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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集》《法苑珠林集》，《艺文志》著录撰人为玄晖，今本作道世撰。玄晖为道世的字，以避唐太宗讳，故以字相称。曾参预玄奘的译场工作。道世所撰，初为《诸经集要》，顾名思义，应是据佛经钞撮而成，其后因扩充成为《法苑珠林集》。其书每篇前各有序文，称为述意。子目前有的也有述意，有的则付阙如，体例似非一律，皆按佛经故实分类排列，尚便于参考引用。
《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艺文志》于著录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兼著录辨机《大唐西域志》。不仅书名相同，即卷数亦均为12 卷。《艺文志》于玄奘条下注：“姓陈氏，缑氏人。”玄奘，《旧唐书》有《传》，《传》作洛州偃师人。偃师和缑氏邻县，今皆为河南偃师县。《传》称：“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皆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其时辩机为大总持寺沙门，曾助玄奘译经，不应于玄奘所撰之外别撰《大唐西域志》。《艺文志》所著录，当是重出。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大总持寺僧辩机撰，当是其时撰述的具体情况。今传世慧立和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云的三藏法师就是玄奘。是书未见《艺文志》著录，以编入《大藏经》而得流传于世。是书记载玄奘生平，由载诞于缑氏起，至玉华宫舍化止。中间对于玄奘的远游西域各国及归来译经诸事，皆缕缕叙述，使读者想见其为人。以之与《大唐西域记》参照，更可略见其壮志与毅力。《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时，日本国僧徒真人元开撰有《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圆仁撰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义净《南海寄归法师传》和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样，《艺文志》对真人元开和圆仁的著作也未著录。当时西行求经，渡流沙，攀高山，途中皆历经艰险，而越海至扶桑，波涛汹涌，其艰险亦当不下于流沙和高山，且其所记殊有关于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不可不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鉴真渡海传法事。鉴真自幼即入扬州大云寺为僧，曾至洛阳、长安等地潜心研究三藏，钻讨律学，成为江淮一带闻名的授戒大师。他发愿东去日本传法，先后五次起程，历经挫折，未能如愿。直至第六次始得安抵东土。《东征传》中绝大部分篇幅，详叙其浮海历程。当时中日之间船舶往来水路的曲折及风波的艰险，显示无遗；书中兼叙其在日本传法的事迹，为研究中日之间的交往者所不可或阙的撰述。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圆仁，为日本平安初期的僧侣。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浮海入唐，在中土留居十载，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归去。书中按日记体裁记其所见所闻的经历，不仅记其中土各处的山川、道路，人情、风俗，甚至生活琐事亦在记载之中。圆仁久居长安，于都城中的寺院、佛法所记尤多。圆仁居于长安时，正值会昌毁佛，为了避难，易俗服外逃，因而归国。毁佛在国史并非仅此一次，其他各次由于无具体记载，不易备知详情。会昌毁佛，由圆仁所记可知其首尾经历的全部过程，也是难得的际遇。
《刊误》和《资暇》《艺文志》于子部诸书中，特有《小说家类》。虽说是小说，其中可资证史的亦殊不少。如李涪《刊误》、李匡文《资暇》、苏鹗《杜阳杂编》和《演义》、韦绚《刘公嘉话录》、赵璘《因话录》、段成式《酉阳杂俎》、高彦休《阙史》、范摅《云溪友议》、张固《幽闲鼓吹》、《桂苑丛谭》、《玉泉子见闻真录》等十一种。
撰《刊误》的李涪，《艺文志》无说，两《唐书》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本书结衔所称的国子祭酒考核，亦未得确证，大约为唐末之人。四库馆臣说：“其书皆考究典故，引旧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多可以订正礼文。下卷间及杂事，。。亦颇资博识。”还说：“唐末文人日趋佻巧，而涪独考证旧人，亦可谓学有根柢者。”这样说来，李涪在当时应为有心之人，故其书亦颇资参证。撰《资暇》的李匡文，《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当为李匡义，字济翁，其说诚是。《读书志》谓其序文称：“世俗之谈，类多讹误，虽有见闻，嘿不敢证，故著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谭原，下篇本物，以资休暇云。”今本序文已佚，亦不著三篇之目。然其叙述仍仿佛序文所云。其中论述虽间多非其本朝事故，亦可有助于唐史的论证。今本作《资暇集》，盖后来所增益的。
《杜阳杂编》和《演义》撰《杜阳杂编》的苏鹗，《艺文志》于其注说：“字德祥，光启中进士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家住武功杜阳川，杂录广德以至咸通事”。《艺文志》又著录苏鹗所撰的《演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是书，并以之与李涪《刊误》、李匡文（义）《资暇集》、丘光庭《兼明书》同列，谓“此数书者皆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李涪、李匡义的撰述，如上所说，是颇有可取之处的。陈振孙以苏鹗书与之并列，足证其气味的相同。《四库全书总目》也说：“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总目》虽称道是书，却对于《杜阳杂编》稍有微辞。除指出其若干舛迕处，并说：“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读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饰，至今沿用，殆以是欤！”
