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早晨起床之后，他把炉子上的一盆热水端起来，晃荡晃荡地就要往头上倒，虽然没倒成，但那个样子就像是要倒的样子。
那时甘雨胡同家里修房子，院子里有泡的石灰。他把石灰拿回来，就要放到嘴里尝尝。有一次都已经放到嘴里了，幸亏给李再生先生看见，从他嘴里抢出来。就这样，他的嘴还烧了好几天，里边的皮都烧破了。
在许多事上他都显得不正常。有时他爬到楼下去，跪在小客厅的门口，“嗷，嗷，嗷”地直喊。王太太在楼上病着，下不去，就听见他那样直喊，不说话，因为他心里实在憋得受不了。
到屯绢胡同去过几次之后，王先生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他得的是荨麻疹，俗语称风疹块，因为他在街上吃了一些爆肚之类荤腥的东西。长期吃素的肚子，乍一吃荤受不了，加上心里的烦躁和懊恼，荨麻疹就发了。请了一位中医来看，说他是因心里郁闷，吃东西不合适引起的。平常的风疹块都是一块一块的，他却是全身一片一片大面积的，脸和耳朵都肿得很大，腿肿得很粗，甚至连肠胃和食道里都有，三天之久滴水不进，嘴里的气味大极了。一个多月不能下地，就坐在床上粘邮票解闷。他常常坐在那里，两、三个小时动也不动，也不说话。
那时“三自”还是常来通知他们去开会。他腿肿得都不能下地，当然就不能去，这也是天父的大恩典。原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先生去看过他，见他确是病了，就安慰他一番，劝他好好休养。屯绢胡同曾多次打电话叫他们去，他们实在去不了，也就算了。后来屯绢胡同还打电话来，问王先生好。
王太太的母亲刘老太太在上海，听说女儿、女婿出监了，希望早些见到他们。当然他们也很想看看她老人家，所以屡次写信去，请她给他们在上海找房子，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政府不许可他们离开北京。老太太找好了房子等他们去，却不见他们到来，就叫王先生的儿子天铎到北京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能这里边也有政府的意图，政府是希望他们好好地走上那条‘三自’的路，所以百般地忍耐，可以说用尽了苦心，但他们就是走不上去，政府也不明白到底为了什么。所以天铎的北京之行，依王太太看来，可能具有双重的使命。
天铎到了北京，王先生就跟他谈谈，但他心里的痛苦还是不能跟他说。有一天，王先生坐在沙发椅子上，心里痛苦得无法忍受，就用两只手拼命地打自己嘴巴。天铎连忙过去，骑在爸爸腿上，握住他的双手说：
“爸爸，您有什么痛苦，跟我说说。”
“我没法跟你说，”王先生痛苦地说，“带到坟墓里去吧！”他知道天铎是个好孩子，但很单纯。他若跟天铎说了，天铎就得去汇报，说“我爸爸说他冤枉”。这样他就得再进监，因此他什么话都不敢跟儿子说。王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并且称赞他真好，但他始终没有一次对儿子讲过他在监里的事，他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心里。
因为心里很烦，有一天晚上王先生跟天铎说，“我们去看戏！”那时崇文门大街真光电影院正在演《杨乃武与小白菜》。他们看到一半，天铎到厕所去，这时王先生偷偷地哭了。他看到杨乃武有个姐姐，在北京王府里作事情，她去探望杨乃武时，得知弟弟的实情，就替他辩护，结果把案子给翻过来了。王先生就想：“杨乃武有个姐姐去看他，我姐姐死了，有谁来看我呀？”想到自己身世的凄凉，触景伤情，就哭起来了。
天铎本来是利用春节三天的假期，又请了几天假来看父母的。看见妈妈病得那样重，爸爸又这样痛苦，实在不忍心走，就连续请了好几次假，住了二十多天才回去。到上海之后写信给妈妈，说请爸爸写几个字给他寄去，王先生连一个字也没有写。那些日子他痛苦极了，天天想着自杀，一来觉得自己撒了那么多谎，没脸活着；二来又怕再次进监，倒不如干脆死了的好。
天铎回去以后，上海政府告诉刘老太太说，王明道和刘景文不能离开北京，于是她就自己到北京去了。
