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冲突-儒学与现代管理- 第1部分

管理精英宣言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更要成功。

我绝不用人格来换取施舍；我宁愿向生活挑战，而不愿过有保证的生活；
宁愿要达到目标时的激动，而不愿要乌托邦式毫无生气的平静。我不会拿我
的自由去与慈善作交易，也不会拿我的尊严去与发给乞丐的食物作交易。我
决不会在任何一位大师的面前发抖，也不会为任何恐吓所屈服。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一位企业家所必备的。


《和谐与冲突——儒学与现代管理》


《和谐与冲突——儒学与现代管理》

《和谐与冲突——儒学与现代管理》

和谐，管理的永恒追求。

管理的哲学化与哲学化的管理

管理在于运用组织的资源，通过合理的程序，以求达到组织的目标。因
此，管理是一种程序学派。管理活动大略分为下述四项：一、计划：确定目
标，制定达到目标的手段；二、组织：决定哪些工作必须要做、由谁来做；
三、领导：包含激励、指导、沟通及协调；四、控制：包含监督、考核及纠
正。以上四项说明了管理者实际从事的工作，亦即管理的实务部分。

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惯见的答案是：管理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但是，
我们在此要回答说：管理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基本上，我们认为，这
个问题本身的表达就不恰当，很容易造成误导。因为，管理是一种活动，其
中涉及的多属实用的、技术的问题。因此，严格说来，管理不宜被当做一门
科学，也不宜被称为艺术。

不过，如果有人一定要问这样的问题，或是一定要把管理和科学、艺术
拉上关系，我们只能回答说：管理活动有类似艺术活动之处，亦有借助于知
识及理论之处。

管理活动与艺术活动最主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必须有创造性。在艺
术的创作中，只是依照师门成规的人，绝不能称为艺术家，顶多凭其手法熟
练而被称为匠人罢了。在管理实务中，只是按章办事，往往是行不通的。管
理与艺术都或多或少带有管理者及艺术家个人的风格，均有不可学、无法传
授的部分。

但是，在管理方面，也有可传授、可学的部分，这就是管理的知识。当
一般人说管理是科学时，大概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意思应该说成“管理
学”是一门科学，另一个意思其实就是表示，管理活动需要“管理学”在知
识上的辅助。

·管理学
管理学可分为描述层面与规范层面两个侧面。就管理学的描述层面而
言，其中包含经验性的资料成分及法则成分。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掌握管理活
动的全貌，让我们了解管理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可能使我们预测在某种因素
运作之下会产生何种结果。就管理学的规范层面而言，使我们更清楚我们的
目的。前者告诉我们“应该学习的做法”，让我们“知其然”；后者则告诉
我们“应当遵循的原则”，让我们“知其所以然”。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比
单纯知道如此这般管理，更能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更善于灵活变通。

管理学及其应用之间，或知与行之间，似乎存有某种难以跨越的鸿沟。
能行者未必有知，有知者未必能行。同样的道理，可以有不知管理学为何物
的天才管理者，也可以有满腹管理理理论却屡遭失败的管理者。

不过，汲取别人的长处，观摩别人的做法，不论对天才，或对一般人，
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肯定知对行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即学习管
理学知识，对于我们所进行的管理工作，肯定是有帮助的。固然，在历史的


脉络中，管理活动先于管理理论，但在管理学发展之后的今天。我们学了管
理学知识，就可以不再茫茫然地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脉络中，管理活动先于管理理论，但在管理学发展之后的今天。我们学了管
理学知识，就可以不再茫茫然地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管理哲学
管理哲学是我们将哲学的方法或主张应用于管理问题上的一门学问。属
应用哲学的一种。
管理哲学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分析的、批判的、及规范的。就分析的层
面来说，管理哲学的工作在于动用“分析的方法”来讨论有关管理的问题。
在批判的层面上，管理哲学乃是运用“批判的方法”来讨论有关管理的问题。
分析方法的特色在于求得概念的清楚及推论的严谨，而批判方法则在审慎地
分析出各种基本预设及其成立的理论根据。

