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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朝恩在安史之乱中即掌握重要军权，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他是最高统帅；代宗逃往陕州，他有救驾之功，因而更受重视。窦文场、霍仙鸣两个宦官，因率宦官随德宗逃往奉天，也逐步掌握了禁军。宪宗虽然是奋发有为的皇帝，但最后也被宦官陈弘惠所害，继位的穆宗也为宦官所立。这更进一步说明宦官在政治上有愈来愈大的作用。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元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第五节“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腐败日益严重，到顺宗、宪宗时，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这就是顺宗时的“永贞革新”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
永贞元年（805）正月，顺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第一，罢宫市。宫市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宫中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者。可见宫市对长安市民是一灾害，大大影响市场的繁荣。顺宗罢宫市，无疑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第二，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财物。他们到处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允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为人民减少一害。
第三，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盐铁专卖是朝廷的重要收入，盐铁使专门经营这项业务。后来，增加了所谓盐铁月进钱，也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供皇帝私用。顺宗取消这项额外收入，当然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四，欲剥夺宦官的兵权。安史之乱以来，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顺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
第五，抑制藩镇的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到长安，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王叔文严词拒绝。
以上改革，虽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七个月），许多政治问题也积重难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权力，所以，改革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③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6），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
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1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19）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閺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①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
① 《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论》。
第九章唐皇朝的没落（元和末年以后），唐末农民大起义宪宗以后，藩镇林立与宦官专政的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另外，又增加了朋党之争和南衙北司的斗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面对各种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统治集团腐败无能，束手无策，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唐皇朝的灭亡。
第一节唐皇朝的没落朋党之争朋党之争就是官僚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派系斗争。唐朝晚期的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两派之间的对立。元和三年（808），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极力指责时政之失。主持考试的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对牛僧孺、李宗闵大加称赞。但由于宰相李吉甫的反对，韦贯之等人都被贬官。这可以说是朋党之争的开端。元和九年（814）十月李吉甫死，其子李德裕继续与牛僧孺、李宗闵持对立态度，朋党之争也就愈演愈烈了。
朋党之争表现在各个方面，凡有机会，他们就互相攻击。长庆元年（821），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以书要求照顾与自己有关者，结果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极力攻击礼部所取进士都没有才学。李德裕支持他们的攻击。牛党的李宗闵因其婿苏巢被取，也成为被攻击者。
太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副使悉怛谋率众奔赴成都，向唐投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接受其降，并派兵占据维州。但宰相牛僧孺却极力反对，迫使李德裕交还维州，送回悉怛谋，致使悉怛谋及所有降唐者均遭吐蕃残杀。
李德裕是因其父李吉甫为宰相的关系而飞黄腾达的。所以，他认为科举取士未必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公卿子弟熟悉朝廷的礼仪制度，有利于从政。反之，他又认为通过科举入仕者，主司与门生之间有“谢恩”、“答拜”等烦琐的礼节，还有曲江会、雁塔题名等各种活动，都没有必要，应该罢去。他明确表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①勿庸置疑，这是把矛头指向李宗闵、牛僧孺等通过科举入仕者的。
朋党之争，从宪宗到宣宗，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帝，四十年之久。两派之间，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区别，也并非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利害冲突，而是两派政客争权夺利的斗争。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都曾多次为相，互有胜负，但不管哪一家胜利，都没有改变唐朝每况愈下的局面，反而更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南衙北司的对立南衙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北司是指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手中。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皇帝的废立。这时，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压制宦官；宦官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南衙北司的对立就是这样形成的。
早在顺宗时，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但由于大宦官俱文珍等竭力反击，致使王叔文等很快失败。王叔文无可奈何，只得吟杜甫的《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① 《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
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求自我安慰。
文宗很想有所作为，他“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①。敬宗时每月视朝一二次，他每逢单日就视朝，以致群臣对他寄托很大希望。这就决定他对宦官专政的局面必然不能容忍。
文宗想利用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的力量，打击宦官。太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于紫宸殿上朝，在百官站定以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报告，左金吾听事后石榴树夜有甘露，宰相李训、舒元舆率百官向文宗祝贺出现了吉祥之兆，并劝文宗亲自前往观看。文宗派宰相前往察看，李训看后向文宗奏道，不一定是真甘露。文宗遂派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再去察看。仇士良发现韩约有脸色异常而流汗的表情，还发现有执兵器的伏兵，遂慌忙迎文宗还宫。李训急呼韩约所部左金吾兵上殿，杀宦官十余人，其余宦官在与金吾兵奋战中随文宗进宫。仇士良等立即调动禁军五百人进行报复，对中书、门下官员大肆屠杀，以致“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①。宰相李训、舒元舆、王涯、贾■等，不管是否参与此事，均遭逮捕被杀。你死我活的所谓“甘露之变”，以宦官的胜利宣告结束了。从此以后，宦官更加专横跋扈，政治也更为腐败了。
朋党之争、南衙北司的对立、宦官专政等各种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唐末的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在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时候，唐朝统治集团虽然也有个别人看到问题的严重，想有所作为，但也孤掌难鸣，无济于事。就整体上说，统治集团的腐败有增无减。政治上的腐败，又在进一步加深社会危机。
敬宗“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①。淮南节度使王播为了要求恢复他失去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向大宦官王守澄送钱十万缗。敬宗很快恢复了他的职务，虽然谏官屡争，但敬宗置之不理。
有些宦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意诱使皇帝骄奢淫逸，不理政事。会昌三年（843）六月，大宦官仇士良年老离职，其同党送其还私第，他向同党传授政治权术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他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