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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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 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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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晚,宋美龄向蒋介石汇报了会谈的经过和内容。蒋介石蹙着眉头沉思良久,不无伤感地问:“夫人,你对周恩来的印象如何?”这又勾起了宋美龄的无限感慨。瞬间,她想起了周恩来那英俊的仪表、潇洒的风度,以及令人折服的纵谈宏论。不禁脱口赞道:“难得的治国之才!” 
  “这正是他的危险之处!”蒋介石望着宋美龄那敬佩不已的表情,匆忙补充说。 
  蒋介石万万不曾想到,就是这位周恩来在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并在南昌打响了反蒋的第一枪。整整10年了,蒋介石为得到周恩来的头颅,曾悬赏8万大洋,可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死里逃生。蒋介石为消灭这位老部属可谓伤透了脑筋,但是,历史却如此无情地奚落蒋介石,他做梦都想捕杀的周恩来,今天竟然前来参与释放蒋介石的商谈。 
  宋美龄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复又缓缓地吐向空中,漫不经心地问:“大令,周先生有意和你面商国家大事。” 
  “我不和他谈!”蒋介石习惯地操着领袖的口吻,断然地回答。 
  “不,你一定要和他谈。你想要回南京过圣诞节吗?没有这位周先生从中斡旋,你恐怕是难以离开西安的。” 
  在生死的关口上,领袖往往比百姓更看中生。他想到了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作用,经宋美龄的提醒,断然地回答:“我立即召见周恩来!” 
  接着,周恩来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陪同,会见蒋介石。宋氏兄妹告诉周,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周一进蒋的卧室,蒋介石仍不免尴尬,勉强坐起来,扶住摔伤的腰,请周坐。周恩来神情庄重,态度从容,同蒋握手。二人双目对视,周恩来注目蒋介石,但见当年的蒋校长已经青春不在,脸色憔悴,两腮深陷,鬓角微秃,清癯削瘦,目光黯淡,可能因为腰伤,身体也有些佝偻。 
  还是周恩来先开口:“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你显得苍老多了。” 
  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用眼睛直看着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立即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责问蒋介石说,“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 
  蒋介石回答:“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 
  蒋介石没有回答,周恩来心里很清楚,蒋介石的意思是在西北消灭红军。 
  这时,宋氏兄妹一致对周表示感激,宋美龄伏身对蒋说:“周先生是来同你商谈救国大计的,你听清了没有?”直起身来又说:“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在轻松的气氛中,周恩来和蒋介石拉起家常:“蒋先生,好些年没有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们可以设法向斯大林交涉,将滞留苏联的经国接回来。” 
  周恩来一提到蒋经国,蒋介石马上鼻子一酸,要落下泪来,许久说不出话来。最后压低嗓音说:“恩来,我们再也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以直接来找我谈。” 
  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以下三点: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 
  他回南京以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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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说:“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3)
周恩来见蒋介石困顿不堪的样子,便起身告辞:“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谈。”周恩来与蒋介石相隔10年后的这次见面,气氛是好的,也是有成效的。 
  这一夜,蒋介石和宋美龄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这是他们被扣留以来的第一次。所以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使委员长在西安事变中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的人。”国际舆论认为,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时,一跃成为闻名世界的主角而登上了舞台。 
  12月25日下午3时,张学良为顾全蒋介石的面子,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当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火速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远去。博古通今的周恩来,黯然神伤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对蒋介石“放他,已经够幸运的了;亲送实在没有必要。汉卿太感情用事,以感情代替政策,总是要吃亏的!”后来的事态,果然让周恩来所言中。 
  

“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回首话当年(1)
1936年12月12日华清池的枪声,掀开了中国现代史新的一页,中国乃至世界的进程因之而改变。西安事变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西安事变中,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张学良与杨虎城二位将军,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以民族大义为重,发动惊心动魄的“兵谏”,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战,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不朽英雄。但是张、杨二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虎城一家惨遭国民党杀害,张学良则被蒋介石长期拘押,熬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 
