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护照盖上章又随手合上递给了我。我走调——光线机边时，丽莎也在那里，我觉得轻飘飘的。
“上帝呀！我希望我们坐船走，”我说，“也许那样我可以跳下甲板游回去。”
“有了鲨鱼怎么办？”
“我们可以扔给它一些汉堡，”我笑着说，“但我现在得转机，看来逃不出这里了。”
“一切会好的。”丽莎也笑了。
我们排队登上了小型飞机，直到舱门关闭我才承认我们真的要离开马来西亚了。飞机发动了，直冲云霄，我往下看，发现了一队渔船分散在下面的海水上。刚开始的那会儿，我还可以看见海上一大片地方，在早晨阳光下像洒了一层碎银片一样泛着光，但后来飞机上行、周围只剩下云了。
汶莱机场播放的每家电视台都在讨论巴林银行的破产。
我、罗恩·贝克尔、彼得·诺里斯、彼得·巴林的照片不时地出现。最重要的是：我，那个“痞子交易员”，自从上星期四出现之后便失踪了，人们只知道“他”飞往吉隆坡。我坐在转机室里的一个角落听着记者们对着麦克风评论这件事，并对最新局势加以分析。我把头埋进一份报纸，避免被人发现。坐在那儿又回想了一下，觉得警察并没有查到香格里拉饭店。尽管当时付帐填了一张绿色卡片，但并未输入任何人的电脑。
“丽莎。”我小声说，“那个家伙正盯着我。”
“不，他没看你。”
“不，他在看我。”
“那是因为你戴了一顶棒球帽，他正在看帽子上的字呢。”
“我们要在这儿待八个小时吧？”
“对呀。”
“那可不可以登记一间房子，那样我们可以去里面躲一躲。”
丽莎起身去看这里有没有短时休息室。过了一会儿，她拿回一个钥匙。
“房间在这边儿。”
我们沿着水泥台阶往下走，进了一间四方小屋。里面有一张双人床、一个浴室，没有窗户，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昨天我们还在远方的可达金乃已罗走动，今天就到这里来了。虽说这不是伦敦或巴黎，但至少是逃脱了，我也自由了。昨天还可以在那条满是大小车辆的破马路上选择往左走还是往右走，选择是否买榴莲水果，我可以对卖水果的妇人笑着说：“不要。”也可以买一些，但现在还得待在这个地下室里。我们从可达金乃巴罗的海关——出来，就进入了一个官方系统。我知道自己会被挡住去路，我和丽莎会分开。
丽莎和我一起躺在床上，禁不住哭了。她没有向我提任何问题，只是在我怀里抽泣着，我也和她一起哭了。我紧紧地抱着她。知道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快过去了。当时交易大厅里所有的疯狂看起来那么不真实，现在却要毁掉我拥有的现实了，这个现实就是我和丽莎的爱。我对巴林银行的破产根本不在乎，也不想再在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上去弥补什么，我也不关心布伦达转帐给我的那些钱，也不在乎西蒙·琼斯帮我隐瞒了那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损失。他们可以把那些从我身边带走，夺走我所有的钱，但当他们要带走丽莎时，我吓得要命。
“我们本来应该坐船走，”我哭着说，“船上没有CNN电视，也不会有成堆的报纸，那样也许可以使我自由。”
“不，他们没有跟到这里来，”丽莎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跟踪到这儿。”
“但我们却得在这儿等上八个小时，那正好是一个工作日。这次航班在法兰克福着陆时已经是星期四了。”
“听我说，我们必须离开亚洲，”丽莎说，“如果当初坐船走，我们早就被困在印尼的什么地方了。我们要是在那儿被人抓住了，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能去买些饼干吗？”我对丽莎说，“再看一下报纸上说了些什么？”
丽莎带回来一份《先驱论坛报》。我的照片刊登在头版。我没办法看那些文章，只看了一下“尼克·李森”和“六亿英镑的损失”。我想给别人打个电话看看外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要给布伦达·格伦哥打个电话，让她再转帐一些资金，我也想再嚼一些口香糖。我不能再让丽莎出去了，如果我们去不了法兰克福或伦敦，如果我们被拆散了，我就一定得习惯不能随时拿起电话，不能随时吃糖。
