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侧，有一个自成一统的小跨院，小跨院里，一排三间倒座房，两间西东房，两间南房，想应该是当年住前来住下的乡里一些赶马车的下人的地方。因为过廊前是青砖铺就的甬道，东侧是这个小跨院，西侧便是出一片凹下一截儿却很开阔的沙土地，沙土地就是用来停放马车，让马匹休息蹭蹭痒痒打打滚的场所。那里成了我们小时候踢球的草场。甬道的下面挖了一个一人多深的大坑，里面藏有全院的自来水表，捉迷藏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常常藏进去，就像电影《地道战》一样，谁也找不着了。
然后，看到的才是真正的第一道院门，中间是有盖瓦的墙檐和牌坊式的门柱组成的院门，按照老四合院的规矩，它应该叫二道门，所谓以前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它的两边是灰白色骑着金钱瓦的院墙。迈过院门前后几阶台阶，是一座影壁，影壁一边是一棵丁香，一边是一座石碑，写着好多人捐资重修粤东会馆的名单和缘由。再往里走，是以坐南朝北正房为中心的三座套院，与大门和影壁对照，中心稍稍偏西一些。除第一座院有了前面的二道门，不再设门之外，其余两座院各有朝东的一扇小一些的木院门，一为方形门，一为月亮门。这两院内，前院种有三株老枣树，后院有花圃和葡萄架，后院的后面还有一个小院，种着一棵桑葚，一棵榆树。西厢房已经没有了，但东厢房非常齐整。我家就住在东厢房最里面的三间。每天上学放学时走进走出，要走老半天，那年带一个女同学到家里，一路各家窗户里扫射出来的目光，纷纷落在身上，越发觉得心重路长。最高兴的时候，是秋天打枣了。我们会把最外面的大门和小院门都关好，不让别的院子里的孩子们进来。我们爬上枣树，使劲摇晃着树梢上的红枣，然后让枣红雨一般纷纷落地，是我们最开心的节日。
我家的房后，是全院的公共厕所。厕所只有两个蹲坑，但外面有一条过道，很宽阔，显示出当年的气派来。门道足有四五米长，最前面有一扇木门，里面带插销，谁进去谁就把插销插上。我们孩子中常常有嘎小子，在每天早上厕所最忙的时候，跑进去占据了位置，故意不出来，让那些敲着木门的大爷们干着急没辙。我们管这个游戏叫做“憋老头儿”，是我们童年一个最能够找到乐子的游戏。厕所过道的那一面涂成青灰色的墙，是我家的南山墙，成为了我们孩子的黑板报，大家在“憋老头儿”的时候，用粉笔回石块往上面信笔涂鸦。通常是画一个长着几根头发的人头，或是一个探出脑袋的乌龟，然后在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上几个大字：某某某，大坏蛋，或某某某，喜欢谁谁谁之类。写了擦，擦了写，一拨拨新起的小孩们前赴后继。
厕所过道的东头，还有一个小夹道，是我家的后墙，那里堆放着杂物和碎砖乱瓦，从那里可以很轻巧的就爬上房顶。站在房顶上，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甚至再远处的西山都能够一眼看得见，国庆节夜晚燃放礼花的大炮，也能够依稀望得见它们大致的位置。国庆节的晚上，我们早早的坐在房顶的鱼鳞瓦的上面，静静地等待着突然的一声炮响，然后是满夜空的五彩缤纷的焰火。在下一次礼花腾空之前的空隙中，弥漫在蒙蒙硝烟烟雾的夜空中，会有白色的降落伞像一个个白色的小精灵向我们飘来，那时礼花中的一部分，是随着礼花腾空喷涌而出的。国庆节的时候，常常会有东南风，因此，那小小白色的降落伞，总能够缓慢地向我们飘来，飘过我们的房顶的时候，我们只要一伸手就能够把它们够下来。当然，也会有调皮的孩子用竹竿捷足先登把它们先够了下来，若得大家一通大呼小叫和下面大人的一通责骂之后，只好等待着下一次礼花的腾空而起了。不过，每一个国庆节，我们大院里所有的孩子都会有收获，即使没有够着降落伞，也会有气球、灯笼或彩色的小旗，随着礼花，随着晚风，飘到我们的手中，足够我们玩到入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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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会馆三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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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第三家粤东会馆是在南横街的东北角，它的建成是清末的事情了，还是广东同乡出资，买下康熙年间大学士王崇简父子的怡院一角，占地6亩，比我住的粤东会馆整整大出三倍。