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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军攻占武陵的同时，张献忠亲自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分兵两路攻下袁州。袁州是江右门户，失去袁州，则“江右全省皆坏，则两广咽喉断，而金陵之藩篱撤矣”④。在左良玉官军的反攻下，袁州又为官军夺取。由于左良玉部士兵暴虐，明廷被迫撤回其兵，以招募当地兵戍守。张献忠利用官军调换的时机，突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并分设地方官吏，安抚百姓，再次夺回袁州。十二月，在江西总督吕大器带兵反扑下，吉安等县又先后失陷。张献忠在江西受阻后，随即回师再据岳州。明廷急派左良玉移镇武昌，并分兵两路，一攻岳州，一攻江西袁州，两地再度给官军占领。为此，张献忠决定北上，在嘉鱼（今湖北境内）沿江一带埋伏部队，大败左良玉的精锐部队，使“良玉军，遂不振”①。张献忠又在沿途收降官军，编为新附营，军容较前更盛。这时，张献忠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将来的发展，张献忠决定进军四川。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义军攻克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接着，连克梁山、忠州和涪州，击败总兵曹英，破佛图关，秦良玉率兵来战，被义军击败逃走。义军攻克泸州后，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被义军俘获并处死。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自率义军，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②。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驰援成都，又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③。八月初七日，义军从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
八月初九日，农民军攻克成都。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初，李自成使马珂入川，攻陷顺庆。”九月，命将马珂据守绵州，张献忠派艾能奇往攻之不克，亲自去指挥，马珂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② 《明史》卷二九四《王孙兰传》。
③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六。
④ 《崇祯长编》。
① 《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传》。
② 《蜀碧》卷二，中华书局1985 年版。
③ 顾山贞：《客滇述》，上海书店1982 年版。
败走汉中①。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孙可望下龙安，使王运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克之。接着，艾能奇又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的农民军所控制。
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②，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以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大西政权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③，任为郡县各官。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④，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一百二十营，有“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
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张献忠命孙可望往取汉中，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道经梓潼七曲山，“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①。部将刘进忠入据保宁府，部将马元利克顺庆守之。乙酉年元旦过后，张献忠于初三日对部下说：“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②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他派平东、虎威二将军，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又命都督张广才早灭曾英，以便打开东下的道路。十六日，农民军其名、张广才两军齐发，不知李自成以贺珍代马爌。结果大西军的三万兵马被贺珍部击败。
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表示谅解，“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① 又见《蜀难叙略》曰：“九月，李自成遣贼将马科（珂）至绵州，献逆使孙可望与战，为所败。自往击之，科乃遁归汉中。”
② 《客滇述》曰：“张献忠自称秦王”。
③ 《锦里新编》卷十《张献忠传》曰：“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中会试者五十人。”又曰：“献自为万言策，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此与《蜀碧》卷二同。又《寄园寄所寄》曰：“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
④ 《平寇志》。
① 《蜀碧》卷二。
② 《滟滪囊》卷三。
享富贵”。并威胁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③。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这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被陕西的义军所牵制，所以一直没有入川。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农民军，除了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对抗外，还要同四川的地主武装作斗争。原川陕总督樊一蘅仍任原职，南明政权又任命原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驻扎遵义，主持对张献忠作战。是年三月，明四川巡抚马乾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接着，阁部王应熊会兵遵义，副将杨展、屠龙、莫宗文、贾登联等请复川南。“起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①于三月攻陷叙州，大西农民军损失一千余人。时副将曹英、参政刘鳞长及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都受樊一蘅节制，有兵十余万。他们不断地向农民军发动攻击，妄图恢复失地。张献忠时驻扎金山铺，欲肃清新附不坚者，刘进忠谏曰：“生灵不可妄杀也。”②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向北走投清军。
大顺三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的东下。他们对大西农民军进行疯狂的袭击，严重地威胁着大西农民政权。对此，张献忠针锋相对，给予坚决的回击。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①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接着，分其兵为四，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当时形势紧张，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四川合川）
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去，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带领清军进入川北。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农民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清军将领格布库等被农民军击毙，农民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②清将急发暗箭射③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① 《蜀碧》卷三。
② 《滟滪囊》卷三。
① 王源鲁：《小腆纪叙》。
② 王源鲁：《小腆纪叙》，《献忠屠蜀》。
之，张献忠不幸中箭。时年仅四十二岁。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①。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②张献忠牺牲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在重庆受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农民军击毙守将曾英后，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① 王源鲁：《小腆纪叙》，《献忠屠蜀》。
② 《清世祖实录》卷二九。按：《清史列传·豪格传》曰：“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余所。”另据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张献忠传》曰：“未几献忠以病死于蜀中。”第三节马守应马守应绰号“老回回”③，陕西绥德人。只知他出身于边兵，家世和生年均不详。他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最早起义而又坚持到底的重要领袖之一，在回族人民反压迫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明代，回回已遍布全国。陕西北部延安府和马守应的家乡绥德州以及甘肃东部平凉、庆阳等地，曾是回民分布较多的地区。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败坏、军政废弛和土地问题严重，导致流民外逃现象愈来愈普遍。这一带的回民，每当麦熟时节便携带妻小辗转流徙，靠拾麦穗或者卖药来维持最低下的生活，遇到灾荒年景更加贫困无依，便纷纷起来暴动，反抗地方官府。回民起义常常同汉民联合，即“与荒民合党”①，而汉族农民起义也有当地回民参加。为此，陕西官府专门对回民规定了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的禁条，而且设法严防汉族军民“附回”造反。这说明在西北回汉杂居地区，回、汉两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崇祯元年，陕西大旱，草木枯焦，出现了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惨状。而明朝官府却不顾人民的灾难，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各族农民仍旧“严为催科”②，毫不留情，这无异火上加油，更加激起反抗的怒火。长时期的民变和兵变，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终于在天灾人祸频繁的陕北、陇东地区汇成了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从明统治者所掌握的情况表明，当时陕西流民武装的成份“有饥民，有镇兵，有回夷”③，“回夷”是明统治者对回民的侮辱性称呼，这充分说明回族人民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最早发难的主力之一。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序幕的白水县民王二掀起的暴动，就与这一带的回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