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善理大夫已经判了无期徒刑； 政府就把她们二人和另外一些判了刑的犯人； 送到通县劳改所去。在那里她们二人被分配在糊盒组； 陈大夫拿夹子夹月牙； 王太太用凿子凿。盒子糊好； 王太太就拿出去晒； 等干了以后； 再把它们配成套； 捆成一捆一捆地发出去。这个活儿加工费最大； 本来是职工家属做的； 等她们这批犯人来到； 就叫她们做了。通县劳改所的环境很好； 工作很舒服； 伙食也比较好； 厨子做的贴饼子味道非常好。不只如此； 犯人还可以开条子买水果和糖等； 什么吃的都可以买。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情况就不行了。
基督徒会堂两位爱主的姊妹时魏素兰和李仁贞； 是在她们二人以先到那里的。王太太和陈大夫到达通县后的第二天就是犯人的接见日。大家都有人可以接见： 时魏素兰有她的丈夫、大儿子、和二儿子夫妇； 李仁贞有她的主内好友黎培珍； 陈善理有她的两个儿子； 唯有王太太没有可接见的。接见的人都必须向队长索取接见的条子； 王太太想；“我为什么不要求接见呢？”于是她也去要了一张条子。
那天早晨接见的时候； 她们四个人排在一起准备接见。等到接见的人来了； 她们就被带出去； 隔着一张桌子与家属见面。大家一看见； 彼此高兴极了； 都笑起来。劳改所的队长实在弄不清楚； 就问她们说：“你们都是谁接见谁呀？”
王太太到达通县不久； 收到她母亲刘老太太的信； 内中附了一张明信片； 正面的姓名和地址都揭掉了； 只有背面的信还留着。小小的字写得密密麻麻的； 她一看就知道是王先生写给老太太的。原来一九6 4年刘老太太八十六岁时摔断了胯骨； 十分痛苦； 就写信给王先生； 说受苦是与她有益； 并说在主的手里她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她的意思是说； 神不轻易叫他的儿女受苦； 叫他们受苦总是为他们的益处。信内还附了一张三十元的汇款单给他。
王先生收到信后； 就用明信片覆了一封信； 上面说：
“收到姆妈的信； 姆妈说受苦与您有益； 我也说受苦与我有益。姆妈说您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 我也是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万事都互相效力。”底下的半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不写了。他接着说：“我现在的心情与四十年前的时候一样。”这是指一九二五年秋他到南方去； 第一次见到岳母的那个时候。从这封信可以知道他当时的灵性光景很好； 那正是在他得了复兴以后。王太太当时并不确实知道王先生到底在什么地方； 但猜想他仍旧在南所； 因为南所的犯人只许写明信片； 不许写信。
时魏素兰姊妹和王太太虽然见了面； 但彼此不能说话。她们那里的院子很宽敞； 有四、五间房子那样大。有一天时太太在院子里洗衣服； 王太太就哼一首赞美诗的调子。其实这个调子电台也常播送； 不过不是为赞美神； 而是为讥诮基督徒。王太太这么一哼； 就有人去办公室汇报了； 说她们用唱诗传递信息。于是队长把王太太叫到办公室去； 问她是不是唱赞美诗了？ 王太太说：
“我只哼哼调子； 没有唱出词来； 而且这个调子是谁都会唱的。”
“你们唱歌都是怎么唱的？”队长说；“你唱给我听听。”
那天她正好想着《颂主诗歌》第二О五首； 她就唱给他听：
“我将我罪归耶稣； 他乃天高圣洁；
甘愿担当我众刑； 代我赎清罪孽。
将我罪信靠耶稣； 他血洗净污秽；
使我与雪同皎然； 瑕疵无一不净。”
这首诗里完全是说“我是罪人”的事； 队长听了就没说话。
王太太到通县的时候； 郁知芬姊妹在那里的一个小五金厂劳动教养。劳改所的院子是敞着的； 进进出出比较随便。他一见到王太太； 就小声问她说：
“宋天婴在哪里？”
王太太说：“我还没见到她。”
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过了几个月； 有一天她站在王太太她们窗子后边的院子里吹口琴； 吹各式各样赞美诗的调子； 有《灵粮诗歌》上的； 有《灵交诗歌》上的； 不过她不断在转换调子； 叫人听不出来那是赞美诗。可是王太太都听得懂。她足足吹了半个多小时； 就是吹给王太太她们听的。一九六六年夏王太太她们调离通县时； 她站在汽车下面看她们上汽车； 显得顶难过的样子。
