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情必扰，不如徐以赀募兵。”固以为然，从之，得兵甚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于是善人在外，阴为已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
范先想杀死杜畿，以威胁部众。后来决定先观察杜畿的态度，就在郡府的门前杀死主簿以下三十余人。杜畿毫不在乎，言谈举止都没有改变常态。因此，卫固说：“杀了他并没有好处，只会招来恶名，而且他是被控制在咱们手里。”于是，卫固等人就正式尊奉杜畿为河东郡的太守。杜畿对卫固、范先说：“你们卫家、范家，是河东郡的两大望族，我要仰仗你们来办事。然而咱们有长官、部属的确定名分，今后要有福共享，有难同担，遇到大事要共同商量。”杜畿委任卫固为都督，代理郡丞的职务，又兼任功曹；全郡的大小将领及兵士有三千多人，都由范先指挥。卫固等心中大喜，虽然表面上服从杜畿，实际上没把他当回事。卫固要大举征发全郡百姓当兵，杜畿担心这样会使他的力量大为增长，就对卫固说：“如今要是大量征发百姓，会使民心骚动，不如采用募兵的方式慢慢来。”卫固认为有理，同意杜畿的方法，但募到的士兵很少。杜畿又对卫固说：“顾念家庭，是人之常情，各级将领和郡中文职官吏，可以让他们轮流休息，到情况需要时，再征召他们，也不困难。”卫固等不愿因拒绝杜畿的建议而招来众人的怨恨，也同意了。这样，善人在外边可以暗中相助，而与卫固等同谋的恶人都各自回家。
会白骑攻东垣，高干入泽。畿知诸县附已，乃出，单将数十骑，赴坚壁而守之，吏民多举城助畿者，比数十日，得四千余人。固等与高干、张晟共攻畿，不下，略诸县，无所得。曹操使议郎张既西徵关中诸将马腾等，皆引兵会击晟等，破之，斩固、琰等首，其余党与皆赦之。
正在这时，有一股号称白骑的武装力量进攻东垣，高干也率军进入泽。杜畿知道诸县都已归附自己，就离开郡城，只身率领数十名骑兵，选择一个坚固的营寨进行防守。属下各县的官吏与百姓都纷纷占据城池，援助杜畿。到几十天后，杜畿已有四千多人。卫固与高干、张晟合兵进攻杜畿据守的营寨，未能攻下；又去周围各县抢掠粮草，也没有收获。曹操派议郎张既西得，去关中征调马腾等将领平定叛乱，他们都出兵联合进攻张晟等，大获全胜，斩杀卫固、张琰等人，赦免了其余的党羽。
于是杜畿治河东，务崇宽惠。民有辞讼，畿为陈义理，遣归谤思之，父老皆自相责怒，不敢讼；劝耕桑，课畜牧，百姓家家丰实；然后兴学校，举孝弟，修戎事，讲武备，河东遂安。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从此，杜畿治理河东郡，以宽大为主，广施仁惠。百姓有来打官司的，杜畿为他们讲解仁义道德，分析事理，让他们回去好好考虑。父老们都自相责备，不敢再去告状。杜畿劝勉百姓努力耕田，种桑养蚕，鼓励他们饲养牲畜，使得家家都富裕起来。然后，又兴建学堂，推举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修造城防，制作武器，加强作战训练；河东郡便安定下来。杜畿在河东郡任职十六年，政绩常常为天下第一。
＇5＇秘书监、侍中荀悦作《申鉴》五篇，奏之。悦，爽之兄子也。时政在曹氏，天子恭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故作是书。其大略曰：“为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故在上者，先丰民财以定其志，是谓养生。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或诈伪以荡众心。故俗无奸怪，民无淫风，是谓正俗。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安居则寄过内致，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赏罚，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赏，非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四患既独，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
＇5＇秘书监、侍中荀悦，撰写《申鉴》五篇，上奏给献帝。荀悦是荀爽哥哥的儿子。当时，政权掌握在曹操手中，献帝只是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荀悦有志为朝廷贡献自己的才干，但他的谋略都无处施展，所以著述此书。书中的主要内容是：“治理天下的办法，首先是消灭‘四患’，然后要推行‘五致’。以虚伪败坏风谷。用私心破坏法纪，行为放荡而超越正常规定，奢侈靡费而损坏国家制度，不消灭这四种现象，就无法推行政令，所以称之为‘四患’。振兴农业与桑蚕业，以保障百姓生活；分辨善恶，以纠正民间习俗；推行文化教育，以改善社会风气；建立武备，以维持朝廷的威严；赏罚分明，以统一法令，这就是‘五政’。百姓不怕死，就不要以刑罚来恐吓他们；百姓没有生趣，就不可能劝导他们向善。所以，身居高位的人，要先使百姓富足起来。使他人安居乐业，这就是保障民生。对于善、恶，要以功、罪为标准来判定；对于毁谤与赞誉，要用实际效果来进行检验。对人不仅要听他的言论，更要观察他的行为；不被他的名声所困扰，要考察他是否名实相符；不能让虚伪狡诈的人得逞，免得人们去纷纷仿效。因此，没有奸怪的习俗，民间没有淫乱之风，这就是纠正民俗。奖励与羞辱是赏赐、惩罚的核心，所以礼教规定，荣誉与羞辱只能施加于君子，以改变他们的内心；枷锁与鞭笞则专用来对付小人，以改变他们的行为。如果不推行教化，就会使中等资质的人也堕落成小人；而推行教化，就能使这些中等资质的人升为君子；这就是改善社会风气。作为统治者，必然要拥有军队，以防备不能预料的变化，平时用来管理内政，战时则效命疆场，这就是维持威严。赏赐与惩罚，是执政的权柄。君王不随意赏赐，并不是爱息财物，而是因为，随意赏赐，就不能用赏赐来劝导人们行善；君王五不随意惩罚，并不是姑息怜悯，而是因为，随意惩罚，就不能使惩罚来打击犯罪。赏赐而没有起到劝导的作用，就是阻止人们行善；惩罚而没有起倒打击的作用，就是纵容人们作恶。作为统治者，能够不阻止下面的人行善，不纵容下面的人作恶，则国法确立，这就是统一法令。除去了‘四患’，又建立了‘五政’，诚心诚意地执行，长期坚持，简要而不懈怠，疏阔而不遗漏。这样，不需劳神费心，天下就能太平了
