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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们的神也显然如此兼具善恶两性。他们的最著名的神素盏鸣尊是天照大神（女神）之弟，是〃迅猛的男神〃。这位男神对其姐姐极为粗暴，在西方神话中可能把他定为魔鬼。天照大种怀疑素盏鸣尊到自己住房来的动机不良，想把他赶到屋外。于是，他放肆地胡闹，在天照大神的大饭厅里乱拉大便，而大神与侍者正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他毁坏稻田的田埂，这是滔天大罪。最坏的，也是西方人最不可理解的是，他竞然在姐神的卧室的上端挖个窟窿，从中投入〃倒剥皮〃的斑驹（即男性生殖器。由于素盏鸣尊干了这些坏事，受到诸神的审判，被处以重刑，赶出天国，放逐到〃黑暗之国〃。可是，他仍然是日本众神中一位招人喜爱的神，受到应有的尊敬。这样的神在世界神话中虽不罕见，但在高级的伦理性宗教中，这种神则被排除在外，因为把超自然的东西划成善恶两个集团，以分清黑白是非，更符合善与恶的宇宙斗争哲学。
日本人始终明确地否认，德行包含同恶进行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百年来所不断阐述的，认为这种道德律不适合于日本。他们大声宣布，这正证明日本人道德的优越。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的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发现其所不足。他们说，〃这种道德律对中国人是好的，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手段。〃十八世纪伟大神道家本居宣长就是这样说的。④近代的佛教家及国家主义指导者们也就同样的题目发表著述或举行讲演。他们说，日本人天生性善，可资信赖，没有必要与自己性恶的一半进行斗争，只需要洗净心灵的窗口，使自己的举止适合各种场合。如果它允许自身污秽，其污秽也容易清除，人的善性会再度生辉。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它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加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打开自己的悟性和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那末，何必自我怀疑心灵中的发现呢？恶不是人心生而具有的。基督教圣经《诗篇》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日本人没有这种神学，他们没有关于人的堕落的说教。〃人情〃是天赐幸福，不应谴责。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谴责。
美国人听到这些似乎认为，它必将导致一种自我放纵的纵欲哲学。但是如前所述，日本人把履行义务规定为人生的最高任务。他们完全承认，报恩就是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他们认为，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大目标的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当能够耽溺其中时，幸福只是一种消遣，如果郑重对待，以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那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要常常经受苦难，这是他们早己想到的。这虽然使人生艰苦，但他们有充分准备。他们经常放弃自己毫不以为是坏事的享乐，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而这种坚强意志正是日本人最称颂的美德。
与日本人这种见解相符合，日本小说和戏剧中，很少见到〃大团圆〃的结局。美国的观众一般都渴望看到结局。他们希望剧中人以后永远幸福。他们想知道剧中人的美德会受到回报。如果他们不得不为剧中人流泪，必定是因为主角的性格有缺点，或者是他成了不良社会秩序的牺牲品。但是，观众更喜爱的是主角万事如意，一切圆满。日本的观众则含泪抽泣地看着命运如何使男主角走向悲剧的结局和美丽的女主角遭到杀害。只有这种情节才是一夕欣赏的高潮。人们去戏院就是为了欣赏这种情节。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女主角的苦难为主题。两个人互相爱慕却又不得不放弃所爱的人；或者他们幸福地结婚了，但其中一方却不得不自杀以履行义务；或者是，妻子献出一切以挽救丈夫的职业生涯，勉励丈夫磨砺才艺以成为优秀演员，而在丈夫成名前夕，妻子却隐身市井，让丈夫自由享受新的生活；丈夫成名之日，妻子却贫病交迫，无怨而死去，如此等等。总之，无需欢乐结局，但求唤起对男女主角自我牺牲精神的惋惜和同情。剧中主角的苦难并不是由上帝的裁判，而是表明：剧中人为履行义务忍受了一切，任何不幸、遗弃、疾病、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正道。
日本现代战争电影也表现这种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会说，它是所看到的最好的反战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这些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与苦难，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描写中国事变，都是一个格调：在泥泞中的行军，凄惨沉闻的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熬煎等等。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甚至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而是深陷泥泞、夜宿中国小镇，或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而幸存者的代表，他们成了残废、瘸子、盲人。或者描写土兵死后，家中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英美骑兵那种动人场景在日本电影中是看不到的。伤残军人的恢复健康也很少被写成剧本。甚至也不涉及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时时处处都在尽一切努力报恩，这就足够了。所以，这些电影乃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电影的制作者知道，这些电影是不会在日本观众中激起和平反战情绪的。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日本人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他们似乎认为，〃人的义务的整体〃象在地图上划分势力范围一样分成若干领域。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它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面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情义〃等等。