将对他满怀敬爱。
居留在纽约两年中，我见过许多知名人士。虽然我已久闻他们的大名，但却从未想过会同他们见面。同他们大多数人的第一次见面，都是在好友劳伦士·赫顿先生的府上。我十分荣幸能够到赫顿夫妇优雅宜人的家里做客，参观他们的藏书室。许多富有才华的朋友都为他们夫妇题词留念，表达自己对他们的钦佩之情。对我来说，能在图书室中亲自阅读到这些留言，真是莫大的荣幸。
据说赫顿先生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美好思想与情操。人们不需要读《我所认识的男孩》，就可以了解他。他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慷慨、待人宽厚的人。
赫顿夫人是一个患难与共的真诚朋友，我思想中许多最可宝贵的东西的获得，都要归功于她。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也是在于她的引导和帮助。当我因学习困难而气馁时，她的信使我振奋，重新鼓起勇气。她使我真正体会到，征服一个困难，随后而来的事就会变得简单而容易。
赫顿先生给我介绍了许多文学界的朋友，其中有著名的——威廉·狄思·霍尔斯先生和马克·吐温。我还见过李察·华生·吉尔德先生和艾德豪德·克拉伦斯·惠特曼先生。我也认识查尔士·杜德里·华纳先生，他善于讲故事，深受朋友们的敬爱，对人又富有同情心，大家都说他爱人如己。有一次，华纳先生带着森林诗人——约翰·柏洛夫先生来看我。他们和蔼可亲，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的才华为我所钦佩，如今又切身感受到他们待人接物的魁力。这些文学界名流，谈天说地，唇枪舌剑，妙语如珠，令人望尘莫及。就好像小阿斯卡留斯以不对称的脚步跟着英雄阿留斯向伟大的命运进军一样——他们对我说了许多至理名言。
吉尔德先生同我谈起，他是如何穿越大沙漠在金字塔作月光之旅的。有一次他写信给我，在签名下做出凹下去的印迹，以便我能够轻松摸出来。这让我想起，赫尔先生给我的信时也都会把签名刺成盲字。我用唇读法听马克·吐温为我朗诵他的一两篇精彩的短篇小说。他的思想和行为都与众不同，我在与他握手时，能感觉到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地闪光。甚至，当他以特有的、难以形容的幽默声调进行讽刺挖苦时，使你觉得仿佛他就是那个温柔、又有人类同情心的伊里亚德的化身。
我在纽约还见了许多有趣的人物，《圣尼古拉斯报》受人尊敬的编辑玛莉·玛普斯·道奇女士、《爱尔兰人》一书可爱的作家凯蒂·道格拉斯·威格因女士。他们送给我颇富情意的礼物，包括反映他们思想的书籍，暖人心窝的信函以及一些照片。
可惜篇幅所限，不能尽述所有的朋友。事实上他们许多高尚纯洁的品质，非笔墨所能充分表达的。甚至要讲到劳伦斯·赫顿夫人时，我的心中还犹豫不决。这里我只能再提两位朋友，一位是匹兹堡的威廉索夫人，在林德斯特时，我常去她家中拜访。她总是为别人做些好事，认识她多年来，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出自己中肯的意见。
另有一位朋友卡内基先生也使我受益非浅。他强而有力的企业领导才能无人能及，他英明果敢神奇的能力，博得大家的尊敬。他对每一个人都很仁慈，默默行善。由于他的地位，我是不应该谈到他的，但是应该指出，如果没有他的热情帮助，我进大学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朋友们创造我的一生。他们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把我的缺陷转变成美好的特权，使我能够在已造成的缺陷阴影中，安详而快乐地前进。
大学生活
以上我所描述的都是大学一年级的生活，现在让我来说说大学二年级以后的情形吧。
《少女时代》这一部分，是我在德克利夫学院一年级时的作文所集成的。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星期都写一篇。最初并没有想把它们整理出版的计划，直到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提供帮助。”
明白对方的来意后，我就以功课太忙为由加以婉拒，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听到他这话，我吃了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些事也知道？”
“啊，谁叫我是吃这行饭的呢？”记者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要把学校里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g。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是越往后就越觉得棘手了。
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