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思想。〔７〕”这个要求的实行，很快升级为焚烧“四旧”书籍的活动。这些看
来幼稚荒唐的要求，经官方的赞扬，就有了不可抗拒的权威性，各地红卫兵纷纷追
随潮流，竞相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苛刻的要求。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２６
中）红卫兵（卫旗）”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整理的《破旧立新一百例》，汇集了１
００条破旧立新的要求，其中很多属于这类对生活方式的禁令，如：“禁止戴手蚀
（似应为首饰——引用者注）、耳环、长命锁等封建的东西”、“走亲戚，串门、
买点心、水果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律废除”、“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
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照相
馆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取消照歪脖像，各种怪象，橱窗应摆出工农兵朴素大方的
相片”、“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东西”、“一律不许
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这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不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
”、“儿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再也不能缭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
上空，在我们伟大的国家决不许任何人玩赌博游戏”〔８〕。红卫兵对服装款式和
头发式样的限令起初还能获得一些群众的响应，而红卫兵为实行他们的禁令，上街
督促、检查，强行剪掉“奇装异服”，挨户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旧”，要商店停
止销售或销毁“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的举动，则很快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
恐慌。官方媒体起初报道红卫兵对发式服装的要求，后来只笼统地称赞红卫兵破除
旧习俗，而回避具体内容，大概是考虑到红卫兵的要求越来越离谱，难于被群众接
受。
红卫兵文化习俗方面破旧立新的某几项要求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但是红卫
兵使用了完全错误的强制推行的手段，如《红卫兵破旧立新一百例》的最后一条，
“提倡简化字，以后各报纸刊物标题一律用简化字”，以及禁止赌博、“结婚不许
要彩礼，不得铺张浪费，要提倡新风俗，新习惯”、“不许打骂孩子”、不许虐待
非亲生子、“破除家长制，孩子可以给大人提意见”等〔９〕。
２．要求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使之带有革命的含义。红卫兵认为“北京是
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
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经不准中国人通行的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在红卫兵的倡议下
，“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改为“北京市百货大楼”，“
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店职工在红卫兵的要求下
，把店名改为“北京烤鸭店”〔１０〕。官方媒体予以赞赏性的报道以后，其他城
市的红卫兵也纷纷仿效。上海红卫兵表示要在南京路“彻底闹革命，用我们的铁扫
帚彻底扫除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在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的永安公司的
橱窗上，张贴了许多由红卫兵和这个商店的职工写的大字报，建议改名为‘永红’
、‘永斗’、‘红卫’等。”天津最大的商场‘劝业场’被改为“人民商场〔１１
〕。广州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的职工，把康有为题写的“陶陶居”三个招牌
字铲掉，换上自己书写的新招牌“东风楼”〔１２〕。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
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一些红卫兵还要求人们更改姓名，“
凡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主动去派出所改名。〔１３〕”几天之内，大批的商店、街
道换了名称字号，以致人们不知所指，不得不在新名字后加注原名称。红卫兵更改
地名、商店招牌的倡议多是一阵风似的形式主义主张，对社会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破
坏，官方传媒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赞许性的报道，各地的领导和群众也多顺从青少年
的要求。
３．要求以各种形式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要求：“由居民委员会
负责，每条街道都要设立语录板。家家户户都要挂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公园
里要多设立主席语录，汽车售票员，火车列车员应把宣传毛泽东主义，读毛主席语
录当做自己的首要任务”；“印刷社大量出版主席语录，并在各书店出售，做到全
国人手一册”；“现有自行车，三轮车，要挂主席语录牌，汽车，火车要挂上主席
像和漆上毛主席语录”；“信封，邮票一律不许印资产阶级的东西，如（猫，狗，