他们不象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他们不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在哪个特定领域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①及金箴②。一个得到赞许的行动总是与该行动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一个人〃为了孝〃而行动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情义〃或者〃在仁的世界〃行动时在西欧人看来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甚至各个世界的准则也会随着其内中情况的变化而可能要求采取很不相同的适当行动。对于主君的〃情义〃，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侮辱之后，就可以背叛主君。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国民对敌人作战直至最后一兵一卒。天皇一广播宣布投降，对〃忠〃的要求就发生了变化，日本人一变而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态度。
西方人对此很难理解。根据我们的经验，人是〃按照其本性〃而行动的。我们按照老实或不老实，合作或固执来区分绵羊与山羊。我们把人加以分类后就指望他们的行动始终如一。他们不是慷慨大方，就是吝啬小气；不是主动合作，就是疑心深重；不是保守主义者就是自由主义者，两者必居其一。我们期望每个人既然信仰某种特定的政治思想，就应一贯反对相反的思想意识。根据我们在欧洲战场的经验，那里有〃合作派〃，也有抵抗派，但我们不相信合作派分子在胜利后会改变立场。而且，这种估计是正确的。在美国国内政争中，我们也承认，例如有新政派与反新政派，而且我们断定，在出现了新局势时，这两派也仍然会按其本性而行动。如果某一个人改变立场，比如，非教徒变成天主教徒，〃激进派〃变成保守主义者等等，这种转变应当名之日〃转向〃，并应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新人格。
当然，西方人这种关于行为完整性的信念未必都能得到证实，但绝对不是幻觉。在大多数文化中，不论是原始的、还是开化的，男男女女都把自身描绘成为某一特定种类的人在行动。如果他们追逐权力，就会以别人服从其意志的程度作为衡量其成败的尺度。如果他企求受人爱戴，他就应与人接触，否则就要遭受挫折。他们会想象自己是严肃正直的人；或者具有〃艺术家气质〃，或者是优秀的家庭成员等等。他们自己的性格一殷都具有某种〃风格〃（Gestalt），并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秩序。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痛这种能力是西方人难以相信的。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走极端的可能性。可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在我们看来，就是矛盾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正如同一性扎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对西方人来讲，特别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相互之间要求仔细酌量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良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如前所述，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箴言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说，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伦理戒律。用前已引用的桑塞姆爵士的话来说，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不从宇宙的高度，也能恰当地说明坏行为。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磨炼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如他们所说的，象刀上的锈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因此，人必须象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发光，只需加以研磨，使之脱锈生辉。
由于日本人的这种人生观，西方人很难看懂日本的民间神话、小说和戏剧，除非加以改写，象我们常做的那样，以求符合我们对性格一贯及善恶相斗的要求。但是，日本人不这样看。他们的评论则是围绕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主人公的失败是因为溺于人情而忽视了〃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因为忠孝不能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遵行正义，迫于情义而牺牲家庭。这些矛盾仍然是具有约束力的两种义务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善〃的。对两者的选择犹如债务者该还债时面对多如牛毛的债务，他必须选择先偿还某些债务而暂时不管其它债务。但他还清一笔债务，并不能免除其它债务。
对故事主人公的这种看法，与西方人根本对立。我们认为故事中的主人公之所以是好人，正因为他选择了善的方面，并且与恶的一方进行斗争，如同我们所说的〃有德者胜〃，结局必须圆满，善者应有善报。日本人则酷爱那种主角，他既拖欠社会恩情，又不能悖于名分，无法调和，只好一死了之。这类故事在许多其他文化中是教人们屈从于残酷的命运，在日本则反而成为启迪主动精神和坚忍意志的题材。主人公在竭尽全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其他义务，但最后又和他们所忽视的〃世界〃进行清算。
日本真正的民族叙事诗是《四十七士物语》。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虽然不高，却无比强烈地扣动日本人的心弦。每个日本儿童都知道这个故事，不仅知其梗概，而且熟悉其细节。它不断传布、翻印并被拍成电影而广泛流传。四十七士的墓地长期成为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凭吊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围变成一片白色。
《四十七士》主题是以对主君的〃情义〃为核心。在日本人心目中，它写的是〃情义〃与〃忠〃、〃情义〃与〃正义〃的冲突（在这类冲突中，当然是〃信义〃占胜）以及〃单纯情义〃与无限〃情义〃之间的冲突。故事发生在1703年封建制度鼎盛时期，按照近代日本人的想象，那时，男儿都是大丈夫，对〃情义〃绝不合糊，四十七位勇士为〃情义〃而牺牲一切，包括名声、父亲、妻子、妹妹、正义（〃義〃），最后以自杀殉〃忠〃。
当时，各地大名定期觐见幕府将军。幕府任命两位大名主持仪式，浅野侯是其中之一。这两位司仪官都是地方大名，由于不熟悉仪式，不得不向一位身份很高的在幕府中枢任职的大名言良侯请教。如果浅野侯家最有才智的家臣大石（故事的主角）在身边，是会帮助主君周密安排的，但恰巧他返回故乡，而浅野不谙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