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干部彼此看看，觉得这个犯人对史书怎么这样熟啊？之后又有三、四位干部，单独找他谈批孔的问题。王先生说：“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羞辱。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我不能批评他。”有一次开大会，好几千人都在广场。那天是星期天，不劳动，大家都去开会。台上有两个干部骂孔子是孔老二。那时不许人随便发言，如果许可的话，他当时就要说：“不能骂孔子。骂孔子是羞辱自己本国的圣人。”批孔以后，干部们对他就另眼看待，与前大不相同了。
政府干部对他不满意之处是他老写东西。他在荫营天天看报纸，看见什么，就要写感想，又是进忠言，又是提劝告。写得太多，干部没有时间看，叫他们实在为难。他们不交到上级去吧，不行；交上去吧，又怕上级说，“交来这些东西干吗？”所以他们一再叫他不要写，可是他还要写。一九七六年王太太跟亲戚时弟兄去看他时，干部还请王太太劝劝他不要再写。王太太回去以后，特地写了信去，他还是不听。最后他们罚他，不卖纸给他。他就找出从前他在北京监狱买的几十张质量很好的纸张来写。那些纸是他留着给周总理进忠言的，谁知周总理死了，纸还留在那里，他就拿来写了一份《最后的忠言》：“请政府不用担心，我不会自杀，现在我心里快乐极了。我所以进最后的忠言，就是因为我认为政府必须改变现在的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不改变现在所走的路，就是敷衍、搪塞和欺骗，将来就不堪设想了。”
王太太一九七七年回到上海以后，每月都给王先生寄营养品。但到这年年底，他们不许家里给他寄了。七十七岁的老人，身体当然难以维持下去。他认为这是政府对他施加压力，叫他放弃信仰。所以他又写了一份报告给政府说：“我明白政府的意思，大概是想借此叫我挨饿，饿了好放弃信仰。办不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这时起，他就准备饿死在监里了。
过了大约十个月，到一九七八年秋，有一天队里吃小米饭，因为小米饭硬，他的牙又不行，嚼不烂就咽下去，结果得了急性肠胃炎，一夜两次上吐下泻，第二天就起不来了。睡了一天，到傍晚的时候，他们用担架把他抬到医院去住院。过了两天，指导员去医院看他，问他说：
“怎么样了？”
“他们现在给我输液，输了液就好一些了。”
干部看他身体太弱，就对他说：“你写信给你儿子吧！”
“我现在不写。”王先生说，“等我好了，出医院再写。我若死了，就 。。。。。。”
后来一位李医生把他叫到一个屋子里，对他说：“你把你的消息告诉你儿子吧！”他这才写了信，说他病得很厉害，差一点就不行了，现在住在医院里，但没有写患的什么病。王太太接到这封信后，就对天铎说：“不知他现在是死是活，无论如何总要去一趟。如果他还活着，那就让他保外就医，因为听说有这样的例子。如果他死在那里了，我们也可以知道。”
天铎到了那里，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大夫告诉天铎说，“他身体太亏了。”天铎就把身边带来的食物留下，并且告诉他还有好些食物留在阳泉的旅馆里。王先生明白天铎的意思是怕都带了来，而他却已经死了，就吃不着了。于是天铎回去，把那些东西取了来，交给荫营的干部，过不多时干部就给他送来了。有了这些食物，王先生的身体慢慢转过来，不久就出院了。
天铎在医院里当着胡队长的面，对爸爸说：“我问过队长为什么不许我给您寄东西。队长说，‘全号有二十多个人，他一个人有，别人都没有，人家看着难过。’”从这时起，没得许可天铎就不断给他寄吃的东西，而且总是不到一个月，另一包又寄到了。这样，王先生的身体就逐渐恢复过来。关于保外就医的问题，他们告诉天铎说，因为他是无期徒刑，没有资格保外就医。
到了这个时候，王先生就一无顾忌了。从前他不敢出声唱诗，现在他在院子里一边走，一边小声唱诗。干部从他面前走过，听见他唱诗，也不管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改造不好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后，全国各机关、各团体都进行传达。有一天值勤员说：“大家到院子里去听报告！”那时王先生病了一个多月刚好，而且正值隆冬，值勤员对他说：“外头太冷，你不用去了，等大家听完回来再传达给你吧！”他听见外面用扩音器广播，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后来有人告诉他：“中美建交了！”他一听见这个消息，就为台湾的教会担心。当时他心里想：“坏了，台湾的教会也要成立三自会了。共产党所以不打台湾，就是因为在台湾有美国的空军和海军。这一建交，共产党打台湾就无所顾忌了。”
王先生所在的十八队在荫营劳改队的最后面。一天，王先生看见其它队里有二百多人出来到院子里，拿着裁衣服剩下的布条搓绳子，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监号里有一个犯人是比较有学问的，对他说：“搓布绳子就意味着要大批放人了。”王先生这才明白。
王先生夫妇第二次被捕时，天铎正在北京。返沪的时候，他把王先生几十年的日记和四个大照相簿都带到上海。政府叫他上交，他就交给政府了。不知怎的，这些东西又转到了大同。王先生他们那一批犯人从大同调往荫营时，行李都是交给政府统一运去的。及至第二天取行李时，王先生发现他的几十本日记用一根铁丝捆着，也放在行李堆里。这些日记和相本，干部说不能留在监号里，要存在库房里。后来到大批放人的时候，指导员对他说：
“你存的那些东西，用不着就烧了吧！”
“什么东西？”王先生问。
“那些日记，还有照相簿。”
“那些东西不能烧！”王先生严肃地说，“那是我的历史，我还要留着呢！”
“我不能决定。”指导员说，“我得请示上级，看是不是可以给你留着。”