王先生出监时，基督徒会堂已经有了新的执事会。被捕释放的严金光、柳晓津和王恩庆都已经当上了执事。住在甘雨胡同廿九号院内的田稼丰也当了执事。王先生一回一回地跟他们商量，请求辞职，他们哪敢答应啊？所以事情就一直这样拖下来。到了一九五七年三月，王先生看实在辞不掉，就到宗教事务局去见李局长。王太太对局长说：
“他（指王先生）已经没有资格传道了。自己对神都靠不着了，还怎么能讲道？”
“那不要紧。你们教会只剩下一个人，政府不会怪你们；你们教会有二千个人聚会，政府也不会去过问。你们就去办那个教会好了。”局长的言下之意就是，只要你们参加‘三自’就好了，教会办得怎么样，没有什么要紧。王太太认为，政府对王先生可能还另有使命，因为会堂的信徒刘太太有一次去看王先生时，曾安慰他说：“快快起来，将来有盼望，咱们好出国。”刘太太是老早就站到‘三自’那个立场上去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是希望王先生病好起来，政府有国外的任务派他去作。
王太太最后对李局长说：
“实在不行，一定要退下来。”
“我警告你们：”局长说，“不要走下坡路啊！走下坡路是危险的，将来有什么事，只能由你们自己负责任。”
“这个没有办法。”王太太说，“主要是他现在已经不能作传道人，再上台讲道了。”
这样就算辞退了。回来以后就收拾东西，准备搬到甘雨胡同去。四月七日在他们搬离会堂的前一天，贝小姐又到会堂去看王先生。她说：
“明道哥，明道哥，现在北京各教会都争着请我去讲道，我简直忙得不得了。”王先生明白她的意思是说：你若是参加了三自会，请你的人一定更多，你就成了顶红的人了。王先生心里说：“你以为他们是尊重你吗？他们是利用你来鼓励我到各教会去讲道。”王先生睬也没睬她，第二天就从会堂搬出去了。从那天起，王先生再没有进过基督徒会堂的门。
帮他们搬家的是大秦哥。他不知道会堂里的煤有一部分是迟太太的，以为各处堆的煤全是王先生的，所以就刮得光光的都搬走了。王太太觉得应当补还给迟太太，就叫了几百斤煤球给她送去。她一看见这煤球就说：“我可不能接受你的东西！”意思就是跟王太太划清界线。从那时起，彼此几十年的同工，就再没有见过面。
注： “香冢”就是香妃的坟墓。香妃相传为回部某酋长妻，生而体有异香，号曰香妃。清高宗乾隆帝定回疆，生得香妃，纳为妃，宠冠后宫。妃复仇之念终不释。太后伺高宗出，召妃入慈宁宫，问曰汝终当何为？对曰死耳。既不得遂复仇之志，毋宁死。太后乃令引入他室，缢杀之。高宗回救不及，乃葬之于陶然亭，并立“香冢”碑。王先生所书即“香冢”之碑文。此碑在陶然亭约有二百年之久，一九五二年公园扩建，乃将“香冢”拆除。
第 二 十 七 章 重 陷 囹 圄
王先生获释后在基督徒会堂总共住了六个月零九天，就搬出去了。从这天起，他就算彻底地脱离了这个教会，再也不跟它发生任何关系。他是准备隐姓埋名，了此一生。可是哪儿有这么简单？政府岂肯就此罢休？事实上他们从坚决辞退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播下了第二次被捕的种子。
李局长给他们严肃的警告，他们执意不从，政府也没有办法勉强。他们搬到甘雨胡同以后，就不再去屯绢胡同，政府也没有再叫他们去。那就算他们走下坡路，政府不理他们了。这时他们心里倒感到一点释放，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王先生心里很明白，政府放他出来，为的是叫他参加三自会，演戏传道。他不就范，二次进监是难免的，所以他心里那块石头还是没有落下去。他心里烦，总得找点儿事情做做。甘雨胡同房子的地面，原来都是砖地，他准备改成洋灰地，就把每个房间的地面分成两块或三块来做，先砸碎砖，然后拌沙子和洋灰，拌好了就一块一块地抹。抹好这块再抹那块，屋里的东西就这样搬过来又搬过去。地面做好了，再作清洁工作，他手里拿块抹布擦桌子上的东西，瓶呀，罐呀，一个挨着一个擦，手脚忙个不停。他勤快得很，可就是不说话。有人去看他，他也不说话。有时他出去看电影，王太太很不放心，因为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有时他回来得顶晚，王太太就老是揪着个心，日子很难过。