《刘公嘉话录》和《因话录》《艺文志》于著录韦绚《刘公嘉话录》时，并注：“绚，字文明，执谊子也。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刘公，禹锡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著录是书，并说：“（韦绚）幼从学于禹锡，录其话言。”书首有韦绚自序，谓是撰于大中十年，其时绚正为江陵少尹。并叙述其于长庆元年从刘禹锡问学的经过，据说：“（刘公）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其不暇记因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仅由这篇序文，也就可以略知是书的轻重。《艺文志》于著录赵璘《因话录》时注说：“字泽章，大中衢州刺史。”本书结衔却说是“员外郎赵璘”。撰述的体例是以宫、商，角、徵、羽分部。宫部记载有关帝王诸事。因此指出“商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以上，皆入此部”。角部所记载的为人凡不仕者。徵部所记载的为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这是说记事，因为徵为事的缘故。至于羽部，所涉及的事物不能附于以上诸部的皆入此部。《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由于璘家世显贵，能多识朝廷典故，娴于旧事，故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可资考证，在唐人说部中犹足以称为善本。
《酉阳杂俎》和《阙史》《艺文志》著录段成式《酉阳杂俎》。段成式为穆宗宰相段文昌之子，两《唐书》有传，皆附载于文昌传后。成式自序其书说：“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所记故多谲怪，其标目亦奇诡，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尸穸》之类”。《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成式所记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也不尽属怪异不经之说，其中《寺塔记》就足以作为证明，其中所记，自大兴善寺以下共有十六寺，寺中雕塑、绘画以及舍利塔皆详细记载，迄今能知当时寺院的盛况，端赖此书，未可以其杂有怪异而摒之不足相数。《艺文志》著录是书30 卷，未曾说到有续集。今传本有前集20 卷，又有续集10 卷，合为30 卷，与《艺文志》所著录的不同。可能是后来有人辑佚补缀，因而前后参差不一。《新唐书·艺文志》于所著录的《阙史》仅说为高彦休所撰，别无其他说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高彦休自号参寥子，乾符中人。《四库全书总目》谓高彦休应为五代时人，五代时人的撰述何以能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中？是书虽著录于《小说家类》中，于唐代后期掌故轶事多所记载，不尽作玄怪之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云溪友议》和《幽闲鼓吹》《艺文志》著录诸书中有范摅《三溪友议》，并注：“咸通时，自称五云溪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记唐开元以后事”。并说：“摅，五溪人，故以名书。”《四库全书总目》曾举出其中属于委巷流传，失于考证的若干条，并谓其颂于頔的宽仁，诋李绅的狂悖，毁誉不免失当，然亦不能不承认其中所说诗话，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艺文志》著录张固《幽闲鼓吹》，别无他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张固为懿僖间人，所纪唐二十余事（按：此为袁本所说，衢本则作“纪唐史遗事二十五篇”）。《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固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按其所记，虽篇帙寥寥，然上起开天之际，涉及元和、会昌年间，下至宣宗大中之时，其间轶闻琐事，颇见叙述，也是相当广泛的。
《桂苑丛谭》和《玉泉子见闻真录》《艺文志》还著录有《桂苑丛谭》，其下注冯翊子子休，当是撰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以之入于《杂史类》，并说：“杂记唐朝杂事，僖昭时。当是五代人。邯郸云，姓严。”所谓邯郸云，当是李淑《邯郸书目》。按是书中甘露寺一条，称吴王收复浙右之岁，其时为昭宗天复二年，杨行密于这一年始封吴王，故书中有这样的称道，撰者有这样的记载，当是由唐入于五代，不必即因此而谓其人为五代人。所记虽多为僖昭朝杂事，然亦有涉及前代的。治唐末史事，不失为可资参考之作。《艺文志》接着著录《玉泉子见闻真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不著名氏的《玉泉笔端》，并说：“有序，中和三年作。末有跋云扶风李昭德家藏之书也。即故淮海相公孙。又称黄巢陷洛之明年跋，亦不知何人。别一本号《玉泉子》，比此本少数条，而多五十二条，无序跋，录其所多者为一卷。”所谓别本《玉泉子》自当与《玉泉笔端》有关，出自一人之手。《玉泉子》虽无序跋，《玉泉笔端》的序跋却已明示中和三年和黄巢陷洛之明年，则当为僖宗时人，所记亦当以唐代后期事为多。《四库提要》谓今本共八十二条，或即陈振孙所录之一卷，而《书录解题》讹八字为五字耶？
《茶经》和《耒耜经》《艺文志》的《小说家类》中还著录了陆羽《茶经》。陆羽《茶经》如何能著录于《小说家类》？这显示出《艺文志》的分类并非完全恰当。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杂艺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谱录类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似均未妥。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于《农家类》，颇得其宜。因是书“载产茶之地、造作器具、古今故事”。书中所记，以造作器具和古今故事为多。陆羽立意，自以品茶为主，可是也不能不讲求茶的产地。唐人嗜茶，茶税为朝廷的一项重要收入，论唐代经济史的不能舍茶而不论，故陆羽的书仍未可偏废。这里还可以顺便提到陆龟蒙《耒耜经》。是书虽记载江东的农业，未能兼及全国。唐人有关农业著述不多，是书亦未为《艺文志》所著录，与陆羽《茶经》相比照，似未能偏废。
《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艺文志》的《杂艺术类》著录当时名画很多，足见当时对于此道的重视。其中著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彦远又撰有《法书要录》，著录于《艺文志·小学类》。《小学类》并注彦远为弘靖孙，乾符初大理卿。《新唐书》弘靖即附见于其祖《张嘉贞传》中。《传》称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彦远能撰成这两书，当与其家世有关。故其自序说：“家世藏法书名画，收藏鉴识，自谓有一日之长。”彦远既能面对真迹，所言或不虚妄。《书法要录》虽是集古人论书的言辞，且远及于东汉，然其下则迄于元和，所述唐代书家仍居有相当重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