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唐书》的修撰《旧唐书》的撰者，从《崇文总目》起，就作为刘煦等。其实刘煦只是以宰相监修国史，并非执笔撰修者。《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于开运二年（945）六月记载：“监修国史刘煦、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二百三卷上之。”刘煦于开元元年七月始以宰相监修国史，前后亦只一年①，何能有若此作为？石晋撰修《唐书》，起意于天福元年（936），其时赵莹即以宰相监修国史①。其后至天福六年（941），又复下诏，命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由赵莹以宰相监修②。《五代会要》还特地采录赵莹于这一年的奏文，一则要求下诏征求旧史，举凡武宗与其以后各帝实录，以及自会昌至天祐六十年间的传记和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诰册书等，再则陈述撰修帝纪、列传、十志的意见③。可知撰修工作是这一年才正式开始的。
撰修《唐书》，赵莹虽是最初的监修者，发其端者却是贾纬。《旧五代史·晋书·贾纬传》曾明白记其间的经过。传文中还说：“纬属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而下，阙而不纪，乃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唐年补录》，凡六十五卷，识者赏之。”这是① 《旧五代史》卷八三《晋书·少帝纪》。
① 《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
② 《旧五代史》卷七九《晋书·高祖纪》。
③ 《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为撰修《唐书》所作的准备工作。有人说，当时李崧也曾参预撰修，其实这是不确实的。当贾纬提出应该从事撰修时，李崧还曾经反对过。《旧五代史》李崧本传也没有记载，显然是靠不住的。
刘煦等撰修《旧唐书》时，是能够获致较为有利的条件的。当时上距唐天祐倾覆之际，只不过三数十年，尚非过久，故老旧人仍有存者，可以据以搜访往事。而吴兢、韦述等人所撰的《唐书》和唐代诸帝的实录大都还未佚失，可供采撷修补。《武宗实录》既多所散佚，宣宗以后诸帝的实录又复不存，也就是会昌至天祐六十年间的史事多有阙略，好在贾纬的《唐年补录》或可稍供补缀。正是由于有这些较为有利的因素，《旧唐书》还能保存许多原始的史料。经前人考校核实，代宗以前的数朝纪传，就是多钞实录国史原文。其中且有直言今上者。所谓今上是史臣对当时皇帝的称谓，正显示所录并是旧史原文①。然而还有更为明显的，当时执笔史臣的姓名，也还有依然未能改正。《顺宗纪》后的“史臣韩愈曰”，《宪宗纪》后的“史臣蒋系曰”，就都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其他仅著史臣而未称姓名的尤非鲜见②。能够保存如许的原始史料，就是值得称道的所在。
当然，像这样有200 卷的史书，也并非就毫无疵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就曾经指责过：“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繁略不均，校之实录，多所漏阙，又是非失实，甚至以韩愈文为大纰缪。”《四库全书总目》也说：“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旧唐书》的撰修正当五代乱离之时，四郊多垒，戎马倥偬，能够撰修成书，实为难得。书成未久，契丹已攻陷汴京，未遭佚失，也是一宗幸事。
《旧唐书》撰成后，到了北宋仁宗时，又有《新唐书》的撰修。旧籍俱在，为什么又要另撰新书？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文中，曾经有所说明。表文以为有唐几三百年的史事，应该“粲然著在简册”，可是由于“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才不能不另行撰修。这显然都是对于《旧唐书》的指责。前面曾征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于《旧唐书》的批评，晁公武由所批评的言辞，得出结论说：“故仁宗时删改盖不得已焉。”《新唐书》的撰修人为欧阳修和宋祁。其实当时参预撰修的还有他人。
曾公亮的进《（新）唐书》表中曾列举有欧阳修、宋祁、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论述《新唐书》撰修的经过说：“初，庆历中，诏王尧臣、张方平等刊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修为纪、志，祁为列传，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同编修。”也有人说，欧阳修只撰修了帝纪，至于志和表，则是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诸人分别撰修的①。曾公亮当时是提举编修，故书成后，得以领衔进上。
曾公亮的进书表中，对《新唐书》的成就曾作概括的评述，表中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依据。”这事增文省的说法，自来几乎成了对《新唐书》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②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一章《隋唐五代学术》。
①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
