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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广陵妖乱志》、《次柳氏旧闻》《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诸书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郑处诲《明皇杂录》、郑棨《开天传信记》、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和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和《次柳氏旧闻》于《四库全书总目》中亦如《大唐新语》等被列入于《小说家类》，盖以所载并非尽是实录。郑处诲为德宗时宰相郑余庆之孙。郑棨当为郑綮之误，其人曾相昭宗，所谓“歇后郑五为宰相，时事可知”，即是其人。两人上去开天时皆已久远，得之传闻之辞，不能谓其必无讹误。两书皆多记明皇时宫廷细事兼及当朝人物，就是社会杂闻亦皆信笔书载，殊有裨于唐史，惟《开天传信记》中间杂有神异之说，稍嫌病疵。郑处诲别撰有《广陵妖乱志》，记高骈镇扬州时为吕用之所惑，导致一方乱离事。此书另有罗隐所撰本。罗隐于僖宗时依附镇海节度使钱镠，为其节度判官，论年晚于郑处诲，上去广陵乱离已稍远，然犹以之见于撰述，可知吕用之为祸的惨烈，广陵蒙难的严重。《次柳氏旧闻》是得之于史官柳芳的传述，李德裕因撰次其说，故以次柳氏旧闻相称。柳芳曾因获罪被窜于黔中，其时高力士亦被流放于巫州（治今湖南黔阳西南），因相与周旋，得悉以前禁中诸事，皆芳所不能知者。柳芳以其所闻，撰成《问高力士》一书，不久即亡佚。后来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与柳芳之孙柳冕俱被谪东出，复得获闻柳冕所道及由其祖处所得的旧事，李德裕因加以录集，遂传于世。这是李德裕为是书所撰的序文所说的，应该是确实的。然其书中多荒诞不经之谈，仿佛与辗转传授之迹不尽相符合，可能有后人羼入的地方，不能即以之为实录。虽然如此，明皇时的旧史能有这些书籍流传下来，也可以看到开元天宝的往事是能引起后人的注意的。
《安禄山事迹》撰述《安禄山事迹》的姚汝能，仕履无考，仅知其曾为华县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此见于著录。是书记安禄山一生始末，兼及安庆绪、史思明父子事。记述虽稍嫌琐杂，亦近于详赡。说者谓《新唐书·安禄山传》所载可能取材于是书，如果这样说法果属确实，则姚汝能的撰述自当有一定的价值。
《奉天录》《艺文志》著录诸家所撰《奉天录》，今传世本为赵元一撰著。是书记载唐德宗为其叛臣朱泚所逼，逃避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又复受厄于李怀光，再播迁于梁州（今陕西汉中）事。据书中自序说：“起自建中四年孟冬月上旬三日泾原叛命，终兴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返神都。”盖德宗辗转迁徙时，撰者皆扈从其役，目睹耳闻，备悉全部历程，故所记颇为详赡。德宗播迁，虽肇因于朱泚和李怀光，山东藩镇亦尝措手于其间。德宗的得返长安，固是由于朱泚、李怀光的先后破灭，也是唐朝廷和山东藩镇妥协的结果。据赵元一此书，就可以明白其中的曲折究竟。
《贞观政要》和《东观奏记》《艺文志》于此还著录了吴兢《贞观政要》和裴廷裕《东观奏记》。吴兢曾参与撰修《唐书》和《则天实录》，熟谙唐初史事，因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和其大臣之间的言论。贞观之治颇为后世所称道，故此书也相应为后世所推崇。裴廷裕于昭宗时为翰林学士。《艺文志》于此目下注说：“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其具体内容，也不外如此。
《六典》《新唐书·艺文志·职官类》所著录诸书，唐人的撰述居其大半。其中最值得称道而又流传于今世的，厥为《六典》。《六典》今称《唐六典》或《大唐六典》，若推本溯源，当以《六典》为正。《艺文志》详述某撰述的经过：“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这是说全书是按照当时的官制从事叙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门下）、尚书令共议国政，也就是宰相之职。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实际上是共同负责。唐更因前代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位于三省之上。故《六典》的叙述，最先是三师、三公，接着才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执行朝命，事务较繁，其所辖六部就分别依次叙述，再其次则是所谓台、寺、监、卫、府。各分别论述其员数和职掌。其中一些职掌涉及到全国各处，因而就可以略觇全貌。就如刑部尚书属下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的职务，为“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所管辖的关共有二十六所，就分布于全国各地。《六典》不仅为当时官方正式的撰述，且多出于名家之手，论一代典章制度，皆应有所取法。此书撰于开元二十六年，自难包括其后至于天宝年间的新制，不能以玄宗一朝的规矩视之。天宝以后更无从涉及了。户部郎中所掌有十道的贡赋，《六典》于此就分叙十道所辖的州数。其山南道所辖的州中竟然还有唐州。唐州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本来是隶属于河南道，至德以后始割属山南道。开元时撰修《六典》诸家如何能知至德后事？这显然是后来窜入的。
