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作为，成为可怒之子。」史密斯（H。B。Smith）说，戴乐氏说「成为」（became）应当称为「本为」（were）（按中文和合本以弗所书二章三节亦作「本为」）。世人乃是双重的邪恶，先是由于本性，乃「本为」败坏；后又邪恶，藉着他自己的作为，变本加厉。唯仰赖「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会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才能「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并「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参彼前一3一4，二4）关于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所称的「可怒之子」，经学家和神学家，有很多著作，可供参考，兹不详引。三、罪的死刑临到众人
罗马书五章十二至十四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这段经文，乃有三种涵义，请申言之：（1）罪乃是在本性里面，所以婴孩在没有道德意识的时候，罪已存在他们里面。（2）婴孩既会死亡，这乃是上帝对罪的处罚，就是在他们里面不良本性的特征，虽然尚未发展起来，实在乃是实际犯罪的胚种。（3）所以这就可确证所有人类的本性乃是有罪的，应加惩罚的。关于罗马书五章十二至十八节这段经文，本书《系统神学》卷陆「救恩论」第四章「罪的转嫁」，与第三章「罪的影响」，已另加详论，不复赘陈，希加参阅。惟戴乐氏认为婴孩在没有道德意识，不能有道德作为之先，乃和动物一样，不受上帝道德律的统御。在这一点上，他乃和Edwards，Bellamy，Hopkins，Dwighi，Smalley，Griffin诸氏的意见相左。泰勒氏（Tyler）说：「如果以为动物既会死亡，所以不能用死亡来证明婴孩里面有罪；这种说法，乃是站在不信者的立场。不信者甚至可以说，动物既非罪人而会死，所以不但婴孩，就是成年人的死亡，也不能证明有罪。但『自古皆有死』，死既『临到众人』，死既『作了王』，死亡对于人类，既到如此可怕的程度，而尚不足证明有罪，则罪乃无论如何不能证验之事。」岂非等于说，圣经里面所论关于罪恶的话，都属虚妄无凭！？戴氏之说，实乃离经叛道。
贰从常理证明世上有三种事实，须加检讨，（1）普天之下，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罪恶的气质与倾向，在实际生活的表现上，都有犯罪的行为。（2）世人作恶的倾向，乃占压倒的优势，须时时加以防范教导，引其行善；但作恶却无须学习，因为「习惯行恶」，生而知之。（3）每一个人到了有道德意义之时，他们的意志，却每易落入试探，违犯上帝的律法。人类根本的自私自利，从孩童时期就表现出来，此乃人类本性自然而然的作为。而谦让的美德却很难教儿童发展。倘使不能甘心乐意彼此尊重各人的地位与权利，就不会有真正的礼让之风。一般儿童，大都不顾他人，只求称他自己的心。倘使母亲问孩子：「为什么你不作好事，专作坏事呢？」孩子答她说：「因为作坏事百作不厌；做好事，则非常吃力。」桃树必然结桃子，不是苹果；荆棘必然生荆棘，不会有葡萄；所以人类的后裔，亦必有邪恶的本性。此乃人所共喻的道理，共认的事实。上帝的震怒常在不信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一至八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费晓氏（G。F。Fisher）说：「柏拉图，蒲鲁泰（Plutarch）与西塞禄（Cicero）都不领悟人类的意志和人类的堕落与败坏，故不能自救。许多道德主义者为什么堕落，变成恶毒愤恨，怨天尤人，其根本原因乃是在不知人类罪恶的本性。」
当我们察看普世人类道德的现象，进而寻求人类普遍的，天生的，完全受制的敌对上帝，违犯上帝律法的原因，其唯一对此问题的答案，乃为：人类共同的本性乃是败坏的。易言之，世人的意志，乃已离弃上帝，而以求自我的满足为至高的目的。这种基本的不自觉的意志的倾向，乃为罪行的根源，而其本性乃就是罪，普世人类乃都与此罪有分。一、西方人士之见世界上的大思想家，乃都异口同声，共证此说之确当，此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希腊大哲学家亚理斯多德说，从道德的本性来看，人类乃都好像站在斜坡之上，他的意欲与热情乃是下降的；他虽有意向上，却苦本性难改，力不从心，徒托空想。当理胜于情，他就走上一步；但是倘使情胜于理，他又下降。从无一人能够登峰超极，到达顶峰。人类虽有对善的确信，而且乃有行善的决心，但事实上乃是一直反其道而行，「知行不能合一」。这乃是一个谜，亚理斯多德乃百思不得其解。
亚理斯多德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呢？他又说：「很显然的，因在理性之外，另有一种天生的本质，和理智竭力抗衡。还有人的心灵也在理性之旁与其相克制。」其实亚氏问题的答案，乃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使徒保罗的话：「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可惜亚氏不知其中的原因，所以他不但不得其解，且又没有解救之方。只有上帝的启示，不但能解释其中的因由，又复能指示得救的真道。伍德基氏（Wuttke）在其所著《基督教伦理学》中说，亚理斯多德所以百思不得其解，乃因其仅知邪恶对个人的影响，而不知其还有连带的关系，它乃是在自我繁殖的。道德日趋堕落的整个人类里面。人性乃江河日下，唯有藉着上帝的「作因」（DivineCausality）始能否极泰来。柏拉图把世界人类本性的败坏，罪恶的普遍，比作「瞎眼多头的野兽，里面乃充满了邪恶！」他斥责那些主张「人性本善」的人说，倘使他们是对的，就当把他从小就关闭起来，免得他们玷染堕落，俾能成为圣洁。他意所指，乃可证人性之败坏，罪恶的普遍性。孟诺氏（Menno）说：「败坏的来因，乃是在我们的祖先，所以我们都习惯行恶，无法放弃，而我们的习性，乃都有瑕疵。」巴斯噶（BlaisePascal）说：「我们乃生而不义，每一个人都专为他自己；而各自为谋，自私自利，此乃是天下纷争祸乱之源。」