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而已。音乐调适叫作“龢”，味道调适叫作“盉”，事情调适叫作“和”，
三者都是同一个意思。
这里杨先生将三者相提并论，确有见地。因为从先秦典籍中看，人们也
确实认为这三者有共通之处，常常互为发明。“和”而为调和（动词，从行
为看），和谐（名词，从效果看），协调（既为动词又为名词，既表述行为
也表述效果）的意思。
在儒家看来，“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也指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
而百事不废。”孔子的学生有若则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
为美。”此后，“和为贵”就成为著名的儒家格言。
儒家之“和”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一是用来协调管理者与一般老百姓
（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达到二者之间的团结（即“和无寡”）；
二是用来协调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人员（即君主与官吏）的关系，取得二
者之间的和谐（即“和而不同”）。
“和无寡”：官民协调
“和无寡”：官民协调
在这三位驭手中，孔子最欣赏的是颜无父。他连声称赞说：“真美啊，
颜无父的驭马！”接着，孔子进一步发挥道：“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
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在孔子看来，治民就像御马。君主好
比驭手，人民好比马匹，管理老百姓就像赶马车一样。驾驭的方法得当，驭
手就和马匹取得和谐，配合默契，各得其乐；治民的方法得当，君王和人民
也能取得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纷纷前来归附，国家就会越来越兴旺。
所以，孔子主张，在管理者与一般老百姓之间，关键是要取得和谐。“盖
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睦团结，
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在这三句话中，“均无贫”
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俗称“大锅饭”），于现代社会的管理已不适合。但
“和无寡，安无倾”即使是对于现代的管理也是富有启发的。一个组织内部，
相互协调，人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怎么会觉得人少呢？而组织内部的
团结得到了保证，同心协力，坚如磐石，又怎么会倾危呢！
孟子也十分重视“和谐”在管理中的作用。他举例道：譬如有一座小城，
每边长只有三里，它的外部也只有七里，可谓小之又小，但敌人围攻它，却
不能取胜。在长期围攻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合乎天时的战机，却还是不能取
胜，这就证明“天时不如地利”。又譬如另一座城，其城墙不是不高，护城
河不是不深，所拥有的兵器不是不锐利，所储备的粮食不是不足够，总之，
坚固得很。但是当敌人一来，守城的人却弃城逃跑，这就证明“地利不如人
和”。
那么，如何得到“人和”呢？孟子接着指出：限制人民不必用国家的疆
界，保护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得道者多
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国家的疆
界，山川的险阻，兵器的锐利，都只是属于外在的东西；民心的向背，才是
决定战争胜负、国家存亡的关键。而统治者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只有实
行正确的治国之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相互和
谐，上下齐心，则无往而不胜。
“和而不同”：上下级协调
“和而不同”：上下级协调
在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人员之间，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和”而反对“同”
呢？《国语·郑语》记载周太史史伯对郑桓公说的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时，正值春秋末年，东周王朝已经走向下坡路，郑桓公问史伯道：“周
朝会衰败吗？”史伯回答说：“差不多了。现在周幽王抛弃那些光明正大而
有德行的人，而重用那些挑拨是非，奸邪阴险的人；厌恶那些贤明耿直的人，
而喜欢那些顽鄙固陋的人；排斥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正确主张，而采纳与自
己意见完全相同的错误说法——这正是周朝快要衰败的迹象。”
史伯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去和而取同”。在他看来，只有“和”才是产
生万物的法则，没有对立面的“同”是不能产生什么新事物的。一种东西和
另一种对立的东西相配合就叫做“和”，由此事物才能发展壮大。如果总是
同一种东西重复相加，达到顶点，就会失败。
史伯举例道：所以先王用金木水火土等五种元素相配合，而产生万物；
用五种滋味相调配，以适合人的口味；用六种声调相配合，以令人悦耳动听；
端正七窍，而为心所役使；协调身体的八个部分，而使人完整；充实九脏，
以建立纯德，设立十种等级，以训导百官；乃至产生十种品位，提出万条方
案，计划亿件事情，经营兆数的财物，取得京数的收入，等等。所以，当君
主的，拥有天下极广的土地，常有京兆的收入，供养百官万民，普遍教导而
又善于使用他们，协和安乐，就像一家人一样。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就是
运用“和”的法则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因此，“先王向异姓求婚，使
用四方的货物，选拔敢于直谏的官员，处理事情时反复比较衡量，这都是在
追求“和”而不是“同”啊！”
在史伯看来，只是一种声调就没有音乐，只是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
是一种滋味就没有美食，只是一种事物就无法做出评价——这就是所谓“和”
的法则。而幽王却把这一法则抛弃了，“去和而取同，要想不衰败，办得到