资治通鉴第六十五卷
汉纪五十七 孝献皇帝庚建安十一年（丙戌、206）
汉纪五十七 汉献帝建安十一年（丙戌，公元206年）
＇1＇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1＇春季，正月，有异星出现在北斗星座。
＇2＇曹操自将击高干，留其世子丕守邺，使别驾从事崔琰傅之。操围壶关，三月，壶关降。高干自入匈奴求救，单于不受；干独与数骑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并州悉平。
＇2＇曹操亲自率军征讨并州刺史高干，留下世子曹丕镇守邺城，派别驾、从事崔琰辅佐曹丕。曹操大军包围壶关。三月，壶关投降。高于亲自去向匈奴求救，被匈奴单于拒绝。高干身边只剩几名骑兵卫士，想南逃到荆州去投奔刘表。半路上，被上洛都尉王琰捉获，斩首。并州全部平定。
曹操使陈郡梁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荒乱之余，胡、狄雄张，吏民亡判入其部落，兵家拥众，各为寇害。习到官，诱喻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令诸将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长老称咏，以为自所闻识，刺史未有如习者。习乃贡达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内常林、杨俊、王象、荀纬及太原王凌之徒，操悉以为县长，后皆显名于世。
曹操派陈郡人梁习以别部司马的职务，兼任并州刺史。当时在兵荒马乱之后，匈奴等各北方胡狄各族的势力都很大，官吏及百姓往往叛逃到他们的部落中；其余许多地方势力也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各霸一方。梁习到任后，用引诱和劝导的方法招纳那些地方势力，对那些首领都以礼相待，并推荐其中一些人作官，让他们到州府来任职。等这些首领都离开本乡后，就征发当地青壮年充当志愿军。梁习又借大军出征之机，把这些志愿军分送到将领们部下，至别处作战。在这些官员、兵士都离去以后，就陆续把他们的家小迁到邺城，前后送走的共有数万人。有不服从命令的，就出兵进行征讨，杀死几千人，投降的数以万计。于是，匈奴单于态度恭顺，各部落的王爷对梁习叩拜服从，承担赋税徭役，与编于民籍的百姓一样。边境隶清，农夫遍布田野，梁习鼓励农业和桑蚕业，法令得到严格执行，父老们称赞，认为记忆之中，没有一个刺史比得上梁习。梁习又向朝廷推荐来并州躲避战乱的各地名士，如河内人常林、杨俊、王象、荀纬以及太原人王凌等，曹操都任命他们为县长，以后，这些人都闻名于世。
初，山阳仲长统游学至并州，过高干，干善遇之，访以世事。统谓干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材，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干雅自多，不悦统言，统遂去之。干死，荀举统为尚书郎。著论曰《昌言》，其言治乱，略曰：“毫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角智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及继体之时，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不愚之才居这，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荒废庶政，弃忘人物。信任亲爱者，尽佞诏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民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雠也。至于运徒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乱从此周复，天道常这大数也。”
当初，山阳人仲长统游学来到并州，拜访刺史高干，高干对他待遇优厚，征求他对时局看法。仲长统对高干说：“你有雄心大志，却缺乏雄才大略；喜好贤能之士，却不能鉴别人才。在这些事上面，你要深以为戒。”高干一向自以为是，对仲长统的话很不高兴，仲长统就离开了高干。高干死后，荀推荐仲长统担任尚书郎。仲长统撰写《昌言》，分析国家的安危治乱，主要大意是：“受命于上天的英雄豪杰，并不是从开始时就有统一天下的名分，由于没有这种名分，所以竞争者纷纷崛起。但到后来，那些仗恃智谋的，智谋穷尽，仗恃力量的，力量枯竭。形势不允许再对抗，也不足以再较量，于是才被捉住头，捆住颈，置于我们控制之下。等到第二代统治者继位时，那些豪杰已不再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士大夫与百姓都已习惯于遵从命令，富贵之家已经固定，威权都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在这时候，即使是一个下等的蠢才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也能使他的恩德大到与天地相同，使他的威严达到与鬼神相似的地步。即使是有几千个周公姬旦和孔夫子这样的圣人，也无法再发挥他们的圣明；有百万个孟贲和夏育之类的勇士，也无处再施展他们的勇力。那些继承天下的愚蠢帝王，见到天下没有人敢违抗旨意，就自认为政权会像天地不会灭亡，于是随意发展自己的嗜好，放纵自己的邪恶欲望，君主与臣僚都为所欲为，上下一齐作恶，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