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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围困维也纳（Vienna）的入侵军队撤离后，帝国曾再度追究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然而，教会改革已经开始在许多地区植根，支持改教的王侯也联名向帝国元首提出抗议，认为各王侯拥有宗教事务的自决权，不容外力干预（基督教的Protestant一词，就是这样得来的）。帝国元首虽然一面倒地支持罗马，但却一时之间无法贯彻政令，去镇压这些改教的王侯。各王侯也乐得自行处理宗教事务，这些统治者从此就分成罗马派与抗议派（改教派）两个阵营了。
所谓宗教改革，就是扬弃罗马大公教会当时所持守的救恩观，认定所有人只有凭着“信心”，接受“圣经”所宣讲的基督十架救赎“恩典”，方可以获得神的义，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所谓“惟独信心”、“惟独圣经”、“惟独恩典”的三大改教诉求了。同时，教会也在运作方式、聚会程序、教导内容等方面，根据这些原则作出调整。因此，教会的面貌焕然一新：不合圣经的腐败现象消失了，迷信色彩的教导被取缔了，企图以苦修善功取悦神的修道院解散了。马丁·路德在藏匿期间，也将圣经从原文翻译为优雅流畅的德文。之前不久才发明的活版印刷技术，则将路德的著作及他翻译的圣经，以大量又低廉的方式，迅速地流通到欧洲各地。慕名者蜂拥至威登堡大学（UniversityofWittenbeng），渴慕在路德门下受教。这些人回家之后，也将改教的信仰，以及改革教会的方案带回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其他地区的大学学者，深明改教的意义，也纷纷加入鼓吹改革教会的行列。宗教改革就如风暴一般，席卷了整个欧洲。
其他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
除了德国以外，惊天动地的事情也在瑞士的苏黎世（Zurich；Switzerland）展开。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苏黎世城中一名神职人员慈运理（UlrichZwingli），也认定福音信仰才是圣经的正确教导。一五二二年，慈运理在禁止吃肉的守斋期间，特地聚众公然吃肉。此举引来一连串的辩论，因许多人认为在守斋期间吃肉，是不得神喜悦的事情。慈运理藉着辩论可否吃肉的场合，提出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到底怎样能够让一个人得着神的喜悦呢？是善行？还是信心？正如马丁·路德所坚持，义人是因信得生的；既然如此，凭借信心的福音信仰才是真挚的信仰。经过这些辩论，苏黎世的市议会乃决定：慈运理的见解是正确的，以后教会的教导及运作方式，都要依据他的方案进行。慈运理从此取得了苏黎世教会改革的主导权，在这个瑞士城市中，推动类似马丁·路德在德国所进行的改革运动。苏黎世的改革措施立时招致了一些邻近地区王侯的反对，并弄到兵戎相见；而慈运理也在一五三一年的一场战争中去世。然而苏黎世的改革运动，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继任者布灵尔（JohannHeinrichBullinger）的带领之下，苏黎世城继续领导着瑞士的改教，而且又将改教风气蔓延到了其他瑞士的城镇去，包括与法国（France）接壤的日内瓦城（Geneva）。往后日内瓦城甚至超越苏黎世的地位，成为瑞士宗教改革的大本营。
