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不常，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
「夏氏多罪，天命亟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敬事上帝，立民长伯。」
「天叙有功，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
2．《诗经》——「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上帝临汝，无贰尔心，」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3．《诗大雅》——「上帝监察四方，求民之莫。」
4．《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5．《论语》——「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6．《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7．《左传》——「夫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
「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者必有大咎！」
「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
8．《吕氏春秋》——「昔者，殷汤克夏，王天下五年不雨，汤王以身祷于桑林，于是剪其发，割其瓜，自以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雨大至，人皆悦之。」
9。《史记》——「天者，人之始也。」
此外，尚有道家的「顺天」，墨家之「尊天」思想，如谓「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篇幅所限，未克俱引。
但是，从严格的神学观点来说，先秦的天道观和上帝观，只是得之「普通启示」（GeneralRevelation），而非真神的「特殊启示」（SpecialRevelation）。凭普通启示，仅能对上帝有若干模糊的知识，却不能对一位全善全爱、全知全能、至尊至圣、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有正确无误的认识。所以，这种原始的天道观和上帝观，以后便日趋变质。上焉者，成为一种空幻虚无的泛神论（Pantheism），或理神论（Deism或称超神论）。下焉者，便流为一种迷信邪灵、崇拜偶像的低级宗教观念和神秘思想。民德堕落，民族衰微，此实厉阶。
叁不可得闻之性与天道
孔子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一生柄柄皇皇，致力「率性」、「修道」的工夫，学者牵强附会，竟把他和新约圣经里的施浸约翰，来互相比拟。其实孔子未闻天道之奥秘，他和施浸约翰，究未可相提并论，施浸约翰在犹太旷野传道，高呼：「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三2－3）他的使命，乃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孔子高呼「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和施浸约翰「修直主道」的精神，却是完全异趣，未可相提并论。因为孔子行道，乃是「人道」，并非「天道」。孔教只是「世上的小学」（西二8）；而施浸约翰乃是「为光作见证」（约一8）。所以，施浸约翰在传道的时候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可一7－8）又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三27一36）但孔子因为没有认识基督，绝不能了悟此中的奥秘。
平心论之，孔子一生渴慕真道，而且对于生命的意义，确乎有深切的体认；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其一生栖栖皇皇，席不暇暖，「率性」、「修道」、崇道、弘道的精神，尤值敬仰。但孔子一生所传的道，究竟是什么呢？照他自己门徒的诠泽，只是「忠恕而已矣」。他一生周游列国，传道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呢？只是「吾道不行」，废然而返。主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太一一11）孔子虽被尊为「至圣先师」，甚至称为「万世师表」；但这乃是从人来的荣耀，他究竟「不是从天上来的」；「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约三31）所以，孔子的道理——所谓「孔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Humanism），仅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Anthropocentric），而非以神为中心的伦理系统；质言之，只是「人道」，不是「天道」。他一生追求渴慕，率性修道的结果，仅仅止于「属人的」、「属地的」境界；所谓「性与天道」，照其自己的门徒说，却是「不可得而闻」，完全茫然。这固是孔子终身的遗憾，也是我们中国民族莫大的不幸。
然则，「夫子之性与天道」，为什么「不可得而闻」呢？因为「性与天道」，「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林前二6一11）主耶稣曾对一位以色列有才有学、有德有望的尼哥底母说（按：这正就是主对我国乃至普天下一切自鸣有才有学、有德有望的千千万万的「尼哥底母」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约三12一13）施浸约翰说：「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约三31一32）