  历史学家唐德刚撰文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同时也应看到,确实因为有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把蒋介石“一关”,促其觉悟,促其走上光明正大的抗日之路,促其走上领导全民抗战的大国领袖之路,关出了一个“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成就了蒋介石一段辉煌的历史。为功为过?应褒应贬?当赏当罚?世人心中自有一杆秤。但是,蒋介石并不领情,他始终耿耿于怀,唠叨着“八年之功,毁于一旦”,没有把共产党铲除干净。蒋介石并不感谢成就他功名的大恩人,反而以怨报德,在近50年的时间里,把张学良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支配他的个人命运,支配他的个人生死,支配他的行止呼吸。先是用国法军法差遣了他10年,接着又用“家法家规”“管束”了近40年,他的生命因蒋介石的存在,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轨迹。倒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曾说了一句良心话:“我们对不起张汉卿。” 
  但是,历史没有忘记他。张学良,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当年,张学良在溪口雪窦寺手植的四株楠木,现存两株已枝繁叶茂,刚劲挺拔,直矗蓝天。当地人奉赠雅号“将军楠”,后人来此观赏者络绎不绝,睹物如见其人。 
  湖南郴州苏仙观庙宇的墙壁上留有张学良的手迹:“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写这诗句的时候,是1939年,抗日战争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他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东北3000万父老翘首企盼少帅带兵打回家乡,几十万东北军子弟兵期盼他们的统帅,重新披挂上战场,和日本鬼子决一雌雄。可是,这时的张学良却被拘押在远离抗日战场的贵州山洞中。读其挥挥洒洒书写在寺庙墙壁上的诗句,似乎感到他的胸中如火山即将爆发。 
  贵州阳明洞孤馆寒窗,青灯黄卷读明史。张学良在这里留下一首七律:  
  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愿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  
  想当年,金戈铁马雄姿英发,何等豪迈风流;视如今,身陷囹圄,难耐寂寞,纵有美景良辰,又何能抚平躁动的灵魂。这是张学良被“管束”之后,第一次论及西安事变的诗。读其诗,仿佛感受到诗作者对从暗处泼来的污言秽语,在奋力辩驳,在极力抗争。正是:“犯上”“作乱”莫须有,一片赤诚可对天。 
  台北士林教堂,步入晚年的张学良虔诚皈依上帝,早已放弃明史研究,开始在家中养兰花。陈毅元帅曾赞美兰花“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张学良将养兰花看做是一种陶冶、一种享受、一种心灵的寄托。观赏兰花娉婷优雅的姿态,呼入带着幽香的气息,陶醉于一片宁静、高洁的气氛中,仿佛养花人也变成了山谷幽兰,超凡脱俗,纯洁高尚。1995年1月18日他亲笔写下一首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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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回首话当年(2)
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富贵如浮云。  
  天若有请天亦老,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像张学良那样经历过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又像他那样经历过大风大浪、大劫大难的人,真是少而又少。唯其如此,这首小诗,无疑是张学良晚年对百年人生苦乐的总结。他的感受深邃,他的见解悠远。只有将富贵视若浮云、将虚名当成粪土的老人,才能从他的笔下流露出如此寓意深幽的诗句,他让所有见到这首华章的人们都为之心动。 
  张学良到了晚年,埋在心中半个世纪的话,陆续找机会倾倒出来。1990年5月3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台湾80位国民党党政要员庆祝张学良90大寿,他坦然地对记者说出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他说:“我同蒋总统存在政见之争,就是蒋总统主张要安内攘外,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攘外就能安内,那么蒋总统说先安内,以后再攘外。从开始我们两人就存在这方面的意见分歧,但没有后来那么尖锐。” 
  谈及关于共产党问题,张说:“我根本不愿意剿共。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张说自己坚决反对内战:“当时根本不愿和共产党打仗。实实在在地不愿意。”临潼扣蒋,是“尖锐到无法解决才断然发动的”。 
  当记者问道:“张先生,您是在西安事变后,同蒋总统一起坐飞机去南京,结果受到审判。为什么当时您会决定和他一起走呢?是有些什么原因吗?” 
  张答:“我过去说过多次。我是一个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去南京是为了请罪,请罪包括把我枪决。临走,我把家都交给了我的一名学生,他是一个军长。我一当军人的那天,我父亲就教导我说:‘你要做军人吗?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带上’。” 
  记者问道:“您说,您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当时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假如时光倒流,您还会这样做吗?” 
  “我一定还是这么做!”张学良侧脸望着记者,语气坚定地说,“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有什么后悔的!假如是现在,我还是会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记者们惊呆了,望着张学良那张满是寿斑的脸,发出阵阵感叹。50年的磨劫,并没有销蚀掉当年的少帅风骨。 
  有记者问:“那么事变中共产党究竟担当什么角色?对事变发生的态度如何?是赞成还是反对?” 
  “事变开始时共产党并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他们没有预谋,他们也很惊讶突然出来这个事情,没有赞成或反对的意思。此事我说不出来。” 
  “那您觉得周恩来先生怎么样?您有无与毛泽东先生接触?” 
  “毛泽东我没见过,”张学良很爽直地回答,“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个人说话一针见血,没有什么委屈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 
  张学良晚年述说,他这一生有两大憾事:一、没能参加抗日;二、没能再见周恩来一面。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一家医院逝世。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从北京给张学良先生亲属发出唁电,电文说:  
  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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