王太太调到北京监狱； 又见到肖语中和宋天婴两位姊妹； 她才知道她们没有调走； 仍在原处劳动。凌云峰弟兄也在那里； 他在模具工场做塑料鞋。女犯人多半是用刀子刮鞋或摇尼龙袜； 肖语中已经在里面作了小头头； 负责收活儿的工作。王太太起初一两个月作临时性劳动； 后来就跟语中在一起。有一天劳动时； 她们二人并排坐着； 语中小声跟王太太说话； 这是她们头一次说话； 给坐在她们背后的人看见了； 就去报告队长。队长问王太太：
“肖语中跟你说什么？”
“她告诉我； 她干活儿得了奖； 得了一枝自来水笔。后来这枝笔丢了； 她顶心疼； 顶难过的。”王太太照实讲出来； 队长听了也没说什么。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间； 王太太患高血压； 影响到头部； 不只头痛； 而且眼睛睁不开； 每天要吃一种绿色的降压片。后来犯人集体检查身体时； 她问医生：
“我血压高不高？”
“高。”
“不吃药行不行？”
“行！”
她听了扭头就跑； 从那以后她的病就好了； 血压一直也不高了。
王太太在北京监狱呆了共三年； 到一九六九年； 才被送到邯郸去。对于王先生； 政府原本抱有希望； 但后来看他实在没有争取的表现； 才在一九六六年秋； 用六等火车（货车）把他们一批犯人送到大同劳改煤矿去了。
第 三 十 二 章 王 先 生 在 大 同
王先生等一行离开北京时；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因为他的耳朵越来越聋； 别人说话他听不见； 所以到了山西大同以后； 他们就不要求他参加学习； 而是叫他自己读报； 看了什么就写写感想和体会。对于他认为不平的事； 他常常加以评论。
他生来有一个仗义执言的性格。从一九一九年他作学生时为“协和”与“汇文”的校名之争 （见《五十年来》第二章廿七页）；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坚持立场； 决不妥协的人。走上传道的路以后； 这种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他坚持真理； 与社会和教会中的罪恶作斗争。但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就行不通了； 他为这个性格吃了不少苦头。
当时社会上正开展对刘少奇、彭德怀和吴晗等人的批判。如果他有意见放在心里； 那也就算了。他却写材料交给领导； 为这些人鸣不平； 这怎么能行呢？ 那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带着夫人王光美去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等国访问。人家把国家元首夫人的尊荣归给王光美； 江青就不服气； 心想自己是毛主席夫人； 当然高她一等。但她不能出国； 得不到这种尊荣； 就叫人写材料； 说王光美在雅加达卖尽了风骚。王先生觉得这个话说得太重； 等于骂王光美是妓女； 他就写材料说：“侮辱国家元首； 就等于侮辱国家。”
还有； 彭德怀、吴晗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 他也为他们鸣不平； 写材料说共产党讲话前后不一。他说：“没有搞彭德怀的时候； 说他平易近人； 等到搞他的时候； 又说他是伪装的。到底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没搞吴晗的时候； 说他家里穷得念不起书； 要跟胡适去借钱； 现在搞他了； 又说在他家门口停着好几个轿子； 是大财主。到底哪个话是真的？ 这就叫作‘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他甚至还批评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没有信用的人。他说：“尽管你位高至国家主席； 到要搞你的时候； 就把你搞掉了； 这个国家怎么得了？”他引论语《为政》篇的话说：“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 小车无 ； 其何以行之哉？”他写了不少这类的材料； 为他们翻案； 因为他看不惯那些不公平的事。为了这个缘故； 大同劳改煤矿的领导邢干事就斗争他； 说他为大反党分子辩护。
他们斗争他时； 有一个人故意问他：
“你对江青有什么看法？”
“江青嫉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他说；“王光美跟着刘少奇出国； 受到隆重的接待； 江青出不去； 就说人家在印度尼西亚卖弄风骚； 这简直等于骂她是娼妓。王光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夫人； 怎么可以骂她为娼妓呢？”
