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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一切国家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到哪里，也就是政治中心到那里了。况且，隋炀帝每次游幸，都兴师动众，“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③。由此可见，在隋炀帝外出①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③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期间，大批国家官吏与军队都不在洛阳，洛阳既未真正起到政治中心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肯定他修建东都的积极意义了。其实，营建东都只不过是隋炀帝“无日不治宫室”的一个方面。尽管“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①。因此，很多宫殿，遍布各地。他每次到各地宫殿游幸，都极奢侈豪华。最突出的是南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②。游幸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而且如此阔气排场，均为前所未有。
其次，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显赫地位，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大肆挥霍，浪费难以数计的人力和财力。大业二年（606），突厥启民可汗来到隋朝，隋炀帝“欲以富乐夸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伎人皆衣锦绣缯彩，舞者鸣环佩，缀花毦；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彩为之空竭”③。大业六年（610）正月，“诸蕃酋长毕集洛阳”，隋炀帝命“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周边一些民族派人到洛阳丰都市（东市）交易，隋炀帝就“命整饬店肆，簷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④。隋炀帝就是这样，把民脂民膏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
至于隋炀帝贪恋声色的糜烂生活，一直到他在江都面临末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收敛。
徭役繁多，破坏生产阶级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莫过于隋炀帝劳民伤财，破坏生产。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停止劳动生产，人们就会因冻饿而死，这个国家或民族自然就要灭亡。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真理。正是这种人人都知道的真理，隋炀帝却置若罔闻。他既想要得到劳动人民的各种生产成果，却又例行逆施，把大量的劳动力用于非生产方面，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肆征发劳动人民服役，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
仁寿四年年底，隋炀帝刚刚即位，就“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①。大业元年，杨素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由于“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②。同时，又征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四年。
②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二年。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六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在这年游江都时，仅揽船工就用了八万余人。大业三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③。七月，又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大业四年正月，征发河北百余万人开永济渠，丁男不足，妇女也被征发了。七月，又征发二十余万人修筑长城。把这样多的民力用于非生产方面，必然导致生产停滞，不能发展。
当然，运河的开凿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与其他劳民伤财的工程相提并论似乎不甚妥当。其实，认真分析一下，也并无不妥之处。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是开凿运河的客观效果。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人们需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去从事保证人类生存的农业生产。隋炀帝强迫农业劳动者去从事远远超出劳动者的负担能力的巨大工程，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用大量劳动者的生命去满足自己游幸的需要，即使客观效果有好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劳动者的悲惨遭遇，去歌颂发号施令者的功绩。抛开大量劳动者的伤亡，生产的中断，去侈谈长远的效果，就是割断历史。如果不是农民战争推翻隋炀帝政权，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开辟道路，运河的客观效果是不能显示出来的。由此可见，严重破坏生产力的结果，是劳动者走投无路、被迫造反。反之，如果隋炀帝不是劳民伤财，破坏生产，社会财富会更加丰富。在社会财富更加丰富，劳动者的负担能力许可的情况下，用较长的时间去开凿运河，无疑会促进历史的前进。
直接导致农民起义的是进攻高丽。从大业八年（612）到大业十年（614），隋炀帝三次对高丽进行战争。大业七年（611）为了准备进攻高丽，派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工匠被迫站于水中昼夜劳动，腰以下溃烂生蛆，死亡什之三四。又征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命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为了转运军粮，“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①。