本书所说的“管理哲学”，对上述三个层面都予以关注，只不过是将三
个层面糅为一体而加以综合考察罢了。

·儒家的管理哲学
“儒家的管理哲学”一词的意义有三个：一、“传统儒家本有的管理哲
学”，二、“对传统儒家管理哲学的分析研究及批判研究”，三、“当代人
运用儒家思想而发挥出来的管理哲学”。

第一个意思即是指传统儒家典籍中有关管理的文献所表达出来的哲学思
想，即“传统儒家本有的管理哲学”。自先秦以至宋明，这方面的材料很多，
而一般多以孔孟荀等先秦儒家的思想做为代表。我们今日重新回到儒家的文
献，绝不是出于考古学家研究古物的兴趣，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借此而对
当前中国人的管理活动有所帮助。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其中或许有些根本
不适用于今日，有些可资参考，却必须经过转化、修改，而不宜原封不动地
加以移植。我们必须先进行“对传统儒家管理哲学的分析研究、批判研究”，
随时提醒自己：传统儒家在古代社会情境中蕴酿出来的想法是否适用于当
前？他们在政治领域中提出的管理思想是否能够适用于一般管理上？如果能
够适用，这些思想的价值何在？值得参考之处何在？

传统儒家的管理哲学是一种具实践倾向的管理哲学，它仅注意到管理哲
学的规范方面（包括做法上及信念上的）。专注于实践是它的特色。

传统儒家的关心是集中在政治上的管理，而极少涉及企业管理的问题。
儒家对管理的了解，比起今日，当然粗疏许多。做为现代人，我们不能只是
停留在传统儒家既有的成绩里，而应该将传统儒家的哲学思想与现代的管理
知识结合起来，做进一步的发挥，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现代的问题。传统儒家
关心的治人乃是就政治方面来说的，例如宋朝赵普所谓“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即就治理天下而言。因此，如果我们要把儒家的治人思想运用到一般管理或
企业管理上面，就不能全盘地借用，而必须注意到政治管理与其他领域管理
之间的差异，否则极易产生牵强附会的毛病。我们不能期望在儒家典籍中找
到现成的答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必须根据传统儒家的义理系统，顺着其中
的理路，帮他们说一些原先未曾说到的东西，甚至帮他们发展出一套儒家式
的、理想的管理理论。

当然，这并不只是想在象牙塔中建构一套自满自足的理论系统，而是想
要对当前有所帮助。我们必须注意到理论的可行性以及它对现实可能造成的
影响。

儒家立教，重点并不在乎顺应现实，而在于提出理想。因此，他们的一
些想法，对许多习惯于现实者来说，难免令人有过高或不切实际之感。例如，


传统儒家以禅让为理想，但是，历经生死斗争打下江山的统治者，怎么能够
接受这种想法呢？因此，我们不能只是单方面地发挥儒家一厢情愿的想法，
也要注意到这些想法如何与现实结合。

传统儒家以禅让为理想，但是，历经生死斗争打下江山的统治者，怎么能够
接受这种想法呢？因此，我们不能只是单方面地发挥儒家一厢情愿的想法，
也要注意到这些想法如何与现实结合。


儒家管理哲学的兴起、特点及其影响

儒家管理哲学的兴起、特点及其影响

求治之心是人之常情，更是乱世儿女的普遍要求。处身于如此的乱世，
先秦儒家自然有一种强烈的求治之心。孔子的求治之道即是要在周朝日益僵
化的典章制度中，注入实践的真诚，重新恢复其活力及效力。