显然，广东人不仅越来越有钱，而且在朝廷里越来越有势力。而且，那时的广东人如现在的北京人一样格外关心政治。戊戌时期，保学会就是在这里成立，变法的风云任务康梁等人都出入这里。民国元年，孙中山来京时的欢迎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都是广东人，想那时，出入这里的都不是庸常之辈，个个心怀百忧，志在千里，且吟王粲，不赋渊明。可以说，那是粤东会馆最为辉煌的时刻。
回溯三家粤东会馆，440年历史绵延，如水长逝。如今，广渠门的没了，南横街的拆了，只剩下打磨厂我曾经住过的硕果仅存，却已经是破败凋敝。前些天，我回去特意看它时，竟然看见当年立在影壁旁的那块石碑，垫在老街坊盖的小厨房的下面，露出一小截汉白玉，像是千年乌龟探出的头。不知道上面的字还有没有？不过，谁又会在意它的价值呢？听说，最近前门地区整片都要拆迁，第一批拆迁名单里，有粤东会馆中的一部分。它真的是已经寿终正寝，到曲终人散的时候了吗？也许，只有对于它自己，才会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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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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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西河沿，对于我是一个亲切的名字。以前门楼子为中心，这条胡同和打磨厂东西遥遥相对，像是前门楼子左右伸出来的一对手臂。护城河还在的时候，它们是河畔古船的两支长长的老桨。
1947年，我刚刚出生才满月，娘和姐姐轮流抱着我，从张家口坐火车来到北京，住在打磨厂。姐姐15岁那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西河沿里一个叫做六联证章厂里描绘各种徽章。用一种叫做烧蓝的东西，类似亮晶晶的碎玻璃渣子，贴在徽章的模子里，用酒精喷灯把它烧化在徽章上面。姐姐做的就是这样的活，计件算钱，一天头也不抬，能做200多枚徽章，一个月能拿上几十元工资，算起来，做一枚徽章只是能够赚一分钱。那时，父亲，每月也就70元工资。姐姐的钱，对于当时生活拮据的家，起的作用的很大的。我最早去西河沿，就是姐姐带我到她的这个叫做六联的徽章厂。我记住了六联，也记住了西河沿。
前不久，我去西河沿，是从西口进去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从西口进，以前去西河沿，都是从东口进的，出打磨厂西口，过前门大街，就是西河沿的东口，当然从东口进，方便而自然，更何况，姐姐工作的六联离东口不远。
那时，东口第一家是华北楼，这是一家老餐馆，华北楼是后来改的名字。《燕都丛考》中说：“斌升楼食肆原名龙源楼，清穆宗微行，尝饮宴于是。”不知说的是不是它。走过它便是当时鼎鼎有名盐业、交通银行大楼和的劝业场，然后再走过当时北京城最大的菜市场，就快到了六联了。仿佛华北楼、盐业、交通银行、劝业场和菜市场，是六联出场前一阵锣鼓点中先走出来的摇旗呐喊的兵士，烘云托月地把六联才托出来。每一次和姐姐去六联的时候，走进西河沿东口，都有这样轰轰烈烈的感觉。
这次从西口进西河沿，大概是缺少了那几个重量级的大家伙，感觉很是陌生，一点也没有当年那种熟悉而亲切乃至气派的印象。西口对面的宣武门东河沿已经拆得一片狼藉，一条当年槐荫掩映的胡同，只剩下口上所剩无几的破房子，房子旁边搭起了帐篷，住着盖楼的建筑工人，一副大干快上的样子。刚进西河沿的西口，正乙祠前也是一片狼藉，脚手架和泥水砖瓦，遮挡着一半的路。心里暗惊，西河沿成了工地，已经被腰斩了一半。也就是说，和打磨厂一半的东打磨厂已经没有了的命运，几乎相同，除了口上硕果仅存的几个老门牌外，一半的西河沿也已经在地图上找不到了。
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前门以西一直到宣武门，都叫做西河沿。解放以后把它一分为二，以新华街为界，分成了前门西河沿和宣武门东河沿两截。现在，宣武门东河沿这半截彻底没有了，以前的西河沿也就真的一半已经没有了。
