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大的现实重要性的缓冲影响。首先，它忽略了如下事实：新产品一般仅仅包含生产过程的投资折旧额的一小部分份额，因此，当新企业准备投入生产时，在繁荣时期的总费用中，只有一部分，并且大都只是一小部分，便以可销售的形式来到市场；所以新创造出来的购买力也只是逐渐地离开流通，部分地也只是在繁荣的后一段时期当更多的信贷追求者（credit
seekers）被带入到货币市场的时候。通过储蓄对新的购买力的重新吸收，并不改变通货紧缩过程中的任何东西——但是许多国家、自治区以及农业抵押银行一旦遇上正在减缩的企业方面的需求，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除了企业家负债的逐渐消失外，我们还必须记住，当利息渗入到循环流转的现代经济体系时，信贷甚至有可能永久在流通中保存，只要现在有年复一年生产的商品与之相对应——这是进一步缓冲这个过程的第二个因素。然而，由于所有那些原因，通货紧缩的趋势还是有效的，并且出现成功的企业对欠债进行清理的情况。因此，当繁荣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通货紧缩即使以一种非常温和的形式，也一定会自动地由于客观情况的必然性而出现。这个理论导致了长期的物价水平在发展过程中必定下跌的结论，事实上已经被19世纪的物价历史对此作出了值得注意的证明。未曾被革命性的货币制度变动所扰乱的两个时期，即从拿破仑战争至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时期，以及1873－1895年时期，实际上展现了我们从理论上所预料的特征，即每一个周期性低潮都比以前更深，同时，消除了周期波动的物价曲线是向下倾斜移动的。
最后，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其他寻求信贷的企业家没有经常地进入清理债务的境地。这有两个原因，并且在实际上还可加上其它的原因，这些其它的原因可被描述为或是我们称为基本要素的结果，或是偶然性的，或是由于外界产生的影响，并且在这种意义下或是次要的、非本质的、附属的。首先一个原因是，如果在那种呈现繁荣的工业的成功的刺激之下，许多新的企业涌现出来，以至于在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生产大量的、通过价格下跌和成本上升 ——这种下跌和上升，即使在我们考察中的工业服从于所谓报酬递增规律的情况下，也仍然会出现——消除了企业利润的产品，那么，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向前的冲击力就会消耗殆尽。实际上，即使在有竞争的社会里，消除利润也仅仅是近似的，并且这一过程既不排斥某些利润的保存，也不排斥损失的立即出现。对企业家在其它工业里得以出现的限制，以及对发展的次级浪潮所引起的现象的限制，可以类似地加以确定。当达到限制的时候，这种繁荣的冲击力便被耗尽。第二个原因则解释为什么新的繁荣并不径直地随之而来：因为一批企业家的行动同时改变了经济体系的各项事实，破坏了它的均衡，因而引起了经济体系中显然不规则的运动，而这是我们所设想的一种向新的均衡位置的挣扎和斗争。这使精确计算一般成为不可能，而特别是对规划新的企业。实际上，仅仅是后一要素——那种源于繁荣的新创造而特有的不确定性——常常是可以立即观察到的；第一个命名的限制大都仅表现在个别地方。可是，他们两者，第一，便会被许多个人的先见所预料的那种相应而生的现象，弄得含糊不清。有些人会较其他人更快地开始感觉到紧张，如同银行的情况；有些人又感觉到成本以及其它要素上升，如同许多老企业的情况；并且由此而相应地发生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应确实为时过晚，但是当时他们，尤其是较弱小者，确实是以受恐慌冲击的方式发生反应的。第二，他们又会被偶然发生的事件弄得含糊不清，这些事件虽然总是会出现的，然而这些事件却是在繁荣所产生的从不曾有的不确定性中获得重要意义。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有经验的人，在几乎每一次危机中，都设想他可以引证偶然发生的事件，例如说，不利的政治谣传，作为原因，以及为什么推动力实际上经常由这些而产生。第三，他们还被来自外部的干涉行为弄得含糊不清，中央银行对这种缰绳的有意识的拉动通常是干涉行为中最为重要的。
４．如果读者对于所论述的东西加以深思，并且基于实际素材或者基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任何理论的论点，加以检验，那么，他必定会懂得繁荣（现正在被解释中）是如何从自身创造出一种客观的情形，而这种客观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属物和偶然的要素，也将使繁荣结束，轻易地导致危机，必然地导致萧条，并从而导致相对稳定性的暂时状态以及发展的消失。这种萧条，我们可以称之为再吸收和清理的 “正常”过程；至于以下述一系列事件为特征的危机爆发——恐慌、信贷制度崩溃、破产扩散以及其更进一步的结果——我们则可以称之为“清理的非正常过程”。为了完成和重复一些观点，我们现在对这个过程有几件事情要说一下，但这只是对正常过程而言，因为非正常过程并未表现出有什么根本问题。
以上所述，直接导致对萧条时期所有基本的和次要的特征的理解，这些特征现在表现为单一因果联系的组成部分。繁荣本身必然引起许多行业经营亏损，引起通货紧缩之外的物价下跌，此外，还通过信贷收缩引起通货紧缩 ——在一系列事件进程中所有处于次级增加的现象。更有进者，资本投资和企业活动的减少，由此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生产工业的停滞，斯皮托夫指数（钢铁消费）以及相类似标记的下跌，例如美国钢铁公司未满额的定单，都可从这里获得解释。随着生产资料需求的下降，利率——如果保险系数被消除——以及就业量也都会下降。随着货币收入的下降，这种下降可以从原因上追溯到通货紧缩，即使这种需求由于破产等等而增加，但对所有其它商品的需求最终仍将下降，并且，这个过程已经透入到整个经济体系之中。萧条的图景至此宣告完成。