大业八年，第一次进攻高丽，动用军队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送给养的比军队还多一倍。萨水（在今朝鲜平壤北）战败，致使三十万五千作战部队仅剩下二千七百人。至于第二、第三两次进攻高丽的战争，也同样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隋朝最盛时，全国人口是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仅进攻高丽的战争，直接、间接参加的就有三四百万，各种频繁的徭役，更是难以计算。但可以肯定，大部分青壮年劳动者都离开了生产岗位，这是对生产力最严重的破坏。“耕稼失时，田畴多荒”②，正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的实际情况。《隋书·食货志》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疆场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而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不仅如此，更加“重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七年。
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以致“百姓困穷，财力具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③。这就是说，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劳动人民为了不被冻饿而死，只有相聚起义，高举农民革命的大旗了。
第二节隋末农民大起义王薄首举义旗首举起义大旗的是王薄。王薄是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大业七年，他首先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发动起义。为了号召群众参加起义军，他自称“知世郎”，表示自己是先知先觉者。同时，他还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群众拒绝参加进攻高丽，激发群众的反隋情绪。因为隋炀帝为进攻高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最为沉重的灾难。
王薄起义，揭开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革命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起来。与王薄起义的同时，翟让也在瓦岗发动了起义。另外，孙安祖在高鸡泊，张金称在蓨县，高士达在蓨县，刘霸道在豆子■也先后起义。
大业九年（613），又有孟海公在济阴周桥、孟让在齐郡、郭方预在北海、郝孝德在平原相继起义。封建史籍所谓“群盗蜂起，不可胜数”①，正说明农民起义的烽火已遍地燃烧。
杨玄感起兵在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的影响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充分暴露了。
大业九年，正当第二次进攻高丽的时候，隋朝贵族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杨玄感的父亲杨素是隋炀帝的亲信，他曾帮助隋炀帝夺取了帝位。杨玄感因其父有功而位至柱国，又迁礼部尚书。第二次进攻高丽时他在黎阳督运军粮，他看到隋炀帝倒行逆施，天怒人怨，认为有机可乘，遂起兵叛隋。他举兵南下，进攻东都，顺利到达洛阳城下，众至十余万人。杨玄感进军顺利，迅速发展壮大了势力，正是他的行动迎合了广大人民反对隋炀帝的要求。所以，杨玄感虽然因进攻高丽的军队南下，使其腹背受敌而失败，但也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急剧激化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是一触即发的。
在杨玄感起兵的影响下，农民起义的浪潮更加高涨了。大业九年七月，刘元进在余杭拥众数万人，响应杨玄感。八月，吴郡朱燮起义，“民苦役者赴之如归”①；管崇在晋陵起义，众至十万人。正当杨玄感围攻东都时，梁郡韩相国也举兵响应起义，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杨玄感于八月失败，九月就有东海彭孝才起义，有众数万人；十月，吕明星进攻东郡，十二月，扶风向海明起义。众至数万。另外，还有杜伏威、辅公祏、苗海潮等人在各地起义。这些起义军，虽然没有直接打起响应杨玄感的旗号，但在杨玄感狠狠打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之后，至少说是对他们的起义减少了困难，增加了有利因素的。由此可见，杨玄感起兵对隋末农民起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起义军的不断发展，使隋炀帝失去了控制全国的能力，长安、洛阳、江都，都成了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到大业十二年（616），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分散走向集中，原来遍布各地的起义军，逐步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农民军队伍。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七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九年。
窦建德是清河郡漳南县人，由于他同情穷苦农民，肯帮助别人，所以在当地的威信很高。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征发农民，进攻高丽，窦建德被选为二百人长。他的同乡孙安祖也被选为征士。孙安祖因家遭水灾，妻子饿死，不愿前往，遂遭县令怒笞。孙安祖刺杀了县令，去找窦建德。窦建德表示：“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①要他到高鸡泊中去聚众起义。孙安祖接受这个建议，带着窦建德给他招募的几百人，到高鸡泊正式起义了。由于起义军不断打击着隋朝的黑暗统治，地方官就到处搜捕与起义军有关的群众，窦建德也是搜捕的对象。窦建德在全家被杀后，忍无可忍，聚集了二百多人，参加了高士达的起义军。
窦建德参加起义军后，一直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并且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于是，威望越来越高，很快就由一个小头目成为一支大规模起义军的领袖了。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于大业十三年（617）正月在乐寿建立政权，窦建德称长乐王，第二年，又改国号为夏，改元五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