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憎恨自我”是你的思想根源。思想是可以改变的。
对你来说什么事情是可怕的？你是否成长在一个充满批评与责备的家庭？你的老师爱批评你吗？在你的早期教育过程中，你是否被灌输了你“不够好”的思想？这些都会让我们感到我们原本的样子是不可爱的、无法被接受的。
在工业社会中，女性获得的主要信息是“我不够好，我有什么用”，因此她们把自我憎恨的焦点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她们可能会说：“如果我再瘦一点儿，他们就会爱我了。”其实这没有用。学习自我赞同和自我接受才是关键。
关节炎来源于批评模式。首先是自己的批评，其次是别人的批评。关节炎病人会被一大堆批评所包围，因为他们的思想模式就是批评。他们用“十全十美”来诅咒自己，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中都要求完美。
你是否认识这地球上的一个“完美”的人？我不认识。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那些让我们成为“完人”的标准？“不够好”是我们肩上背负的沉重负担。
我们把哮喘称为“窒息的爱”。你感到你没有权力为自己呼吸。患有哮喘病的孩子具有“过度发达的责任感”。他们对自己环境当中发生的任何“错误”都感到内疚。他们感到自己没有价值，因此而内疚，继而需要自我惩罚。
换一个居住环境有时对哮喘有用，特别是当家庭不支持患者的时候。通常，患有哮喘病的孩子会“摆脱”这种疾病。当他们上学、结婚或者离开家以后，他们的病就好了。如果在以后的时间里有人触动了他们的“旧开关”，他们又会犯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并不是对现在的环境发生了反应，而是对童年的环境发生了反应。
烫伤和烧伤，割伤，发烧，疼痛以及炎症，都是身体对愤怒情绪的反应。愤怒需要寻找它的表达途径，不管我们是多么想压抑它。已经形成的蒸汽压力必须释放。我们害怕愤怒。其实我们可以简单说一句“我对此感到生气”就可以发泄愤怒，而不一定需要去破坏我们的世界。事实上，我们不能总是这样对老板说。但是，我们可以打枕头，在车里大叫，也可以使劲打网球。这些都是发泄愤怒的安全方式。
很多人在心里相信他们自己“不应该”生气。确实，我们最终是要达到“不因为自己的感受而责怪他人”的境界，但是，在达到那种境界之前，承认自己的真实感受才更有利于健康。
癌症是一种由长期埋藏在心的怨恨所导致的疾病。这种怨恨会慢慢吞噬人的机体。儿童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会毁坏信任的感觉。如果不把这些事情忘掉，人们就会陷入自怨自怜之中，就会发现自己很难和别人发展长期的、相互信任的、深刻的关系。由于存在那样的信念系统，生活好像是由一系列失望组成的。于是便会感到无望和无助，不去深入思考问题的根源。毕竟把我们的问题都推给别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患有癌症的人同样喜欢自我批评。对我自己来说，学习爱自己、接受自己就是治愈癌症的良药。
肥胖代表需要保护。我们需要保护，避免被伤害、被轻视、被责备。我们需要战胜恐惧，在生活一成不变时我们恐惧，在生活发生变化时我们也恐惧。
我的体重在正常范围内，但是我的体重很多年以来一直遵循一个规律：当我感到不安全和紧张的时候，我的体重就会增加几磅。当威胁消失以后，体重自己就减下来了。
与肥胖做斗争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节食也没有用。一旦你停止节食，体重又会恢复原样。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减肥食谱就是：爱自己、赞同自己，相信生活的进程，感觉自己是安全的——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思想的力量。对消极思想进行“减肥”，你的体重自己就会恢复正常。
太多的父母把食物塞进婴儿的嘴里，根本不管孩子是“饿了”还是有其他问题。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不管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会站在冰箱前，面对打开的冰箱门说：“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任何类型的疼痛，我认为都表明了“内疚”。内疚者总在寻找惩罚，惩罚导致了疼痛。慢性疼痛来源于慢性内疚，这种内疚经常隐藏得很深，以至于我们常常意识不到。