《翰林志》、《翰林学士院旧规》及其他有关的撰述《艺文志·职官类》著录有李肇《翰林志》和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不著撰人的《翰林内志》。其中《翰林内志》佚失已久。而《翰林志》和《翰林学士院旧规》为南宋洪迈编入《翰苑群书》中，得以广为流传。洪迈之书中且收入韦执谊《翰林院故事》、韦处厚《翰林学士记》、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丁居诲《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皆以唐人记载唐事，殊为可贵。翰林院为当时文学之士待诏之所。而当时掌制诏书敕者多为此中的学士。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更为特殊的，甚至受拜为宰相。这一清华处所，深为当时所重视，故亦得多所记载。李肇撰《翰林志》时，以监察御史入学士院，身历其境，故所记颇为详赡。其他韦执谊、韦处厚、元稹诸人，亦莫不如此。杨钜为懿宗宰相杨收之子，昭宗时为翰林学士，从昭宗东迁，寻卒，则其所撰述应为唐人有关翰林学士院的最后记载。
《高氏外传》和《朝野佥载》《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有郭湜《高氏外传》、张冻百菰亍贰⒎庋荨斗馐衔偶恰泛屠畲隆渡惺楣适怠匪闹郑源诮袷馈�
《艺文志》在著录《高氏外传》时，即注“力士。湜，大历大理司直。”所谓《高氏外传》，当记高力士的生平。郭湜因得罪宦官李辅国而被贬逐于巫州，当时高力士亦被贬于其地，因得相与谋面。郭湜在《高氏外传》中说：“况与高公俱婴遣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按所记，尚多为两《唐书》所失载者。唐玄宗由蜀中归来，颇受制于李辅国，《旧唐书·宦官李辅国传》谓“辅国起微贱，贵达日近，不为上皇左右所礼。虑恩顾或衰，乃潜画奇谋以自固。”然所记仅移上皇居西内一事。《新唐书》所记亦仅此一事，只是较为详备而已。而《高氏外传》所记，则玄宗自蜀中归至凤翔后，即已见于形色，其他更非一事，故可补史文的阙失。
撰《朝野佥载》的张渖绞录＃健短剖椤方愿郊谄渌镎偶龃住Ｉ蔽浜笾保录翱心辏势渌侵钍乱晕浜笫蔽唷８嵌拍咳荆姹始窃兀彩悄训玫摹！毒商剖椤肺狡洹跋卤拭羲伲鲇榷啵云内缎场Ｊ鞘碧煜轮尴筒恍ぃ约撬衅湮摹！薄缎绿剖椤吩蛭狡洹案⊙奚僦吕恚渎壑授轿哜薄Ｕ批｜著述不少，《新唐书》所说未必就是指《朝野佥载》而言，然读其书时，就不能不有所警惕，而须再作考核。虽说如此，究竟是当时闻见的记载，属于第一手的史料，其功也未可见没。
《封氏闻见记》和《尚书故实》撰《封氏闻见记》的封演，两《唐书》无传。据其书中所见，其初为天宝时太学生，其后为藩镇幕僚，德宗建中年间，尚在魏博田悦的幕中。书中随年纪事约有百余条，惟脱落殊多，难为完帙。《四库全书总目》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诙谐数条而已。”这样的评论是相当恰当的。《四库全书总目》每以唐人杂史改入《小说家类》，惟以封演之书与李绰《尚书故实》仍列于《杂家类》中，显示其间似有不同处。李绰于所撰的《尚书故实》中曾述其撰述的缘起，他说：“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绰避难圃田（圃田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客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也许是杂有诙谐的缘故，故其所记颇为芜杂。不过既是张公对客之言，当不至过于诬罔。其中小有讹误处，亦是难免，因随意道出，固不易作详赡的订正。《艺文志》于此书之下注：“尚书即张延赏。”《四库全书总目》谓“书中称嘉贞为四世祖，又称嘉祐为高伯祖，则所谓张尚书者当在彦远、天保、彦修、曼容兄弟间”。张延赏为德宗时宰相，乃张嘉贞之子，非其四世孙也。《国朝传记》和《传记》《艺文志·杂传记类》又著录有刘■《国朝传记》。《艺文志·小说类》中还著录有刘■《传记》，并注说：“国史异纂。”刘■为刘知幾之子。两《唐书》皆有传，即附于其父传后。刘知幾为唐代知名史家，以著《史通》为当时后世所景仰，■兄弟亦皆以学术知名于世。《新传》谓其“著《史例》，颇有法”。《旧传》于《史例》之外，还说到他所著的《传记》，皆未曾涉及《国史异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其《小说类》著录有《刘■小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小说家类》于《刘■小说》之外，复著录刘■《隋唐嘉话》，皆与《新唐书·艺文志》不同。按李肇《国史补序》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是刘■之书本以《传记》为名。其所以称为《国朝传记》者，可能仅指唐初至于开元一段史事，别自单行。如果这样说法不太舛讹，则《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时，此书已分成两本，故分别见于著录。《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小说》时，曾有简短的言辞说：“纂周汉至晋江左杂事。”这和李肇《国史补序》所说是一样的。可能是所著录的《刘■小说》又被割裂，不仅不复至于开元，而且尚未兼及隋代，因而只能说“至晋江左杂事”。这时的割裂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又不复相同。既然以所记的隋事移后，与唐初事并列在一起，就不能再以国朝相称，故另赐佳名，称为《隋唐嘉话》。今本《隋唐嘉话》多载隋唐时的人物言行事迹，不能即以小说目之。也许是因李肇所说，因而置之小说之中。《隋唐嘉话》所记隋时事，只有十几条，记唐时事竟多至一百多条。可见那时割裂原书，以所记唐时别为一书，以《国朝传记》相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637），即所谓贞观礼；后者成于显庆三年（658），书名以《永徽五礼》相称，也就是所谓的永徽礼。《开元礼》自当是综合贞观礼和永徽礼而成的。自后再未见有大举修撰礼书的记载，想见其已臻于相当完善的地步。后来杜佑撰《通典》，其《礼典》所记率多取自《开元礼》，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至于王泾所撰的《大唐郊祀录》，则专叙述郊祀之礼，这当然是诸礼中的组成部分。《艺文志》谓其书为贞元九年（793）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