另一个教会改革的主要地区是英国（UnitedKingdom）。自从亨利八世（HenryVⅢ）登基作王，英国的中产阶级即迅速兴起。这些人比一般农民更加关注社会民生的处境，因为社会、制度、政策等之不合理现象，无一不与他们的生计息息相关且影响非凡。由于他们非属贵族阶层，不易左右大局，故不得不寄望统治者进行改革，结果成了改革思维的强大支持群体。在这期间，英国社会各阶层对教会不满的气氛相当普遍。加上约翰·威克理夫（JohnWycliff）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民间对改革的诉求一直存在。因此，当马丁·路德振臂高呼之后，脱离罗马教会体系，以及改革教会信仰与生活的情绪，即不断地在英国提升。时逢国王亨利八世与原来王后的离婚要求，遭到罗马教皇拒绝，国王当下乃“顺应民情”，召开特别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最高治权法案》的决议，宣告英国的国王从此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这举动等于宣告教会从此与罗马决裂，自行独立于罗马教廷之外。时为一五三四年。随后，亨利八世即强行解散修道院，没收罗马教会的产业，使用英文圣经于聚会之中，并着手编辑英国教会自己使用的《公祷书》。这一连串的行动，为英国改教运动揭开了序幕，也让民间改革教会的主张得以伸张。当时在言论界领导群众的牛津大学（Universityof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ofCambridge）的领袖，也支持国王的宗教政策，乐观其成。英国教会乃在亨利八世的荫庇下，走上了改教的不归路。
改革教会的行动虽然不是始自马丁·路德，却是在他倡导的宗教改革之下成功的。许多人都在问：为何之前的改革都失败，独有马丁·路德的改革成功？这里面的因素显然相当复杂，难以归咎于任何单一的原委。但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之前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针对个别的腐败行为而提出的；然而，当人的内心或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外在的改革就不可能持久。马丁·路德的改革却是从信仰、教义着手，他透过信仰的更正，改变了人的生命本质，从而达成表里一致的改革。事实上，是“教义”的改革，使十六世纪的这场改革运动，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至终匡正教会重新回到圣经的基础和原先的正路。
问题研讨
一、从“惟独信心”、“惟独圣经”、“惟独恩典”这三方面看，你认为今天的教会是否充分表彰出这些改教诉求？
二、马丁·路德甘冒生命危险所说的“这是我的立场”，成为流传几百年的名句。你可曾否想过，为了信仰的缘故，你能够付上什么代价？
三、强调教义的改革，带来了教会的更新；强调行为的改革，一事无成。这历史事实对今天的基督教有何启发？
六。教会历史篇／李振群 第53课 改革浪潮风起云涌
前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威登堡（Wittenberp）的小小火花，掀动了在苏黎世（Zurich）的火焰。在德国（Germany）与瑞士（Suitzerland）出现的改革运动，逐渐汇集而成一股澎湃的浪潮，不住地冲击着整个欧洲。我们不难想象，这股浪潮势必引起各式的镇压与攻击。事实上，马丁·路德（MartinLuther）的“九十五条”出现，宗教改革一直面对着反对阵营的强力反弹。在改教的路上，神再一次彰显出他眷顾教会的奇妙恩典，他的保守让改革不至淹没在反对的势力下。“万事互相效力”的道理，再次获得明证。
德国改教的进展
德国既是最先推进改教的地区，遭受反对的势力也就最为强大。帝国的元首很快发觉，那些支持改教的王侯已定义不顾一切赞助改革，且又组成了联盟，来对抗帝国向他们所施加的压力。这位欧洲最有权利的人物，查理五世皇帝（KingCharlesV），决定使用武力来贯彻自己的政令。元首的军队在一五四○年代开始进驻德国地区，并且成功地瓦解了改教王侯的联盟力量。在“罗马派”王侯的协助下，甚至在一五四七年攻陷了改教的大本营威登堡。神怜悯了他的仆人，因为马丁·路德在这之前，已于一五四六年病逝，得免成为罗马派阶下囚的羞辱。其实，当罗马派的军队进入威登堡教堂时，曾打算将葬身此地之马丁·路德掘出鞭尸泄愤。然当时查理却仁慈地下令说：“我无意与死去的人计较，就让死人安息吧！”路德的墓地而得以保存完好，直到今日。