内疚完全是一种没有用的情感。它永远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好受一些，也不会改变任何状况。
对你的“审判”已经结束了，请你从监狱里出来吧。宽恕就是放弃，就这么简单。
中风是由于血栓（血凝块）运行至脑部血管，阻断了脑部供血而引起的。
大脑是身体的计算机。血液是欢乐。动脉和静脉是输送欢乐的通道。一切都遵循爱的原则。爱存在于世界的每个角落。如果体验不到爱与快乐，身体各部分就不会正常运转。
消极的思想阻塞了大脑，爱与快乐就无法自由畅通地流淌。
如果不给大家“冒傻气”的自由，大家就不会笑了。爱和快乐也是一样。生活的本质不是严酷，除非我们要把它变成这样，除非我们选择把它看成这样。我们能够从最小的混乱中找到全部的灾难，我们也能够从最大的悲剧中找到一些喜悦。这取决于我们自己。
当我们没有获取最大利益的时候，我们有时试图驱使生活朝某个方向前进。有时我们用中风来驱使生活转到完全不同的方向上，这样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
身体僵硬代表思想僵化。恐惧使我们按照原来的路线行进，我们发现我们很难变得灵活。如果我们相信做某件事情“只有一种方法”，我们会发现我们变得僵硬了。其实我们经常可以找到其他的做事方法。还记得维吉尼亚的250种洗碗方法吗？
如果身体的某个部位僵硬了，在我的思想模式列表里查一查，看看你的思想哪里僵化了。
外科疾病是一大类疾病。当我们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时，我们选择了“更好”的办法——发生事故或摔断骨头。接受手术治疗可能是某些情况下更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精神上的康复却没有得到重视，因此情况并不会改变。
每天，很多尽职尽责的医务工作者都在帮助人们战胜病魔。越来越多的医生倾向于“整体”康复，让一个人从里到外都健康起来。但是仍然有很多医生并不过问导致疾病的心理原因，他们只是治疗症状，也就是那些心理原因导致的结果。
我曾听说有一位女士需要紧急外科手术，在给她做手术之前，她和手术医生以及麻醉师交谈过。她请他们在手术过程中给她放轻音乐，和她谈话，大家朗读积极的宣言。在康复病房里她让护士做同样的事。她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术后恢复得也很快。
我经常向我的客户推荐如下宣言：“在医院里，接触我的每一只手都是康复之手，它们只表达爱。”“手术进行得很迅速，很容易，也很完美。”另外一句是：“我在任何时候都很舒服。”
手术做完以后，尽可能多听令人愉快的音乐，对你自己说：“我迅速康复着，康复是一个舒适的过程，完美的过程。”告诉你自己：“我的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如果可能，给自己录制一盘积极宣言的磁带。把录音机拿到医院里，在你休息和复原的过程中反复听它。注意感觉，没有痛苦。想象爱从你心里涌出，通过胳膊到达手中。把手放在需要愈合的部位，对这个部位说：“我爱你，我会帮助你康复的。”
身体浮肿代表情感阻塞和停滞。我们自己造就了自己被“伤害”的环境，我们又长久地坚持它。浮肿通常表示满含眼泪，感到受打击、受陷害，或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局限性而责怪他人。
抛弃过去，清洗伤口，收回属于你自己的权力。丢弃你不想要的东西。用你的头脑创造你真正需要的东西。让你自己顺应生活的潮流。
肿瘤是错误的成长。一个珍珠贝吞进一粒沙子，为了保护自己，它分泌出大量物质来包裹它，这样就形成了坚硬闪光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美丽的珍珠”。
我们身上有旧伤口，我们护理它，不停地揭掉上面的痂皮，我们会得到一个瘤子。
我把这叫做“上演老电影”。我相信很多女性之所以会在子宫上长瘤子，是因为她们有情感上的创伤，受过与女性性别有关的打击，并且不停地关照这种伤害。我把这种现象叫“他害了我”综合症。
其实，一个关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什么错，也不意味着我们的自我价值降低了。
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它做出反应。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每一次经历负责。如果你想要别人善待你，你就要检查自己的哪些看法需要改变？
我的故事（一）
“我们都是一样的。”
“请您简短地告诉我一些你童年的事情。”这是我问过很多客户的一个问题。我并不需要知道所有细节，我只是想要了解那些模式从何而来。如果他们有现在的问题，那是因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思想模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控制他们了。