他这么一说； 可惹了大祸； 马上给他带上手铐； 并且对他的斗争也加重了。手铐带了五个多月； 吃饭、穿衣、睡觉； 都得带着。有一次斗争时把他斗急了； 他甚至引证内地会青年宣教士斯坦夫妇 （John & Betty Stem）解放前在安徽省旌德县被共产党抓到砍头的事； 来说明共产党是反对神和反对基督教的。他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共产党； 当然为政府所不容。邢干事想改造他； 他却对他说：“你不用想把我改造好； 我改造不好了。”
邢干事从犯人中选了九个人； 专门斗争王明道。王先生称之为“九人斗争团”。斗争团中的主要成员包括给日本人当汉奸的王起和黎志远； 给日本人作事的龚昌京； 国民党空军少将吴某； 以及北京某公会牧师詹汝耕等。王起是台湾的日本人； 走遍华北； 到处帮助日本人残害中国人； 后来被中国政府逮捕了； 他是斗争王先生最残酷的一个人。黎志远是辽东半岛关东州的日本人； 原在满州工科大学读书； 差一年没毕业时被召到华北来； 残害中国人。龚昌京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曾在日本军队里当军官。他给王先生糊了一顶高帽子； 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王明道”。他没有动手打过王先生； 只是画漫画骂他： 先画了一个女人抱着小孩； 在外国人面前曲膝求帮助； 指的是王明道的母亲； 又画了一个男人在树上吊死了； 指的是王明道的父亲。空军少将吴某也是斗争王先生的积极分子； 给王先生吃了不少苦头。詹汝耕是斗争团里最关键性的人物。他在日本人投降后美国人回到中国时； 被送到美国去读神学。在那里他发表了大量的反共言论； 回国后又热心信起主来； 帮助北京的学生工作。解放后； 他在美国的活动给人晓得了； 因而在一九五八年被捕； 判处无期徒刑。他说他是为信仰受苦； 其实不是； 他是为反共。他既被判无期徒刑； 必须立功赎罪； 才有出监的可能； 所以他就利用他的特殊条件卖主卖友。无论是此时在大同； 还是后来在荫营； 他都因斗争王明道而立了大功； 屡次获得减刑； 所以他获释比王先生早好多年。获释后； 一九八四年他还到过美国； 到处宣扬他与王明道一同坐监。他说得不错； 但只是少说了一句： 他在监里是斗争王明道的幕后策划者； 是残酷迫害王明道的元凶。
在斗争王先生的这一任务上； 他们是密切配合的。斗争中充当打手的是王起和黎志远。背地里出谋划策的则是詹汝耕。斗争都是在晚间举行。詹汝耕是只动嘴； 不动手。他在那里形容。 说传道人的心理就是喜欢吃好吃的； 哪儿给钱多就上哪儿去； 他的意思是叫王先生照着他所形容的去说、去写； 承认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人。王起叫王先生跟着詹汝耕说； 不说； 他就用一根黑布带子栓在王先生的手铐上； 拽着他； 叫他使劲低着头； 弯着腰； 在斗争室里满处跑； 一跑就是几个小时。黎志远是管揿王先生的头的； 因为他个子高； 力气大； 一个晚上要揿几十次； 像捣蒜一样； 把王先生的头揿得都快要碰到地了。王先生的腰本来就有毛病； 因为他年轻时有一次路经塘沽； 闹水灾火车走不了； 曾在露天地里睡过三、四夜； 得了一个腰痛的病； 弯不下腰去。现在他们这样拗他的腰； 他痛得实在无法忍受。他们还揪着他的头用力往墙上撞； 撞得他头昏眼黑。到了该睡觉的时候； 王起就叫他写材料； 并且还坐在旁边看着。写完了； 不行； 再写； 一直写到深夜； 必须王起点头说“行了”； 这才放他回去睡觉。他们每晚这样斗争他有五个月之久。
白天； 他们把龚昌京糊的高帽子给王先生戴上； 去游队示众。王先生带着手铐； 不能用手去摘； 他就摇头把帽子甩掉。甩掉了； 龚昌京再拿起来给他扣上； 再甩； 再扣。在大同王先生实在是吃足了苦头； 受尽了凌辱。
王先生很能理解这些斗争他的人； 他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 因为他们只有这样作； 才能立功赎罪； 获得减刑。詹汝耕也是一样； 实在可怜得很。
五个月的斗争过去以后； 白天别人都下矿劳动； 他因为年老体弱； 他们就不叫他下矿。他无事可做； 就在监里学着缝缝自己的钮扣； 有时也缝缝旧棉衣或棉被。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被子拆洗了； 却不会把它绗起来。人家教他绗被子要把线藏在棉花里面； 结果他还是绗得里里外外都是大针脚。
王先生在大同的时候； 收到过一封从西德汉堡（Hambu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