同打磨厂一样，西河沿是一条老街，自明朝到清中叶，西河沿都是有名的书肆一条街，这名号让位给了东打磨厂和琉璃厂，是清末民初的事情了。所以，一直到清前期，这里常是文人到的地方，清顺治时诗人王渔洋曾经专门为西河沿写下过诗：玉河杨柳见飞花，露叶烟条拂狭斜，十五年前曾系马，数株初种不胜鸦。现在还能够找到这样的景象吗？当初，河沿紧临着护城河，护城河那时宽可行船，清可数鱼，一岸烟柳飞花，书肆迤逦，风光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我在一幅清乾隆年间乾隆南巡图中，看到那时的西河沿真的是水汪汪一片，宽阔的河两岸，店铺云集，酒旗店幌，亭台楼阁，现在无法想象。如果说那时的情景和塞纳河畔的旧书市风景有一拼，大概并不为夸张。
即使到现在，那样亲水河畔的风景不在了，西河沿可看之处，依然很多。如果同打磨厂相比，它们的旅店一样的多，但西河沿后来以银号多而出名，则是打磨厂所不具备的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修的正乙祠，最早就是为了供奉乙玄坛老祖，这位老祖就是传说中的财神爷赵公元帅。后来成为了银号公馆，在里面的戏台上演戏，聚一时之人气，可以说是为西河沿的金融一条街奠定了基础，以后的日子里，银号在西河沿丛生，叫上名的，叫不上名的，数不过来了，一直到民国时期建的盐业银行（1931）和交通银行（1937）两大银行，都巍峨地出现在这条街上，可以说是奇迹了，使得西河沿一条街气势不凡，洋味十足，即使是现在看，也不落伍。现在，那座爱奥尼克柱式的盐业银行大楼，和由中国著名的建筑师杨宝廷先生自己设计中西结合风格（顶部有斗拱琉璃飞檐）的交通银行大楼，都还矗立在东口，成为了西河沿的标志性的建筑。
当然，对于我而言，西河沿的标志性建筑不是它们二位，而是劝业场。1952年，娘37岁，不幸英年早逝，父亲从老家带来我的继母，继母还带来了一个孩子，加上我的弟弟，一家6口人，日子过得越发得紧巴。听来证章厂订做铁路徽章的一位铁路上的什么主任说，正在修京包线铁路，需要人，挣钱多，不听全家人的劝阻，姐姐飞快地从六联证章厂辞了职。那一天，姐姐带着我和弟弟先去了证章厂办完手续，然后就去了旁边劝业场，一人买了一双白力士鞋，当场换上鞋，在劝业场的二楼的照相馆里照了张相片，特意让人家照全身的，为的照上新买的白鞋，算是给娘穿孝，也算是给她自己和我们兄弟两人留下分别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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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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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的春节，姐姐就回家来了，和她辞职时没有和家里商量一样，回家是来结婚的，父母都没知道，她自己已经先斩后奏了。姐姐是想早点成家，好和姐夫一起，每月给家里多寄一点钱，以解家里的燃眉之急。那一次，姐姐领着我和弟弟，到劝业场，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双皮鞋，那上我第一次穿皮鞋，因为怕我的脚随年龄长而长，买的鞋号码大好多，穿在脚上直逛荡，上院子里的那厕所，蹲起来刚要离开茅坑时候，大皮鞋掉进了茅坑里。
那座光绪末年北京城第一座洋楼商厦，便这样永远存活在我的记忆里。虽然，那一年，我才5岁。那时，王府井没有建百货大楼，西单也没有建西单商场，劝业场就是那个年代里我的百货大楼和西单商厦。临街的巴洛克式的西洋柱子，里面宽敞的天井和四周有雕花铁栏杆的回廊，以及全部都是敞开式的柜台，柜台里琳琅满目的货物，都像是一张张老照片，深刻地镶嵌在我童年的生命相册里。三楼那时还有一个剧场，可以演戏，随到随看，评剧和曲艺居多，门口有闪烁着的霓虹灯和演员的剧照；二楼的回廊上还曾经开过批判一个流氓的群众大会，大家站在一楼的天井里，我头使劲地仰着，伸成了鸭脖子……
一直到我的儿子落生，已经到了八十年代的初期，儿子才三四岁，买的第一双皮鞋，怎么这么巧，也是在劝业场里买来的，还是羊皮大盖帽，新式样，儿子高高兴兴地穿到了上学前班。
我知道，关于劝业场一切的记忆，一切的感情，都源于17岁就离开家而远去内蒙古的姐姐。所以，当我看陈宗蕃在《燕都丛考》中将西河沿和打磨厂做比较时说：“西河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