帝国的势力既然压倒了部分王侯的势力，德国改教的力量应该就要面临瓦解了。然而此时德国的罗马派王侯，也开始担心查理的势力过度高涨，有吞灭己身实力之虞。因此德国的王侯开始不分信仰取向，结合起来，或明或暗地抵制元首的各项政令。查理皇帝本身来自西班牙（Spain），如今劳师远征，却在德国弄得僵持不下，进退两难；心灰意冷之下，只好在一五五五年，与交战各方签定了著名的“奥斯堡和约”，体面地离开了德国的疆土。该和约条文在教会事务方面，正式承认了德国改革派的教会拥有合法的地位。从此，马丁·路德所建立和领导的德国教会（称为福音教会，即今日的信义宗教会）取得了法理上的认可，宗教改革在德国地区可说是取得了胜利。
瑞士改教的延伸
瑞士改教的发源地是苏黎世，但是对改教全局影响最大的，却是日内瓦城（Geneva）。支持教会改革的人士，很早就开始在日内瓦活动，只是影响不甚显著。及至一五三六年，一位颇负盛名的年轻学者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因逃难而路经此地，即受到当时的改革领袖感召，留了下来协助推动改革。日内瓦自此在改教的历史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加尔文乃法国人。二十二岁即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在改教的风潮中，接受了路德所倡导的福音信仰，因而不得不离开当时偏向罗马的巴黎大学（UniversityofParis；Rome），四处流亡讲学。这次途经日内瓦，虽是路过性质，却因当地的需要，深受感动而留下参与教会的改造工程。但两年之后，日内瓦市议会的立场变动，加尔文不得不离开，远走他方。过了三年，日内瓦城的宗教事务日趋混乱，市议会在权衡利害之后，决定再度邀请加尔文前往主持教会事务。虽有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然而加尔文这头超级好马，却深感神旨意的带领，毅然回到日内瓦承担危局，主持教务，力挽狂澜。须知当时的教会成员，实质上也涵盖了整个城市的人口。主持教会事务的人物，着实举足轻重。加尔文却以一名法国人，进到瑞士人的当中，企图在混乱中改造教会，其处境之艰险，可想而知！加尔文果然不负众望，从一五四一年重返日内瓦到一五六四年辞世的二十多年中，加尔文将日内瓦教会建立起来，成为宗教改革中的头号模范教会。
加尔文在圣经教导、神学论述方面异常出色。加上对教会纪律的强调、处事认真而又无私的态度，遂令日内瓦教会名声远播。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宗教避难者，皆慕名而至。加尔文也给予这些人充分的空间，学习宗教改革之道。这些人分别回国之后，得以让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与教会体制根植至欧洲各地，包括苏格兰（Scotland）、荷兰（Holland）、法国（France）等。加尔文又设立了日内瓦学院（GenevaAcademic），为各地培植所需的神职人员。凡此种种，使这位改教家至终成为马丁·路德之外，另一位主要的改教领袖。瑞士的教会体制（称为改革宗教会或长老宗教会），亦因此而广泛流传到世界各地。
英国的改教历程
英国（UnitedKingdom）的改教，自《最高治权法案》始，即与宫廷的政策挂钩。因此，当亨利八世（HenryⅧ）在位的时候，改教的进展大致顺利。亨利逝世后，继位的爱德华六世（EdwardⅥ）年幼，政务由摄政主持，在宗教事务上延续了亨利的方针。国会在一五四九年进一步通过一项《教会统一法案》，使《公祷书》在英国教会的运作上，成了惟一的合法标准，遂使改教运动在英国得以继续壮大。然而，敌对的罗马派势力却一直伺机而行，准备大举反击。爱德华国王逝世，玛莉女王（QueenMary）登基，反对改革的势力终于抬头。自从玛莉于一五五三年即位，宫廷的宗教政策即行逆转。大批改教分子遭到逮捕、下狱及杀害；许多人不得不逃亡到欧洲大陆去。而这位女王因此得到“血腥玛莉”（BloodyMary）的称号。惟此时英国改教的情势大受影响，改革派实力消退。但是，纵观当时处境，人心仍然倾向改教派的观点。就在改革实力尚未被彻底铲除之前，玛莉女王却先一步撒手尘寰。血腥的日子只不过持续了五年而已！继位的伊利莎白（QueenElizabeth）登基后，立即恢复从前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