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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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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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在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当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惟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在我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学习发声法。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出“ARM ”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勉强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兴趣,竟连续教了我3 年之久,而且其中两年的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 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我有点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有办法。”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鼓起勇气上台演讲
  刚学会说话时,我还不太敢出外演讲,因为往往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不过,每当我演讲时,总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翁,也有穷人,乃至于盲、聋、哑等种种身体上有残障的人。我一想到有许多听众跟我一样是不幸的人时,就极力想法安慰、鼓励他们。
  由于我与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莎莉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
  老师讲完就轮到我,有人会来引领我上台。我首先以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证明我可以经由老师的嘴唇的动作知道她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答听众们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像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令我着急的是,自己虽然经过一段时期的巡回演讲,可是在说话的技巧上并没有太大的进步。我自我感觉发音不够准确,以致有时听众们根本不知我在说些什么。有时,说到一半时会冒出怪声,或者单调而且低沉。我一再努力想改善,但始终无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想强调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是多么糟,而且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声响,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因为如此,当我感觉场内有椅子移动或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就情不自禁地焦躁起来。
  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非常耐心地从头听到尾。每当我讲完以后,不论听懂多少,总是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用话来鼓励我。
  我的演讲固然是十分笨拙,不过莎莉文老师的演讲相当精彩,她多半是向大家讲述教导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连我都被老师的演讲内容所感动,甚至忘了拍手。
  起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逐渐扩大范围到较远的地方去。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当我们抵达华盛顿时,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所以联合通讯社便嘱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报导给读者们,于是我得以亲历典礼的整个过程。
  典礼举行的当天,是一个多云的日子,阴天是阅兵最理想的天气。这一天,华盛顿市区内热闹非凡,大家都往高处跑,希望能找到一个观看阅兵的最佳位置。行进中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兵士个个都精神抖擞,令观众也为之精神一振。军乐队走在了最前面,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一切是如此热烈、欢欣,我当时不禁想着:“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不要卷人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只要身着整齐漂亮的军服,对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不料,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反对战争,但是我却毫无办法!是的,我哪有能力去阻止呢?

怀念贝尔博士
  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到底是安排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或之后,已经不复记忆了,可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当时贝尔博士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时光。
  其实那一次在华盛顿,并不是我第一次与贝尔博士同时站在讲台上,早在我10岁时,就曾与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就联想到电话的发明者,或者致力于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真的,贝尔博士与我的交往历史最为长久,感情也最好。
  我之所以如此喜欢贝尔博士,可能因为他在我的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师出现得更早。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却对我伸出了温暖的友谊之手。也由于贝尔博士之助,安那诺斯先生才会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因为博士自始就非常赞赏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经钦佩地对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们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是众所皆知,这种热心还是家传的呢!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哑教育上的读唇法。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沾沾自喜,反而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答道:“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的发明更重要。”
  贝尔博士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父子间感情之深之笃,知者莫不敬佩羡慕。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所收获。”
  博士那幢典雅美观的住宅正好位于波多马克河人海口的河畔,风景十分优美。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二人并肩坐在河边,边抽着烟,边望着过往的船只,十分悠闲。偶尔有较稀罕的鸟声传来时,贝尔博士就说:“爸,这种鸟声应该用什么记号来代表比较好呢?”于是父子二人便展开了忘我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任何一种声音,然后将之转换成手语表达出来。或许由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因此父子二人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也极为动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是一大享受。
  不仅对父亲,贝尔博士对母亲也是非常孝顺。在我认识他时,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几乎都快聋了。
  有一天,贝尔博士驾车带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玩,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归途中,贝尔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给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我们就从大门直冲进去,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我们下了车,将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告诉我:“我的双亲好像都在睡觉,请大家安静点,轻轻地走进去。”
  我们三人都以脚尖着地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里又折回来。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博士的母亲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君王。
  
  我很庆幸自己能结识这样一家人,而且常常去拜访他们。老太太喜欢编织,尤其擅长花草的图案,她抓着我的手,亲切而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位女儿,年纪与我相近,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们都把我当成自家人一般看待。
  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一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以为:“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习,一定可以了解的。”我用心倾听,乐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听懂了。
  贝尔博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雄辩家,只要他进入房间,短短的两分钟之内,就一定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个人都乐于听他讲话,这是他异于常人的魅力所在。虽然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相反地,他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往往很客气地说:“是吗?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要再好好思考。”
  惟有一项他十分坚持的,就是在聋哑教育上,他坚持口述法比手语法更好,理由是:“当一个聋哑者以手语来表达时,必然引来一般人异样的眼光而产生隔阂,也因此使他们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不会不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只有本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种研究,还一度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他创立的。由于发明电话而得到一笔钱,他把这些钱用来作为聋哑者的奖学金。为了使聋哑的孩子们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尽了最大的心力。
  贝尔博士本是苏格兰某一偏远地区的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久,所以算是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秉性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深获朋友们的敬爱。
  在日常的闲谈中,他常把话题转到与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某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打从他年纪还小时就想铺设海底电缆,不过直到1866年此梦成真之前,他失败过不计其数次。当时,我年仅12岁,所以把他的话当成神话故事般听得人了神,尤其听到他说人们将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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