于此，我们认为老子的见解，较诸孔子，倒胜一筹，他颇有自知之明，老实承认：「道可道，非常道」；并斥孔子之道，过于庸俗，曾当面教训孔子说：「大道废，无仁义。」「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并作「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激论。（参《道德经》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按老子此语，乃为对今日一切自负自义的人文主义者的当头棒喝！）孔子亦自愧不如，仰佩老子，几把他捧到天上，曾对其门徒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是可证孔子对道领悟的境界，是如何的平凡庸俗。所以，孔子一生，虽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谋道决心，虽有「率性」、「修道」、弘道的大愿，但是他的时代，毕竟与施浸约翰不同，他却未遇见基督耶稣——即那位「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一17），「太初与上帝同在。……生命在他里头」（约一21），「承受万有……创造诸世界。……托住万有」（来一2－3），「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约三13），自不能听到生命之主从天上所见所闻的生命之道；即一切从前许多君王先知和义人想见而未见，想闻而未闻的（太一三17；路一○24）救世真道。因此，不仅孔子因未闻真道，而不得「永生」，我们中华民族也没有得着生命和复兴的力量。而儒家所追慕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如主耶稣举目望天，为属他的子民向天父祷告时所说的「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约一七23）的境界，却始终落得一个「水底捞月」似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
肆民族衰微之主要因由
自汉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的理学家，都以承继道统、恢宏圣道为己任。他们都异曲同工的藉着「天」和「太极」等概念，来阐发宇宙的奥秘、人生的大道。例如：
1．董仲舒说：「天者，群物之祖也。」
2．张横渠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氏以天地比父母，世人为天地之子女；人之体质理性，均由天赋，故均为同胞；只以气质不同，有清浊之分。
3．周敦颐著《太极图》及《通书》，以太极为宇宙创造者。氏说：「一动生阳，一静生阴」，「阴阳变合，生水火金土」，而生万物。万物之性之理，均本「太极」。
4．程明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姻媪，万物化生。」氏以「气」为「乾元」，为宇宙本体。体气分阴阳，阴阳交感，化生万物。又以交感有偏正；正为人类，偏成万物。
5．程伊川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各具一例，万理同出一源。」氏以宇宙成因，不外「理」、「气」。理，行而上，为内在的；气，行而下，乃外在的。惟氏又以为「心即性，性即理，理即道，道即心」，实出一源。故只须尽心，即能达「人天合一」之境。
6．陆象山：则以太极为万化之根本，就宇宙言，乃「天下之大本」；就人言，则为人类之「本心」。
7．朱熹：亦谓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为形而上之「道」，生物之「体」；「气」为行而下之「器」，乃生物之「用」。理为发动万物之原始动力；气则仅为太极造物之工具。氏谓：「太极只是一个理学，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天地中有太极
；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朱复说：「风起见雨，震雷闪电，花生花结，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
8．邵康节说：「万物生于天地，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即是吾心。」
查儒家以万物始于大一，即太一，即元气。《广雅》云：「太初，气之始也，」《易系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五经通义》说：「天神之大者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亦即太一。」是则所谓「大一」、「太一」、「元气」、「太极」，实即「昊天上帝」之别名。儒家这种天道观和上帝观，显然是一种玄学的空想——把一位全善全爱、全知全能、至尊至圣、永有永生的真神，变成学者「昏暗」「无知」（罗一21）的幻想，把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变成受造的天地万物，乃至一堆主观虚构的名词。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失诸毫厘，谬以千里，儒家学者，虽存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崇高胸怀；但是他们那种「太一」、「太极」等虚幻的观念，非但不能使他们达到所谓「天人合一」、与「真神契合」的境界，而且即是他们所阐论的「观念」的本身，也因过于虚幻，从而发生了极大的矛盾。
谈宋明理学者，大都以程、朱和睦、王对立，视为宋明理学之两大中心。但他们的中心思想——太极观念，陆象山和朱晦庵，便因认识不同，各异其趣。
陆象山对「太极」的认识，认为是万化之根本，形而上的道，而且认为体用一源，体即是用；故太极之上，便不应再有「无极」。因为他既认为体用不可分，自不能再有加「无极」之理，如加「无极」，便为重叠。其次，氐谓「极」应训「中」；义同《书经洪范》「皇极」之极，又同《诗经》「立我蒸民」，莫非尔「极」之「极」，均为「中」的意思。「中」乃中庸未发之中，乃天下之大本！「极」与「中」，就宇宙言，乃为本体；就人说，乃为本心。体用本为一源，不应加以分割。
朱熹的见解，则认为「太极」「无极」，乃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他说：「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为空寂，不能为万化根本」。至于「极」应训「中」一节，朱又认为大谬不然。朱氏于其致友人张南轩书中，论及此事有言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事物交来，应接不暇，念念迁革，以至于死。其间初无顷刻停息，举世皆然也。」「然圣贤之言，则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者，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而指夫暂而休息，不与事接之际，为未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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