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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突然刮起了一阵东北风，狂风把积雪卷起，雪花四处飞扬。家人围坐在熊熊的炉火旁，讲故事、做游戏，完全忘却了自己正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孤独之中。夜里，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我们惊恐万分。屋檐嘎嘎作响，屋外的大树左右摇摆，折断的树枝不停地敲打着窗户，发出可怕的声音来。
一直到第三天，大雪才停了下来。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照耀在广阔白色起伏的平原上，四周到处是被雪堆积成奇形怪状的雪丘。
我们在雪地里铲出一条狭窄的小路，我披上头巾和斗篷走出来。空气冷嗖嗖的，脸颊被风刺得生疼。我和莎莉文老师一会儿在小路中间走，一会儿走到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一片松林旁，再过去是一大片宽阔的草场。
松树矗立在雪地中，披着银装，像是大理石雕成一样，闻不到了松叶的芬芳了。阳光照在树枝上，就好像钻石般熠熠闪光，轻轻一碰，积雪就像雨点一样洒落下来。雪地上强烈的阳光反射，穿透了蒙在我眼睛上的那一层黑暗。
积雪慢慢地融化，在它还没有完全消失前，另一场暴风雪又来了，整个冬天，几乎踩不着土地。树木上的冰凌偶尔会融化，可是很快又会披上一件相同的白衫；芦苇和矮草丛都枯黄了，躺在阳光下的湖面也变得又冻又硬。
那年冬天，我们最喜欢玩的是滑雪橇。湖岸上有些地方非常陡峭，我们就从坡度很大的地方往下滑。大家在雪橇上坐好，一个孩子使劲一推，雪橇便往下猛冲。穿过积雪，跃过洼地，径直向下面的湖泊冲去，一下子穿过闪闪发光的湖面，滑到了湖的对岸。真是好玩极了！多么有趣的游戏！在那风驰电掣的一刹那，我们似乎与世界脱了节，御风而驰，飘飘欲仙。
学会说话
1890年春天，我开始学习讲话。我很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常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一些声音来。对任何声音，我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听到猫叫。狗吠，我都爱用手去摸它们的嘴。有人唱歌时，我爱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键盘。
在丧失听力和视力之前，学说话是很快的，可自从得了那场病，耳朵听不见后，我就说不出话了。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把手放在她的脸上，这样也就可以感觉到她嘴唇的开合，觉得很好玩。虽然我早已忘了说话是怎么回事，但也学着大家的样子蠕动自己的嘴唇。家里人说我哭和笑的声音都很自然。
有时，我嘴里还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而是在不由自主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只有一个字，在我发病后依然能记得，那就是“水”（water ），我经常发成“Wa……wa”的声音，慢慢地这个字的意思也快忘掉了，直到莎莉文小姐开始来教导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这个字以后，也就不再发这个音了。
我早就知道，四周的人都用与我不同的方式在交流。甚至在我知道耳聋的人也能学会说话之前，我已开始对自己的交流方法感到不满意了。一个人完全靠手语与别人交流，总是有一种被约束和受限制的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令我难以忍受，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急得像小鸟使劲扑打翅膀那样，一个劲儿地鼓动嘴唇，想用嘴说话。家里人想方设法阻止我用嘴说话，怕我学不好会灰心丧气。但我毫不气馁。后来偶然听到娜布·卡达的故事，更增强了我学说话的信心。
1890年，曾教过萝拉的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随后来探访我。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女孩子，名叫娜布·卡达，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已心急如焚，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我闹着要莎莉文小姐带我去波士顿找霍勒斯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请求她帮助我，教导我。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教导我。于是我们从1890年3 月26日起，开始跟她学说话。
富勒小姐教的方法是——她发音的时候，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让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和嘴唇是怎么动的。我很用心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用嘴说M 、P 、A 、S 、T 上这6 个字母。
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11堂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连贯地说出“天气很温暖”这个句子时是何等惊喜！虽然它们只是断断续续且期期文艾的几个音节，但这毕竟是人类的语言。我意识到有一种新的力量，让我从灵魂的枷锁中释放出来，用这些断续的语言记号，掌握完整的知识并获得信仰。
耳聋的孩子如果迫切想用嘴说出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和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字时，那像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我是怀着多么热切的心情同玩具。石头、树木、鸟儿以及不会讲话的动物说话的；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当妹妹能听懂我的招呼，那些小狗能听从我的命令时，我内心是何等喜悦。
如今我能用长有翅膀的言语说话了，再也不需要别人帮我翻译了，由此而得到的方便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现在我可以一边思考，一边说话，而从前用手指说话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真的就能说话了。我只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要领，而且只有富勒小姐和莎莉文老师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其他人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在我学会了这些基本语音以后，倘若没有莎莉文老师的天才，以及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不可能会如此神速地学会自然的言语。
最初，我夜以继日地苦练，才使我最亲近的朋友能听懂我的意思。随后，在莎莉文小姐的帮助下，我反反复复练习发准每一个字音，练习各种音的自由结合。一直到现在，她还是每天不断地纠正我不正确的发音。