刘老太太来北京，原是准备看看他们就回去的，所以在会堂住时，就给她报的临时户口，后来她跟着他们一起搬到甘雨胡同去。日期到了，给她买好火车票就要南返时，她忽然头晕起来，没有走成。王太太就去派出所试试看，能不能把她的户口从上海迁到北京来。结果倒迁成功了，而且他们三个人的名字ΔΔ王明道、刘景文、张美云（刘老太太），都上了选民榜，还发给选民证，可以选举了，这时王先生心里想大概他们的事情过去了。到了四月下旬，天铎出差到北京，说是有个实验要在北京农业大学作一个多月。他早晨骑着爸爸的自行车去上班，晚上回家来住。他这么一回来，王先生心里得了不少安慰，还说准备五一劳动节那天跟天铎上街去看游*行，谁知四月二十九日他就又被捕了。这真是“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其实这一切，王太太认为都是政府预先安排好的：天铎来，正是为了他们被捕后收拾那个残局。不然刘老太太一下子精神受不了，出个问题怎么办？政府是想得很周到的。王先生夫妇搬到甘雨胡同去，政府并没有立时逮捕，而是又等了一年多，看他们实在走不上这条路时，才下令逮捕的。
四月二十九日那天真奇怪，王太太踩着缝纫机做棉鞋，“啪”的一声一根针断了，换一根再踩，又断了，接连断了五六根针。晚上十点多钟，他们吃完饺子，老太太已经躺下了，忽然听见门外有敲门的声音。那时街门已经上了锁，王先生走到门口去问：
“找谁呀？”
“找姓王的。”
“您是哪儿来的？”
“派出所的。”
“街门锁着呢，我去拿街门钥匙。”
于是王先生回去告诉老太太说：“姆妈，起来吧！逮我来了。”老太太立刻就起来了。
王太太出去开的街门，一会儿进来两个警察，看见王天铎在那里，就对他说：“工作证！”天铎把工作证拿给他们看，这时王先生想是他弄错了，原来是查户口的，不是来逮捕他的，他就坐下了。刚一坐下，进来一个人。谁呢？就是他第一次进监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审讯他的那个审讯员！王先生一看见他，立时就站起来，请他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对面。审讯员问过他的姓名以后，叫他在逮捕证上签字，拿出手铐，就把他铐上了。王先生问他：
“我出来一年多，什么都没有作，你们为什么逮捕我？”
“明天到法庭上去说。”
两个警察走过来就把他带走了。临行前王先生过去搂了搂王太太，还想过去跟老太太亲亲，后来想这样不好，因为中国人不习惯女婿跟丈母娘亲，就连手都没有握，硬着心出去了。到了门口，看见一辆小汽车停在那里，他们把他推上汽车，一边坐一个，就押走了。
王先生带走以后，他们怕老太太受不了，就把王太太从这个屋子带到靠街门的那间屋子，就是他们的卧房。天铎站在屋子中间的门槛上，亲眼看见他们把他母亲铐起来。王太太知道马上要把她带走，就说：
“我要跟妈妈说声再见！”
“不行！”他们说，“你不许喊！不许喊！”他们怕她喊了，给邻居听见，所以不准她出声。就这样她也被带走了，临行前没能再见妈妈一面。
第二天一早提讯时，审讯员拿出一卷纸来，交给王先生说：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逮捕你吗？你看看这个！”
王先生一看，原来是他出监以前写的《立功赎罪计划》，上面写着：“我出监以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会。”看了这个材料以后他就说：
“我错了，我失信失言了。对朋友也不能失信失言，何况对政府？”
“对政府可跟对朋友不同，对政府失信失言是严重的事！”意思就是说，那是大罪。
王太太进监后第一次提讯时，屯绢胡同那位专门负责跟他们谈话的干部就坐在那里。她一进去，那位干部气冲冲地对她说：
“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你把教会弄得乌烟瘴气。你为什么说他父亲是自杀的？”他一边说，一边拿手指点着她。
“他父亲本来是自杀的，”王太太说，“所以我怕他自杀。”她在监外时，总是拿这个话来推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