吗？”如此看来，君臣之间究竟是“和而不同”还是“同而不和”，直接关
系到国家的成败。
关于“和”与“同”之间的区别，《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对齐
候说的一段话，分析得更加清楚。
有一次，齐侯刚从打猎的地方回到宫中，臣子梁丘据也亦步亦趋地跟来
了。于是齐侯感叹地说：“看来只有梁丘据跟我相和协啊！”晏婴在旁边说：
“梁丘据只不过是与您相同罢了，哪里谈得上和协呢！”
“和与同难道还有区别吗？”齐侯不解地问。
“有区别，”晏婴回答说：“和的道理就像烹饪时的调味，酱、醋、盐、
梅等各种佐料，哪样太少就添一点，哪样太多就减一点，这样吃起来才有滋
有味，心情舒畅。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主上认为对的，如果其中还
有什么不对，臣子就应该指出那不对的部分，以完备对的部分；主上认为不
对的，如果其中还包含着对的，臣子就应该指出对的部分，以去掉不对的部
分。这样，就会使政治清明，避免失误，人民也就不会发生争执。”
晏婴同样用调味和调声的例子来论证“和”的法则。他指出：先王的配
合五味，调和五声，原本是为了要使心情平静，政治完善。声音也像味道一
样，它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互相
组成的，是由清浊、大小、短长、缓急、哀乐、刚柔、快慢、高低、进出、
疏密互相调剂的。君子听了，就能使自己心情平静，德性温和。——这就是
“和”的作用。
晏婴同样用调味和调声的例子来论证“和”的法则。他指出：先王的配
合五味，调和五声，原本是为了要使心情平静，政治完善。声音也像味道一
样，它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互相
组成的，是由清浊、大小、短长、缓急、哀乐、刚柔、快慢、高低、进出、
疏密互相调剂的。君子听了，就能使自己心情平静，德性温和。——这就是
“和”的作用。
晏婴本人不仅是“和而不同”原则的提倡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今存记载其言行的《晏子春秋》共八篇，二百五十章，《谏》言就占了两篇，
五十章，篇幅则超过全书的五分之一。他对国君能够一日三谏，涉及到政治、
军事、生活等各个方面，在治理国政中弥补君主的不足，对齐国的强盛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据记载，晏婴所服事的齐国三代君主都是属于不争气的“惰君”：灵公
不够廉洁，晏婴纠正以法度秩序；庄公恃仗武力，晏婴纠正以不动干戈；景
公追求奢侈，晏婴纠正以动俭节约。正是由于晏婴始终坚持“和而不同”的
原则，敢于同君主“唱对台戏”，因而使齐国得到大治，受到了孔子的称赞。
“和而不同”，用孟子的话来说，便是“格君心之非”。在孟子看来，
那些“同而不和”的小人是不值一谈的，他们的政治也不值得去非议，“只
有正人君子才能够纠正君主的不正确思想。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
没有人不义；君主正，没有人不正。一把君主端正了，国家也就安定了。”
《荀子·子道》所记载的一件事更是对“和而不同”原则的很好诠释：
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道：“儿子听从老子的，这就是孝吧？臣下听从
君主的，这就是忠吧？”如此反复问了三次，孔于都不回答。事后，子贡对
孔子说：“儿子听从老子的，当然是孝了；臣下听从君主的，当然是忠了。
老师您当时怎么不回答呢？”
孔子听了很生气，批评子贡说：“你真是太不懂道理了！从前大国有敢
于争辩的臣子四人，疆土就不会被削去；中等国家有敢于争辩的臣子三人，
社稷就不会危亡；小国有敢于争辩的臣子二人，宗庙就不会被毁掉；父亲有
敢于争辩的儿子，行为就不会无礼；士人有敢于争辩的朋友，行为就不会无
意。所以，儿子总是听从父亲的，怎么能说是孝呢？臣下总是听从君主的，
怎么能说是忠呢？要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从，才能算得上是孝是忠。”
如此看来。有人把儒家所提倡的“和为贵”说成一团和气，不讲斗争性，
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即没有看到“和而不同”这一儒家论君臣关系的重要
原则。
“和为贵”思想的现代阐释
“和为贵”思想的现代阐释
美国管理学家古里克（L。 Gulick）扩展了法约尔关于管理职能的论述，
提出著名的“POSDCORB”公式。这是用七种管理职能英文名称的词首字母组
成的一个缩名词，它包括以下内容：
（1）计划（Planning），即概括地定出要做的工作与实行的方法，以便
实现企业所要达到的目的。
（2）组织（Organizing），即建立权力的正式机构，通过对这个机构对
各部分的工作加以安排，确定与协调，以完成规定的目标。
（3）用人（Staffing），即包括引进与训练全体职工，保持良好的工作
条件等全部人事职能。
（4）指导（Directing），即作出决定，并把它们体现在特定的、一般
的命令与指示之中。
（5）协调（Coordinating），即使工作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
（6）报告（Reporting），即使各级管理人员不断获得关于企业工作进
展情况的伯息。
（7）预算（Budgeting），包括为制定预算而来的一切形式的财务计划、
会计与控制。
在上述七个职能中，古里克特别突出协调职能的作用，认为“这是一个
最重要的职能”，一个组织的主要目标在于协调，各项管理活动都应该加以
集合，以便保证协调。
自从法约尔和古里克以后，对于管理职能的研究成为现代管理理论发展
的热点，各种概括层出不穷，莫衷一是。实践提出了从本质上把握管理职能
的问题。
适应上述需要，当代美国管理学家孔茨（H。 Koontz）等人做出了很大的
努力。他们首先把管理职能简化为五个：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控
制。所谓“计划”就是为整个企业，乃至其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选择目标，并
为实现这些目标拟定所需的策略、政策、规划和程序。所谓“组织”，就是
建立一个合适的职务机构。所谓“人员配备”，就是对组织机构中所规定的
职务配备人员。所谓“领导”，主要与管理工作的人际关系问题有关。所谓
“控制”，就是衡量和纠正下属人员所进行的各项活动，以保证实际的进程
与计划相一致。
接着，孔茨等人进一步把“协调”从一般的管理职能中特别提升出来，
作为整个管理工作的本质。他们指出：“有许多管理学界的权威人士认为，
协调是主管人员的一个独立的职能。然而，把它看作是管理的本质，似乎更
为确切，因为把个人的工作与所要进行的集体目标协调一致是管理的目的。
每一项管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