此与吾国孟子，所见略同。大家在「四书」里都读到「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康德说：「世人乃有两种性能，住在他里面，一善一恶，而人类本性，乃坏到极处；两者在里面相争，要想控制人类。」黑格尔虽是一个泛神论者，但是他却相信「原罪」，并谓此乃人类之本性——又为每一个人的本原。英国著名文学家莎士比亚说：「世人都是偏离正道；在我们被咒诅的本性里面，没有一样是公正的，而是倾向罪恶的。」他又说：「我们都在自己里面，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愚昧！我们简直是自己的叛徒，自作自受，自取灭亡！」「我们的本性，是爱追求，却似老鼠一样，掠夺食物；横冲直撞，吃了毒水，『饮鸩止渴』，毒发身亡！」「美德不能强加灌注，『把旧皮袋装新酒』（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主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而应慢慢品尝其味，才能领略晓悟。」「每人的性情，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而生，而乃靠特殊的恩典。」莎士比亚又说：「人若以为他和始祖亚当遗传的关系，并不使其自觉有罪，把他和始祖的遗传关系完全消除，敢大胆对上帝说，我没有罪！这乃自欺！」神学家史屈朗（A。H。Strong）说：「假使有人以为相信人类的堕落需要超凡的拯救，是不合理的思想，因此妄以为莎士比亚没有知道人类的本性，实乃自证其谬妄。」柯立祺氏（S。Tleridge）说：「基督教基本的道理，一言以蔽之，乃为——我是一个堕落的罪人……在我意志里面有一个邪恶的根源，此乃在我有自觉与任何作为以前，早已存在；我生来就是一个可怒之子。这个可怕的奥秘，我不想知道它，甚至以为这乃是不可能的；但我却知道这乃确是有的。……而且凡是真实的，必是可能的。」范郎端齐（VanOosterzee）说：「雨水和阳光，固能使杂草生长得更快；但是倘使没有草的种子先在地土里面，乃是无从生长的。同理，不良的教育与风俗习惯，也不会种植人类的罪恶。」时人以罪恶归咎于教育与社会，实非确论。谭尼生（Tennyson）说：「他发现在他血液里面，乃有一种卑劣邪恶的品质，在和良善斗争，我对于这个不可思议的，神奇的战争，简直无能为力。」丹恩氏（Taine）说：「在我们每一人里面，乃藏有野人、盗匪、疯子，或则安静无事，或则上了手铐，但仍都是常常活在我们自己心灵的深处。」英国著名诗人勃朗宁（RobertBrowning）常在他的诗里面传讲「原罪」以及「人心败坏」的道理。英国宾州大法官汤柏生（Thompson）说：「倘使曾经做过律师的人起来传福音，他必更能传讲人性败坏的道理。因为人类完全堕落败坏的道理，乃最能解释为什么虚伪、欺诈、阴谋、淫荡、谋杀……各种罪行会在世界如此猖獗的原因。一切教育、训导、敦品、修养，种种方法，都不能克服心里邪恶的倾向，因为罪恶，根深蒂固，已经占有了我们人性每一部的质素。」这乃可见「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一七9），亦可证明人类罪恶的普遍性。
以上乃是从西方人士的话，证明世人都有败坏的本性，现在再从我国先哲的话，加以证明。益见人性败坏，乃是地不分中外，时无论古今，并非「人心不古」，实乃「自古已然，于今益烈」，益可证人类罪恶的普遍性。二、我国先哲之言我国的荀子说：「今人之心，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起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贱贼生而忠信亡焉。……是故必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是观之，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故拘木必待隐木括熏矫然后直；纯金必待袭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故隐括之生，为枸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理义，为性恶也。」因为人类本性之败坏——即荀子所谓「性恶」，故需刑政理法，此乃所以防微杜渐，使人不致为非作恶；「以矫饰人之性情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性情而导之」。可证孟子之说，以为「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之说，乃和人性败坏的事实，不能符合。故孟子之说，不能成立；且正相反，人性之恶，正「犹水之就下」。
即就孔孟之道而论，「性善」之说，亦有自相矛盾之处。这非著者的苛论，乃为他们自己所承认。例如，《大学》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可见人性未必尽善，尚须照大学之道，做一番明德的工夫，方能止于至善。再就「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及「人皆可为尧舜」，「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诸说而论，则仅指人性藉着教化，可能使其为善，成为圣贤，但未必为善。更就「礼运大同篇」而说，「人藏其性，不可测度，恶在其心，不见其色；欲一以穷其心，舍礼又何由哉？」则尤可见人心乃有恶，故须用礼，以去其恶。此与「人之初，性本善」之说，乃自相矛盾！所谓「性善」之说，乃由孟子倡导，以其善辩，故奉为正宗。而其性善之说，亦占优势。但孟子性善之说，论据未必充实；即就他们儒家自己的经典而言，亦无有力根据。试观《大学》第六章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擒其不善，而著其善。」朱子注云，「此乃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掩之，并非不知善之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