在我1岁半时，我的父母离婚了。我并不记得情况有多糟糕。我惟一还记得的可怕的事情是，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的母亲必须出去工作了，她把我寄放在别人家。我一刻不停地哭了三个星期。照看我的人对我的哭泣不知所措，我母亲不得不把我领回家另做安排。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敬佩她，作为单身母亲，她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可是后来，我得到的关爱不像以前那样多了。
我的母亲又结婚了。我一直不能确定，母亲是因为爱我的继父而再婚的，还是因为想给我们母女俩找一个家。这个男人在欧洲长大，在一个德国大家庭。他生性残忍，没有学过任何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的知识。我母亲怀上了妹妹，这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突然袭击了我们，我们发现我们的家陷入了暴虐的沼泽。那时我刚刚5岁。
雪上加霜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那时，一个邻居，我记得他是一个老酒鬼，强奸了我。我清晰地记得医生的检查过程，以及我作为主要证人参加的法庭审判。那人被判有期徒刑15年。我总是听见别人在说：“都是你的错。”所以在很多年里，我都害怕那人被释放以后会来报复我，因为是我把他送进了监狱。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忍受身体上和性方面的虐待，外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我的自我形象越来越差，好像对我来说什么事都不对劲。我开始在我的外部世界表达这种模式。在我四年级时，发生了一件能够代表我那时的生活的典型事件。有一次学校举行晚会，有好几个蛋糕供大家分享。除了我以外，这个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衣着破旧，发型也很可笑，还穿着一双拖沓的黑色鞋子，身上散发着每天吃的用于驱虫的生蒜味儿。我们家永远没有蛋糕，我们买不起。我的一个邻居大婶每周给我10美分，在我过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可以得到1美元。那10美分被列入了家庭预算，而那1美元用于在“一角钱商店”里买我的内衣。
因此，在学校举行晚会的那一天，那里有这么多蛋糕，他们都在切它，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几乎每天都能得到两三块蛋糕。当老师最后走到我身边时（我当然是最后一个），蛋糕已经没有了。一块儿也没有了。
我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我当时“已经深信不疑的信条”——我是没有价值的、我不应当得到任何东西——驱使我站在了最后并且得不到蛋糕。这是我的模式。他们只是我的信念的映射。
在我15岁的时候，我无法继续忍受性骚扰，从家里和学校逃了出来。我找到了一个宴会服务员的工作，这比在家里时做繁重的体力劳动轻松多了。
由于对爱的极度饥渴和卑微的自我认知，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任何一个对我好的人；就在我刚刚过完16岁生日不久，我生下了一个小女婴。怀孕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到无力抚养她，但是，我能够给她找一个良好的、爱她的家庭。我找到了一个没有孩子又渴望拥有孩子的夫妇。我产前最后4个星期一直住在他们家里。在我住院期间，我给新生儿起了他们家的名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体验到任何做母亲的喜悦，只有失落、罪恶感和羞耻。那段经历成为我必须尽快克服的心理障碍。我只记得婴儿那不同寻常的大脚趾，就和我的一样。如果我还能见到她，根据脚趾我就能够确认是不是她。婴儿刚刚出生5天我就离开了她。
我立刻回到家里，并且告诉母亲谁成为了下一个牺牲品。“你不会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带你离开这儿。”她跟着我，离开了10岁的妹妹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