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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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 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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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一手导演了血腥的皖南事变后,1月17日,他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谈话和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并交付军法审判”。 
  皖南事变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和全世界,国内外都感到极为震惊,纷纷谴责和责问蒋介石。宋庆龄等在香港致书蒋介石,奉劝他勿为奸小所惑,应悬崖勒马,贯彻总理三民主义政策。冯玉祥公开申言: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实没法挽回人民的反对。多数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均对中共表示同情,对国民党则大感失望。 
  国际方面,蒋介石这次发动###高潮,得意于日寇频频释放诱降烟幕,对于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估计不足,苏联的胜利宣告了希特勒失败的开始,英美等国倚重甚亟;另一方面,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也逐渐走向胜利。这些国家都不希望中国的抗战力量在此刻削弱,因为日本在中国投有大量兵力,倘这些兵力抽调出中国战场,必然加重苏联和美国的压力。故蒋介石此时对中共作战必将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造成国际危机。因而,引起同盟国对蒋介石挑动内战行为的反感,认为蒋介石不识时务。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会见蒋介石,声明:“贵国中央军队与新四军之冲突与斗争,苏联政府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英美为了让中国牵制日本,阻止日本南进,均不愿意看到于此时进行内战。美国政府通知蒋介石,在内战危险没有消除,国内团结尚未恢复之前,暂停对华财政援助。英国政府也“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皖南事变,亲者痛,仇者快(2)
皖南事变的发生在中共中央的预料之内,其结果却远远出于中共中央意料之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全军覆没,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极其悲痛,极其愤怒。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中国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7个师,号召“全军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准备迎击反动派的进攻”。 
  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此次皖南###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法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毛泽东表示:“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果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中,蒋介石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减轻国内外的责难和压力,力图缩小影响范围,蒋介石作出让步。他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虽大谈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但也不得不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正当蒋介石等制造同室操戈、萁豆相煎的民族悲剧的时候,日军集中了5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于1月下旬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的军队于平汉路以东,开始发动豫南战役。日军的这一行动,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也给正在酝酿斗争策略转变的中共以重大影响。 
  参政会会议闭幕后,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向中共作出缓和姿态。不久,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又一次作出“以后再无‘剿共’的军事保证”。并表示要“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从长远讨论“两党提出的问题,以求得合理的解决”。这表明蒋介石在客观形势面前,顾虑到全国出现分裂的危险,以及日军步步紧逼的严峻现实,正在改变其明目张胆的###态度,开始寻求缓和国共关系的途径。国共之间又开始了新一轮终止半年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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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民国最大的贪污案(1)
1942年,抗战进入第五个年头,大片富庶的国土沦丧,物资遭日寇疯狂抢劫,生产遭日军严重破坏,中国的财政经济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国民党官场整个机体腐败,并由官场浸入军队,“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级官吏沉沦没落,广大民众的饥寒交迫与少数暴富者的穷奢极欲,形成了鲜明对照,局势令人堪忧。一些蠹虫利用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巧取豪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私贩私,大发国难财,加深了国家民族的困难,削弱了抗日的力量。 
  抗战御侮初期,孔祥熙和宋霭龄虽然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同时他们也利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己发了横财。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始终是个谜,很难估计。一直以来有个说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弟孔家财”。显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里,孔祥熙是最有钱的。孔祥熙和宋霭龄的财产并非来自正道,而是通过多种卑鄙手段聚敛来的。 
  孔祥熙贪赃枉法,创造了民国时期的新纪录,有一件举国皆知,被认为是民国最大的贪污案,并使自己名声狼藉的事,那便是鲸吞美金公债了。 