几个小时之后，丽莎出去看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表。她发现外边并没有什么特殊安全措施，没有警察检查护照，只有一些空姐值班。最后一次登机广播后，她叫我上去。
“好吧，我想我们能上飞机了。”
我们离开了那个房间，把登机卡给空姐看，但她几乎没怎么看。我们走过通道便登上了飞机：走出地下室又进入了另一个细长又满是座位的“管道”。我们挤进机舱后部，我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上。飞机上每个人都在看报，每份报纸上都印有我的照片。
“要报纸吗？先生。”
“不，谢谢。”我支吾着说，一边把脸转过去，又把棒球帽拉低了。
“把帽子拿开，”丽莎小声说，“说话也要平静些，你这样子像手指头受伤一样，太突出了！”
我把毯子拉过来，盖到脸上，侧身而坐，几乎半身伏在毯子下。飞机抵达曼谷时，我们又排队走出飞机去转机室。我一屁股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等到登机通知广播。我不会再去曼谷的希尔顿饭店，因为警察会把我抓走。我们最先回到飞机上，也没发现有警察跟过来。后来，其他乘客也陆续回来，一手拿着登机卡一边沿着通道寻找座位。飞机一声轰鸣冲上天空，丽莎用力捏了一下我的手。我们终于离开曼谷，离开亚洲了。
“只剩下一关了。”
“对呀，但那儿是阿布德哈贝，他们是不是把犯人的手砍掉呢？”
“不，别说傻话。”丽莎说，“他们会用石头把犯人砸死。”
我们尽力地想入睡，不再说话了。我太疲倦了，也害怕告诉丽莎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她也从没问起我。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坐飞机是从伦敦返回新加坡的那次。
“回来很高兴吧？”丽莎问我，“我们终于又到这里。”
在阿布德哈贝我们又得下飞机，不知道当时是几点了。我们往西飞行了十个小时，现在应是子夜时分了。我们脸色苍白神情疲倦。我们先在阿布德哈贝的免税商店转了一会儿，又喝了一杯水。阿拉伯文的报纸可能也连篇报导了巴林银行的事，但我看不懂，而且。最庆幸的是，报纸上没有照片。有一份《先驱论坛报》也是旧的，和汶莱的那期一样。广播通知我们的航班既将起飞时，另一个通道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航班也要飞回新加坡了。
“丽莎，你看！”我叫道。
“新加坡航空公司。”
“可能飞机上满是巴林银行的人，他们正去新加坡调查这事呢！”
我们又退回来，在候机室最偏的地方等着，直到最后一次登机通知才出去。我们迅速挤过那些排队登机的人返回飞机。
当飞机最后一次飞起穿过夜空奔向法兰克福时，我仍然不清楚我们坐上这次航班是幸运还是不幸。
“他们会在法兰克福抓到我们吗？”我低声问丽莎说。
“也许会的——也许他们会把我们一下送回伦敦去。”
“他们不会直接把我们送回新加坡吧？”
“不会，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我们是否要在法兰克福找个律师？或者该不该让一位律师在希思罗机场等我们呢？”
“不，不用了，如果我们真能走那么远，那就让爸妈来接我们，他们可以把事情全办好。”
“警方一定知道我们在这次航班上。”我说，“他们已经忙了一天，也知道咱们在马来西亚，他们会把所有飞出马来西亚的航班都检查一遍。”
“也许那个姓名拼写错误救了我们一命。”
“飞机仍旧在黑暗中飞行，丽莎睡着了，她的头发垂在我肩头。我醒着，想借着灯光再看看那本书。我是整个飞机上唯一醒着的乘客，我小心翼翼地在夜空中穿行。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只有我一人知道巴林银行破产的秘密，我坐在43A号座位上，没人注意，也没人知晓。也许只有远方无声的电脑知道这件事了，此刻它们可能正静静地筛选所有乘飞机离开马来西亚的人及他们的目的地。