美术等之类的东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个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语录或英雄人物的
豪言壮语〔１４〕”。红卫兵的倡议很多被接受。例如红卫兵要求改变警察制服。
当时大檐帽、白色和深蓝色的警察制服，被视为仿照苏联式样。国务院决定接受这
个建议，９月１日起警察制服改为类似解放军军装的解放帽、草绿上衣、蓝裤〔１
６〕。但是一些影响重大或者实在荒谬的倡议没有被采纳。例如有的红卫兵提出：
“旧国歌一定要由工农兵改成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内容，铲除田汉的这株大毒草。〔
１５〕”这条倡议当时没有被中央接受，但是由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的作者被定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在群众集会等场合也不唱国歌，而唱歌颂毛泽东的
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必要时只演奏而不唱国歌，国歌成了国曲
。正式为国歌填新词是文革结束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决定，当然不久就
宣布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再如北京女十五中红卫兵提出要改变交通信号
灯，红色为通行信号，绿灯为停止信号。另一份署名“北京市半工半读市政工程学
校”８月２４日散发的传单说：“红色象征着前进、象征着□□（此处有两字不清
楚——引者注）、象征着革命。……而交通信号灯却与此背道而驰。红灯却成了停
止车辆的信号，阻止我们前进，这实际上是阻止我们革命”。国务院没有接受改变
交通信号灯颜色的无知和荒谬的倡议，为此，周恩来向红卫兵作了解释〔１７〕。
４．要求在经济领域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或者个体经济的残余，反对物质刺激。
红卫兵提出：“在无产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准私营存在，我们建议把大街上一切公
私合营字样都改成国营，把公私合营企业改成国营企业。”红卫兵勒令：资本家“
立即停止拿定息股息”；不许资产阶级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间为限，多余房
间一律交房管局处理”；私有房产主要把私房全部交给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决
不许可你们这些吸血鬼存在。”；一律不准资产阶级雇佣保姆〔１８〕……应红卫
兵和一些群众的强烈要求，政府停止向资本家支付定息，接收私有房产业主不得不
交出的房产。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收私房５２万间，其中
私人自住房８２，２３０间〔１９〕。上海市１２个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共没收
１２４万平方米的私房〔２０〕。从８月２７日到９月９日，到天津市房管部门主
动申请交出私有住房者计１１，５２５户，共交私房４９，７７６间〔２１〕。红
卫兵不仅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个体经济：“大街小巷修鞋的，命令你们马上停止
营业，由有关部门组织修鞋社，修鞋价钱必须减少。〔２２〕”天津市人民委员会
９月作出决定，支持红卫兵８月２３日提出的要求，取缔个体商贩和修配服务行业
的经营〔２３〕。其他大城市残存的个体经济也基本停业。
红卫兵还反对奖金制度，建议“各工厂企业一律废除资产阶级的奖金制度，我
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工农兵群众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武装起来的，
用不着物质刺激。〔２４〕”对物质刺激政策的批判在文革前就开始，文革期间政
府在大部分行业取消了奖金制度。
在经济收入方面，红卫兵反对资产阶级拿高薪和存款利息，并且有平均主义的
倾向。红卫兵要求“资产阶级”：“从九月份起令你们把高薪降低于人民的水平，
银行有存款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不许取走一厘一毫，如违此令，自己
负责，毫不客气。” 红卫兵“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废除银行的利息制度，让人们
本着节约爱国精神储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各报纸今后一律不许给过多的
稿费，堵住这个黑风口。”“工厂里，一律不给地富反坏右分子退休金，取消一切
待遇，要监督他们劳动。”“建议国家考虑工人普遍长工资，资产阶级权威降工资
。〔２５〕”
红卫兵提出定息、房产等方面的经济要求，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反映
了当时的社会问题。资本家在政治上被列入剥削阶级，已经失去资本，却仍然享有
定息，经济收入高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和普通市民，住房相对宽敞，生活比较富
裕，因而招致一些市民的不满。对私有房产的剥夺，也反映了当时城市居民的住房
紧张问题。官方传媒对于红卫兵经济方面的要求基本没有报道，政府采纳了停发定
息〔２６〕、接受私有房产等建议，而对于工资问题则十分慎重，基本没有改变原
有的工资制度。
５．红卫兵提出了一些社会生活方面的要求，反映了当时青少年的主流概念。
当时政府为解决城市就业等问题，安置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而有些青
年不愿下乡。红卫兵说，“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们：命令你们马上到办事处去登记
，到边疆去参加劳动生产！〔２７〕”红卫兵还提出一些意在减轻工人体力劳动强
度的要求，反映了当时崇尚体力劳动者的风气，如红卫兵建议：“有关部门要尽力
想方设法在各胡同建立公厕，减少清洁工人的繁重劳动。”“邮递员今后一律不管
往楼上、大院里送信，楼里自备信箱，大院找专人负责。减少邮递员同志的劳动。
〔２８〕”红卫兵改革医院某些制度的建议反映了当时普通市民子女的视角，如：
“医院住院、急诊一律不许先收费（五类分子除外），烦琐制度要废除。具体的由
医务工作者自己起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