  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山西太古人,出于富商之家,少时接受教会学校教育。1901年,入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读书,1903年毕业,同时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专修矿物。1905年遇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后协助孙中山开展民主革命活动。1914年,与宋霭龄结婚。此后,所谓孔氏家族,就由孔祥熙和宋霭龄二人合伙经营,男主外,女主内,就像演双簧一样,宋霭龄在幕后操纵,孔祥熙在前台表演。 
  这夫妻二人的共同特点是对金钱的嗜好与追求。所不同之处是,宋霭龄一生不喜欢抛头露面,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对金钱的看法和态度,对此讳莫如深。与此相反,孔祥熙喜欢抛头露面,在各种场合直言不讳地大谈特谈他的理财观念和生财方法。对于如何捞钱,孔祥熙有句名言:“趁手中有权的时候赶快弄。” 
  孔祥熙当上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后,直接掌控国民党的财政金融大权,宋霭龄意识到孔氏家族大发横财的机会到了。他们由军火采购提取回扣,货币改革捞取油水,发行公债进行投机,举办专卖事业,垄断烟草、食盐、火柴、食糖四种的经营权,通过政权的力量,从民族资本家手中夺过经营权,达到由孔氏家族一手垄断的局面,假公济私,从中渔利。 
  如果说上述种种,都不足以说明孔、宋是如何运用权势贪赃枉法的话,那么,发生在1942年的鲸吞美金公债案,则是最有力的证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日趋重要,罗斯福总统连任美国总统,他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考虑,为了加强中国抗战的实力,牵制更多的日军精锐,减少太平洋美军的压力,决定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借款。这是一笔巨额借款,不但超过了任何一次的对华借款规模,甚至也超过了历次对华借款的总和。 
  宋子文将这一消息从华盛顿传回重庆,对于因经济危机,困坐愁城的蒋介石来说,不啻喜从天降,他心里乐开了花,当即要孔祥熙计划如何运用这笔贷款。而宋霭龄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她在盘算如何把这块大蛋糕尽量多的切到自己的盘子里。 
  孔祥熙找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负责人,共同拟订运用方案,决定以3亿美金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1亿美金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1亿美金作为美金公债的准备。储蓄券和公债券都按照商汇牌价用法币购买(即法币20元折合美金1元)。 
  1942年春,美金债券发行开始,国人对美金公债认识不足,缺乏信心,且一般平民百姓囊空如洗,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捧场,买者寥寥。重庆政府不得不用配额推销的办法,强制向各省摊派,如此一级压一级,仍是落到平民百姓手里,买得美金债券的人出于无奈,多愿折本脱手,捞回一文算一文,因此美元黑市价格曾由官价20元降到17元至18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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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民国最大的贪污案(2)
美金公债的前景暗淡,却有一个人在时刻注视着美金公债的发行情况,这个人就是宋霭龄。她的长处就在于善于分析形势,把握时机,奋力一搏,大捞一把。他对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形势了如指掌,通货膨胀直线上升,美金和法币1∶20的官价比率体制的崩溃,只是时间早晚之间,早则数个月,晚则一年。 
  宋霭龄选在1943年10月15日下手。她看得很准,首先她从国库局那里得到信息,1943年的通货膨胀速度进一步加快,大后方的经济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财源逐渐枯竭,税收日益减少,财政金融时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其次,此时美金公债的黑市汇价逐步上升,已由初发行时的17元左右上扬到30多元。再次,到1943年10月,实际上发行数额,已达一半,剩下5000万美金,在一般人眼中是个天文数字,而对宋霭龄来说,却仅仅是个能够让她感兴趣,并能一口吞得下的数额而已。 
  宋霭龄指示孔祥熙从10月15日开始,停售美金债券,尚未售出的5000万元美金公债,悉数由中央银行国库局购进完案。宋霭龄拨出一小笔分给国库局职员,作为挡箭牌。然后,宋霭龄一毛不拔,运用从中央银行开出的空头支票,分期分批地将5000万元美金全部鲸吞完毕。 
  美金公债一旦停售,黑市市场上的价格扶摇直上,由最初的20多元、30多元,一下子猛跳到100元以上,到1943年底,已突破200元大关。由此,若以官价一美元折合法币20元售出,即使价款全部交入国库,宋霭龄等人所获暴利就已达到115亿法币之巨,然而如此巨大的暴利,宋霭龄是在没有支付一文法币的情况下取得的。 
  宋霭龄、孔祥熙创造了民国政府最大的贪污案。激起一些爱国人士的义愤,他们千方百计将全部材料搜集起来,写出提案,准备提交到参政会上讨论通过,送请政府严办。参政会主席团成员王世杰将这一情况向蒋介石侍从室报告,陈布雷知道孔祥熙贪污肯定是事实,参政员绝不会也不敢无事生非。于是,他向蒋介石报告:“蒋先生,参政员提案,庸之先生鲸吞美金公债,此事言之确凿,恐对庸之先生有大不利。” 
  此时,检察院院长于右任也提出了对孔祥熙的弹劾案。 
  蒋介石听到陈的报告,叹了一口气说:“这事很糟糕,庸之只好辞职,所吞美金只好分期吐出,一列入提案,对友邦造成极坏影响,对我们抗战将不予继续支持。布雷先生,我看你是不是以新闻界前辈的身份给参政员说一说这种利害关系,就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好了。” 
  陈布雷费尽口舌,参政员们还是不肯罢休,有的说,这议案不走明路走暗路,官官相护,很可能无下文。 
  蒋介石也很想袒护包庇,怎奈不断有人追问,著名教授马寅初到处做报告,揭发孔祥熙贪污舞弊大发国难财的罪行,指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是家族英雄”。气得蒋介石下令逮捕马寅初,将其关押起来。但是,纸包不住火,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也拖不下去了,不得不委派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等人进行查办。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孔祥熙于1945年5月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7月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10月又辞去了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 
  从1947年秋天起,孔祥熙夫妇一直在美国过流亡生活。据说,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孔家在美国的财产。调查发现,宋霭龄在纽约大通银行存有8000万美元,宋子文在花旗银行存有7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存有亿美元。 
  接着,联邦调查局发现,孔祥熙在美国的流动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的纽约中国银行里,宋子文的流动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旧金山的广东银行里。由于孔宋两家直接控制这两家银行,要彻底查清他们的全部资产是毫无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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