可是，有两个原因使得这些特征不能够按照它们在因果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依时间次序表现出来。第一个原因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它们不仅被个人的行为所预料，而且是在极不相等的程度上被预料的。这尤其发生在专门投机起着巨大作用的市场上。这样，股票市场有时远在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之前，就表现出投机的初步危机，这个危机于是又被克服，并为仍然属于同一繁荣时期（ 1873年和1907年）的更进一步的上升运动，创造条件。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却更加重要得多。正如实际上一种产品价格的上升，常常预期那种不过是作为原因的成本的增高一样，因而一个相类似的现象在这里出现。只要当繁荣达到其外部极点之前，考虑到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那么，在刚才所说的意义上所指的资本投资的减少，企业家活动的同样减少，以及例如生产资料工业的停滞，可能都会出现；但是并不一定它们应该这样。相反，如果这些症兆在繁荣终止之前照例地出现，那么，这便是因为它们处于那种相当迅速地能预测什么将要到来的因素的影响之下。但是，第二，各种各样的情况将导致在事情发生的实际过程中，次要因素常常显得比主要因素突出。例如，出借者对利率的上升表现出焦虑，并且仅仅到了不景气的晚期，那种作为事物最本质特征而通常在正常过程中很早就显示了出来的影响，才会表现出来。对劳动需求的减少应当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极早的症兆，但是，正如由于照例存在着失业工人，因而工资不会在繁荣时期立即提高一样，工资和就业数额由于一系列众所周知的障碍存在，因而通常也不会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迅速下降。工商企业界努力保护自己以防价格下跌，并且在竞争不是完全“自由”的地方——这种完全“自由”实际上哪儿也不存在——，当银行提供其资助的时候，它与暂时的成功相抗拒，这样便使最高价格水平常常迟于转折点。这是危机调查的基本工作所应得到的所有这些要点。但是，无需进一步的证实，这里足以说明，所有这些并不改变事情的实质，只不过我在上面所提及的发生在其它领域的相类似的现象，却支持着反对价格理论的论点。
不景气时期事物的发展过程呈现了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的景象，这种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是我们从寻找一种新的均衡的角度，或是从适应于已经相当迅速和相当可观地改变了的一般情况，来进行解释的。这种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倒是易于理解的。日常的资料围绕每一行业而改变。但是这种改变的程度和性质，只能通过经验而了解。有了新的竞争者：老主顾和过往商人没有出现；对新的经济事实的正确态度必须找到；不可估计的事件 ——对信贷的不可置疑的拒绝——可能出现于任何时候。“纯工商业者”面对存在于常规之外的问题，面对他并不习以为常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他造成错误，而这些错误将成为进一步出现麻烦的重要次级原因。投机是一个进一步的原因，通过投机者所经历的苦恼，同时也通过投机者对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预测，使得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要素互相激发而增长。没有一个地方能看清楚最后的结果；而与危机无关的弱点则在任何地方都会显示出来。企业的收缩与企业的扩展，最终将会证明是反应的正确方式，而不可能是在当时提出的对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值得相信的理由。情况的这种复杂性以及不明确性，在我看来，理论毫无根据地利用它们来解释不景气的原因，将真正成为实际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
包含在新的调整过程中数据和价值的不确定性，以及有规律地和不可预料地明显出现的损失，造成不景气时期的独特气氛。产生票据交易看法的以及在繁荣时期从商业上和社会上表现得特别显著的投机要素，尤其遇到困难。对许多人，特别是对投机阶层以及部分依赖于需求的奢侈品生产者，情况在实质上比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还要坏 ——对于它们，似乎所有这些事物的末日已经来到。从主观上来说，特别是如果生产者抵制不可避免的价格下跌，那么转折点出现在生产者面前，就象是迄今为止的潜在的生产过剩的爆发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不景气一样。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缺乏销路，更严重的是那些还将要继续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缺乏销路，这些在仅够偿付成本的价格之下所引起的银根紧缩，甚至可能是无力支付等等进一步的众所周知的现象，是如此的典型，以致于每一种经济周期理论都必须对它作出解释。正如读者所看到的，我们的理论也是这样的，但它并不把这种典型的事实作为基本的和独立的原因。这种生产过剩被我们已经注意到并作了解释的繁荣的扭曲所加重了。一方面这种环境条件，以及另一方面在不景气过程中出现在许多工业中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之间的脱节，使得有可能用各种不协调的理论来描述不景气的外部形式。每一种这样的理论的要旨，都在于试图解释不协调的出现，以及据认为不协调存在其中的有关的特殊数量。对我们来说，数量与商品价格之间的不协调，这在许多地方是由于经济体系中失掉均衡而产生的，正象生产过剩一样是一种中间现象，而不是一个基本原因。与此相联系，在各个工业的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协调，但在不同经济阶层的收入之间却不存在不协调，因为企业家利润与他人的可能受到干扰的收入之间，不存在正常的比例关系；并且除了以货币形式固定的收入之外，其它收入则具有以同一速度移动的趋势，有损于或有利于固定收入而相应获利或受损，但让总的消费者需求不受干扰。
繁荣的偏斜或偏离正轨，在很多情况之下也具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局势的紧张和危险，对工业的一切部门来说，并不是同等程度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正如阿弗达农已经说明了的，许多部门几乎完全不受干扰，有些部门也仅仅受到较小的干扰。在每一个工业范围内，新企业一般比老企业受牵连更重，这似乎与我们的说明相矛盾。这一点可以这样来解释：老企业拥有缓冲器 “准地租”，并且更重要的，普遍有积累储备金。它被埋置在保护关系之中，常常得到具有多年地位的银行网络的有效支持。它可能失利若干年，而其债权人却并不感到不安。因此，老企业要比新企业维持长久得多。而新企业总是严格地和被怀疑地受到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