“像往常一样，本次航班在早晨的这个钟点到达目的地，下了飞机后会立即检查各位的护照。”机长宣布了这个通知。
飞机降落时天气阴沉沉的，外面看起来冷得能结冰。丽莎穿着她的厚牛仔裤挺暖和的，我把毯子盖在腿上。自从离开之后，我们一直待在很小的飞机上，现在就要被人抓起来了。我突然想起来我曾坐飞机来法兰克福看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曾在机场通道里见过贴在墙上的罪犯照片。机场是灰色的，效率很高，他们将审问我。
“我爱你，丽莎。”我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爱你！”
我不知道此后再次相逢我们会说些什么。
“你要坚强一些。”她说。
我们等着最后下飞机，但总会有人来清理座位，我们不得不出去了，沿着阶梯往下走我们身后还有十几个人，丽莎走在前面。警察穿着一身绿色西装，背后挎着枪。他看了看丽莎的护照又看看她，让她站在一边，我抬头一看，机场巴士已挤满了乘客，他们白色的面孔全都紧贴在窗户上看着警察。我当时真想一下子把汽车翻过去，像一艘船那样把它翻了，但我听见警察对丽莎说：“你丈夫在哪儿？”
我走上前去说：
“我是她丈夫。”
我们被带上一辆绿色警车，身后的车门关闭，至少我们可以离开其他乘客的视线了。我穿着短裤冻得发抖，抱成一团取暖。后来，我们在一问房子里等着，喝了一杯咖啡，看着他们翻我们的行李，一名警察抽出一件T恤衫，上面印有一幅图案，是一九六六年世界杯上在吉欧夫·赫斯特和德国队比赛时进球的一张照片，比分牌上显示出二比二。
“踢得不错。”我对他说。
“什么？”他问。
“吉欧夫·赫斯特。”我点了点头，他太年轻了，这个笑话他听不懂。
我被带到楼下去拍了一张罪犯用的照片，又被带到边境警察那里。直到那时，一切都很放松。我猜想他们是在电脑上发现了我们的去向，便安排黎明时分悄悄把我抓了起来。我已不在乎他们把我带到哪里去。听到一阵吵闹声，我才意识到我们走得很快，穿过一个走廊时，我发现里边有一群摄影记者，他们争着看我，并抢着拍照。闪光灯一晃一晃，我听见有人在大声喝着，就像是在交易大厅里一样。我真想说：“二百五十点再买一百份！二百五十点买一百股。”然后再朝他们打手势，但他们根本不会理这个玩笑，而且那样照片也一定拍得很糟。
“有什么想法？你有任何感想吗？”一个美国人大声叫道，他的声音像是哀鸣，那尖叫声盖过了那一片吵嚷声。
我本来想让他滚蛋，或猛地冲上去朝他打一巴掌，但我突然意识到我父亲就是这么做的，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对待那位摄影记者了。
很显然，丽莎并非迫捕目标，我才是。我们给英国领事打了个电话，他便带着一些律师来见我们。
“我现在无法推荐某一位律师。”他对我说，并用手指着一个名字，“但有些律师的确比其他律师们强很多。”
因此，我给金斯里奈·布里打通了电话。
那位英国领事出去到机场旁边给我们买了一些麦当劳的食品，算是午饭，这样一阵大乱方才稍有平息。整整一天，我们都待在机场警察的会面室里，没有见到任何阳光。我们挑选了一位德国律师，他身穿一套绿色毛质西装来见我，他名叫阿伯哈侍·凯普夫，另外我们还请了一位英国律师，他答应尽快来见我们。我清楚自己的被捕是德方执行新加坡政府发出的命令，是不可能保释的。后来，我们收到二十多份来自英国报纸的传真，他们要购买我故事的出版权。
下午三点，气象有了变化。话题不再是关于我，而是转向如何让丽莎出去。警方告诉我们，为了能获得丽莎的消息，新闻界早已预订了从法兰克福飞出的各次航班的机票。我们又和丽莎的父母通了电话，知道他们也被新闻界包围了，他们还说《每日镜报》给他们提供私人飞机来接丽莎，作为购买版权的一部份价钱。考虑到外面成群的记者们，我们便同意只和一家报纸合作，让丽莎安然返家。
晚上八点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丽莎即将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