的定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旧唐书》撰修于乱离之世，文献记载，多有丧失，虽曾下诏访求佚书，所得并非甚多。《旧唐书》循《隋书》成例，也撰成一篇《经籍志》，以著录前代旧籍和唐人新著。志中所载天宝以后的撰述，实甚稀少，几乎寥若晨星。这应是当时皇朝的庋藏，也应是撰史诸人所能见到的图书。这样稀少的图书，而欲求所撰修的史籍了无漏遗，实在是戛戛乎难哉！《新唐书》撰修的时候，上距宋朝的开国，已经将近一百年了。长期的承平使散佚的文献，陆续逐渐出世。成书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的《崇文总目》所著录的撰述，即远较《旧唐书·经籍志》为繁多，《新唐书》撰成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距庆历元年才二十年，《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群籍，已有尚未见之于《崇文总目》的。史料丰富若此，怎么能不使所记载的史事较前有所增加？还应该指出，《旧唐书》撰修时，晚唐史事所可作为凭借的，只有贾纬的《唐年补录》。《新唐书》撰修时，宋人对于唐史的论著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举其著者，如孙甫《唐史记》、赵瞻《唐春秋》、陈彭年《唐纪》，而赵邻还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参预撰修《新唐书》的宋敏求，亦补撰唐武宗以下六帝实录①，而胡旦也撰有《唐乘》②。撰修《新唐书》诸家自可利用这些新得的成就，从事补缀刊正。因而所谓事增自然是必然的趋势。以《新唐书》和《旧唐书》相比较，综计《新唐书》删去《旧唐书》的传61 篇，增添的新传三百三十一篇，另外还增添了两篇志和四篇表。这不仅是事增，而且所增加的还是很多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列传和志表的总的篇数，至于列传中具体增添的事例，那当然就更为繁多了。赵翼在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特列了《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一目，罗列所增的与史事有关的文句，如《代宗沈后传》，《旧唐书》仅说：“陷贼后，不知所在。”《新唐书》则于其下增：“高力士女冒为后，迎还上阳宫，力士子知其非，具言其情，诏贷之。”这样的增添，共有九十七传。有的传所增添的还不仅一事，合起来算计，当然就更多了。赵翼于此还另立一目为《〈新书〉立传独详处》。据说：“《新书》诸传，较《旧书》多大同小异，不过删其芜词而补其未备，无有大相径庭者，惟刘晏、陆贽、李绛、高骈、高力士六传，所增于《旧书》，几至倍蓰。”所增的段落，这里就不必一一征引。可以说所谓事增，确系事实，并非称道者的过誉。
《新唐书》在事增的同时，还显得文省。《旧唐书》的一些芜词就多被删去，还有一些骈文，或者被删去，或者被改动，自然会减少篇幅。《旧唐书》200 卷，《新唐书》225 卷。卷数增多，是事增的表现。据说《旧唐书》全书共为三百零九万字。《新唐书》全书共为三百六十九万字。《新唐书》卷数增多了，字数相应也有所增多。其间差别并不是很大，可能是《新唐书》要稍多些。不过应该指出，《新唐书》在纪传和志之外，还有《宰相世系表》等四种表。表是不应和纪传在字数方面相提并论的。如果实际算起来，《新唐书》的字数也许还要少些。这应该是文省的具体例证。
曾公亮自诩的这种优越之处，也遭到一些非议。《四库全书总目》就曾说过：“是书本以补正刘煦之舛漏，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新唐书》；《宋史》卷二○三《艺文志》。② 《宋史》卷四三三《胡且传》。
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搜及小说，而至于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于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祟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所言大致可说是较为公允的。像这样一部巨著，欲求了无瑕疵，也是难于避免的。
应该说，《新唐书》可以称道的篇章也还是不少的。《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较之《旧唐书》，可谓是独辟蹊径。史籍有表，肇源甚早，司马迁和班固相继制作，就颇受人称道。陈寿、范晔及其后来的撰述者皆未能追踪前贤，显然有所不足。《新唐书》能够补苴这样的遗阙，就不能置而不论。《宰相表》略同于《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唐代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时就有数员，有时更代频繁，专列一表，自有其可取的地方。唐中叶后，方藩兴起，几遍全国，若不为之列表，是不易知其起伏曲折的。唐代承南北朝之后，崇尚门第，《宰相世系表》的制作也是自有其社会的因素，不过其间亦借以保存若干和宰相有关人物的名字，为后世治史者提供考核的方便，并非毫无作用。《新唐书》撰修时，吕夏卿曾参预其事。夏卿通谱学，世系表的编制就是出于夏卿之手，《宋史》称他“于《新书》最有功”①。可知《新唐书》诸表能够见称于世，不是没有来由的。
《旧唐书》初撰修时，赵莹就提出建议，谓于纪传之外别撰十志②。其后书成，却撰修了十一志。多寡虽少有不同，篇目则仍因袭前代旧规，并未稍事溢出。《新唐书》有所增加，成了十三志。新增的为《选举志》和《兵志》。唐代以科目取士，虽是因隋旧制，科目繁多，却远超于隋时。这是一代的大政，专列成一志，是有必要的。唐代始建皇朝，强兵猛将，实为当时主要的凭借，中叶以后，反为兵事所困，列志论述，和《选举志》有同样的必要。其中容有记载不尽属实的地方，这就有待于后来的考核了。还应该称道的是《地理志》论述的详备。《地理志》不仅记载州县沿革、人口、贡赋和矿产，还特别记载各地的农田水利，这不仅超过《旧唐书》，而且也是以前各史的《地理志》中少有的。有了这样的记载可以显示一代农业的规模，对于治史者也是别开生面的助力。
有关《隋书》、两《唐书》的考核、订正和补苴的撰述《新唐书》的创修是因为《旧唐书》的卑弱浅陋，未符众意；可是《新唐书》撰成之后，也招致了非议。《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王得臣《麈史》，谓吕夏卿私撰《兵志》，宋祁别撰纪志，因谓同局且私心不满。其实也未必见得就是如此。据晁公武所记，吕夏卿曾戒其子弟勿妄传出所撰《兵志》事，当系所撰未为同撰修者所通过，而又未忍抛弃，故“自秘之”。很可能是始撰时，分工未能明确，以致有这样一些事故，不应认为是私心不满。虽然如此，也并非就了无异议。稍后的吴缜就别撰《① 《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
② 《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纠谬》。吴缜指责撰修《新唐书》有八失，并以所提出的谬误之处，归纳为二十门，每门之中各举出具体的事例。今按其所述，多有中肯之处，也有不免过于求疵的地方。像《新唐书》这样出于众手的巨著，也不能说其中就没有牴牾踳驳的记载。就是到现在，这样的考核订正还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