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在他的心目中，周公承袭夏商两代的既有规模而为周朝制作的典章制度是相
当完备的，它树立了人与人之间的规范，从而维系住政治的秩序及社会的安
定。不过，这套在周初发挥强大效力的礼乐制度，经过五六百年的长期实施，
到了孔子之世，似乎已经丧失其原先的功能；这就是所谓的“周文疲敝”。
一般人若是面对这种情况，大半会归咎于制度的不合时宜，而要求修改、甚
至废除、更替旧有的制度。在这点上，孔门弟子亦不例外；如子贡之欲去告
朔之饩羊（《论语·八佾》），宰我之欲去三年之丧（《论语·阳货》）。
但是，孔子对此则有其独到的看法。

孔子承认，春秋时代的种种乱象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周文疲敝。依孔
子看来，周文之所以疲敝，根本的症结并不在周文本身，而在于实践周文的
那些人。他们在长期不自觉和因循奉行后，逐渐把这些礼乐制度看成死的教
条。表现上行礼如仪，心里面却不知所为何来。如此，“为礼不敬，临丧不
哀”，礼乐制度流为虚文，成为表面文章。久而久之，人们甚至连这种表面
文章都懒得敷衍。结果就造成所谓的“礼坏乐崩”。

面对这种周文疲敝、礼坏乐崩的状况，孔子一方面提醒世人不要只从外
在的形式去看礼乐制度，而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
云乎哉？”（《论语·阳货》）另一方面则呼吁世人要以内在的真诚贯注在
客观的礼乐制度之中，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意思是说，若是实践者麻木不仁、缺乏真诚，徒具形式
而僵化的礼乐又有什么用呢？

典章制度是外在的、客观的，实践者的真诚则是内在的、主观的。这两
方面原来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
彬，然后君子”：外在的制度与内在真诚能够相互配合，才算是文质彬彬。
在孔子的时代里，内在的真诚流失了，外在的制度逐渐成为一个空壳子。因
此，他特别强调内在的“仁”。一个人若是麻木不仁，所言所行只成虚假。
有仁心，才有内在的感动与真诚。

孔子之强调主观面的仁心，其实正是为了充分地实现并成全客观面的礼
乐制度。

归结言之，对于主观面、内在面的强调乃是儒家学问的特色之一。其次，
儒家学问的另一项特色，则在于他们把治乱的责任归诸统治阶层。

由前面的说明可知，对孔子来说，天下大乱的原因在于周礼流为虚文，
而周文之所以疲敝的原因，是由于人在实践上出了问题。归根究底，人要为
乱世负起责任。更确切地说，必须为乱世负起最大责任的人，不是老百姓，
而是统治阶层。


先秦儒家从未把治乱的根源归咎到老百姓的身上，以往曾经有人批评儒
家是替统治阶级说话，他们其实是在为老百姓请命。他们认为，天下之得治
不得治，均决定于统治得当不得当。而统治得当不得当的关键与其说是“法
病”，不如说是“人病”。我们看到，儒家一方面将动乱的根源往内追溯，
另一方面将动乱的责任定位在统治阶层。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两大特色。

先秦儒家从未把治乱的根源归咎到老百姓的身上，以往曾经有人批评儒
家是替统治阶级说话，他们其实是在为老百姓请命。他们认为，天下之得治
不得治，均决定于统治得当不得当。而统治得当不得当的关键与其说是“法
病”，不如说是“人病”。我们看到，儒家一方面将动乱的根源往内追溯，
另一方面将动乱的责任定位在统治阶层。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两大特色。

《贞观政要》一书最能表现儒家思想对统治阶层的影响，其中，君臣都
相互劝勉力行儒家管理之道。例如，论君道，则曰以修身为本；论政体，则
曰以爱民为本。其余如：论任贤、求谏、鉴戒、择官，甚至如：论仁义、忠
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都充斥儒家强调德治的色彩。

也许有人会进一步问，这种影响究竟是表面的，或实质的？它影响到的
是管理的口号，或管理的实务？儒家的道理是否只停留在中国人的嘴边，抑
或体现于实际行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