只有那些曾经教导过聋哑孩童说话的人才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也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我所必须克服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完全是靠手指来感觉莎莉文小姐的嘴唇的：我用触觉来把握她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迫使自己反复练习那些发不好音的词和句子，有时一练就是几小时，直到我感觉到发出的音准了为止。
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将我绊倒，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我急切想看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露出笑容。
“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将能够自由自在地同母亲谈话，能够理解她用嘴唇做出的反应，我就充满了信心。当我发现，用嘴说话要比用手指说话容易得多时，真是惊讶不已。为此，我不再用手语字母同人谈话了。但莎莉文小姐和一些朋友依然用这种方式同我交谈，因为同唇读法相比，手语字母更方便些，我理解得更快些。
在这里，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盲聋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似乎对手语有些困惑不解。人们给我读书或同我谈话时，采用聋人所使用的一般方法，用一只手在我手上拼写出单词和句子。我把手轻轻地放在说话者的手上，一方面不妨碍其手指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能很容易地感觉到他手指的运动。我的感觉和人们看书一样，感觉到的是一个个字，而不是单个的字母。同我谈话的人由于手指经常运动，因而手指运用得灵活自如，有些人字母拼写得非常快，就像熟练的打字员在打字机上打字一样。当然，熟练的拼写同写字一样，也成了我一种不知不觉的动作。
能用嘴说话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这一重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我和莎莉文小姐不停地用嘴说话，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抓紧一切时机尽量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已经进站了，只见家里人都站在站台上迎接我们。一下火车，母亲一下把我搂在怀里，全身颤抖着，兴奋得说不出一句话，默默无声地倾听我发出的每一字音。小妹妹米珠丽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露出极其愉悦的神色。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不禁热泪盈眶，真好像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
《霜王》事件
1892年冬天，一朵乌云笼罩了我的童年时代。我郁郁寡欢，长时间沉浸在痛苦、忧虑和恐惧之中，书本也对我丧失了吸引力。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依然不寒而栗。
我写了一篇题为《霜王》的短篇小说，寄给了柏金斯盲入学校的安那诺斯先生，没想到惹来了麻烦。为了澄清此事，我必须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以讨回我和莎莉文小姐应该得到的公道。
那是我学会说话后写出来的第一个故事。夏天，我们在山间别墅住的时间比往年都长，莎莉文小姐常常给我描述不同时节的树叶是如何美丽，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知不觉地记住了。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在“创作故事”，于是热切地想在忘记以前把它写出来。我思绪如泉涌，下笔千言，完全沉浸在写作的快乐之中。流畅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在笔尖跳跃着，一字字一句句都写在了盲人用的布莱叶纸板上。
现在，如果有什么文思毫不费劲地涌入我的脑海，那我敢断定，它一定不是我头脑中的产物，而是从别人那里捡来的东西。但是，那时候的我对这种观念界限很难分辨。就是现在，我也常常分不清楚，哪些是我自己头脑里的东西，哪些是别人写在书里的东西。我想，这也许是由于我对事的物印象大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得到的缘故吧！
故事完成后，我念给莎莉文老师听。现在我还记得，自己是如何陶醉于那些精彩的段落，又是如何被那些念错还需要重念的字给困扰的。晚餐时，我又念给全家人听，大家都惊讶不已，没想到我能写得这么好，也有人问我是不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想不起有谁给我读过这篇小说。于是，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我要把他献给安那诺斯先生。”
随后，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并且依照他们的建议，将《秋天的树叶》改名为《霜王》，寄给了安那诺斯先生，祝贺他的生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件生日礼物，给自己带了如此多的麻烦和残酷的折腾。
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把它刊登在了柏金斯盲入学校校刊上。这使我得意的心情达到巅峰，但是很快地，就跌到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在我到波士顿没多久，有人就发现，《霜王》与玛格丽特·康贝尔小姐的一篇名叫《霜仙》的小说十分类似，这篇文章在我出世以前就已写成，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它的朋友》的集子中。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词句上都非常相像，因而有人说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文章，我的小说是剽窃来的。
起初，我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我了解以后，感到既惊讶又难过。我遭到了任何孩子都不曾遭受的痛苦。我感到羞耻，也使我最爱戴的那些人受人猜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绞尽脑汁，想我在写《霜王》之前，到底读过什么书，是不是看过描写霜的文章或书籍。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模糊记得有谁提到过杰克·费罗斯特这个人，只记得有一首写给孩子的诗，题目叫《霜的异想天开》，可是我并没有引用他们。
最初，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虽然他也深受此事的困扰，还是对我很宽厚。但是，事情还是继续恶化，为了使他高兴，我强颜欢笑，尽量表现出一副神情愉快的样子。
庆祝华盛顿诞辰的活动时，在同学们演出的一场假面剧中，我扮演了谷物女神。我还记得，那天我穿着一身颇为漂亮的服装，头戴一个用色彩斑斓的秋叶扎成的花环，脚上和手上满是水果和谷物。但在所有这些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外表下面，我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