过了几天，指导员告诉他：“我请示过了，上级说你的日记和照相本可以留着。”到他一九七九年底出监的时候，指导员就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了他，所以那些东西至今还在。
一九七九年二月下旬，王先生收到了内侄女刘小玉姊妹给他的一封信。当时他曾覆她一信，劝勉她和她的丈夫好好教育子女。因他自己过去深受说谎之害，所以就特别注重这一件事。他说：
“首要的是教导他们诚实，说实话，作真事。世上一切的坏事都与说谎言相关连。。。。。。而且各种罪恶都以谎言为藏身之所。。。。。。你和亚中要在一切大事小事上都给孩子作好榜样，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作诚实的人有时会受损失，但损失最后还要变成利益，不是暂时的利益，而是永久的利益。一般人的眼光都是太短，只看眼前的利益，却不计后来的结果，最后还是自己害了自己。”从信中可以看出，虽然他身在狱中，却仍旧关怀晚辈们的灵命成长，并且用他亲身的经历，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走主的道路。
同年五月，小玉去荫营看望王先生，谈约一小时。因为有人在旁，他主要谈了一些生活琐事和健康情况，但也确曾提及一九六三年前他痛不欲生，但翻供之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同月，美国的生宪治医生本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监中看望弟兄和长辈之心，带着他的儿子去山西荫营看望王先生。生医生是王先生好友、南宿县长老会生熙安牧师的长子，他称王先生为“叔叔”。虽然他们没能见到王先生，但他们盼望劳改所能由此知道王先生在海外有亲近的人，因而能放松看管，乃至释放。临行他们留下一封信，以及手套和手电筒等给他使用。
生医生父子这次去荫营是出人意外的，因为当时国内只有几个地方准许外国人去，荫营不在其内。原来他们的行程是由他弟弟生宪章弟兄办理的，告诉有关部门他们要去什么地方。他把‘荫营’也写在行程上，结果竟然批准了，实在是神的恩典，不然是去不成的。
生医生走后，政府干部把王先生找到办公室去，问他说：
“你认识姓生的吗？”
“我认识。”王先生说，“姓生的只有一份，就是南宿县长老会的牧师生熙安。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四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同我认识。他的孩子们都叫我叔叔。”王先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问起姓生的，因为那个管理员没有说为什么，所以他感到很纳闷。第二天又把他叫了去说，“昨天从美国来了一个姓生的和他的儿子。这是他们留给你的信，还有一副手套和一个手电筒。这个手电筒我们给你收着。”王先生这才知道生宪治去看过他了。过了几天，他们又把生医生留下的那封信要回去，说要到北京去了解一下他和生宪治到底是什么关系。过了十几天，又把信送回来说：“还给你这封信。”从这里王先生知道，不只在德国报纸上刊登了他坐监的事，美国报上也刊载了。其实他的事情在国外已经传得很广，释放王明道与否，对国际舆论有相当的影响。
在他快要出监的那个时期，他心情很好，并且用笔墨写下了他内心那种高尚的情操：
“先知成仁，使徒取义，受命传道，首重刚毅。熟读圣经，洞晓真理，坚贞不屈，顶天立地。”
第 三 十 五 章 被 骗 出 监
无期徒刑的意思就是终身监禁，除非有显着的立功表现，不能减刑，更不能释放。可是王明道先生这个无期徒刑犯，没有一点立功表现，居然就释放了。他到底是不是因为真的有罪，才判的无期徒刑，那就可想而知了。王先生自己一直说：“我的事情是个大冤案，就跟岳飞的冤案差不多。”
中美建交后，中国闭关自守的时代结束了，中国已经进入国际大家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国际舆论和行为准则的影响。伦敦保卫人权委员会打电报给二十多个国家，并且代表这些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意见，请中国释放一切政治犯。王先生不是政治犯，也不是刑事犯，他是信仰犯。在政府大批释放犯人的时候，也决定把这个信仰犯释放掉。谁知他这个犯人与众不同，他不肯糊里糊涂地走出来，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监狱，禁卒奉命放他出监时的情况一样（徒十六章三十五至四十节）。政府干部遇到了一个麻烦，需要请他出监。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中旬，政府从山西荫营给王先生的儿子天铎发了一份电报：“见电速来接王明道。”天铎不知道那是政府发的，还以为是他爸爸自己发的呢。当时王太太正好去南京，不在上海。天铎就写了一封信去，说“爸爸来电报，叫我去接他，我现在就去了。”于是他与山西的亲戚时弟兄联系好，一起去接王先生。王太太收到信后，赶紧返回上海，天铎已经动身走了。
天铎到了荫营监狱，有人把他领到赵大队长那里，然后他们一起到中队长的屋子。这时王先生队里一个姓丁的值星员也把他从高处的十八队领到山下面的中队长屋里。王先生一进去，看见大队长，又看见天铎，感到很奇怪，就问天铎说：
“你干吗来了？”
“我来接爸爸回去。”
“我不回去。”王先生说，“你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这儿顶好。”
没等天铎再开口，大队长就说：“你儿子来接你到上海去，你就跟他走吧！”
“我不走，”王先生说，“我的事情还没弄清楚呢！我没犯罪，我在这里押了二十多年，完全是为了信仰。”
“不必追究这些事情了。”大队长劝他，“你走吧！监狱不是个好地方。”
“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监，还不知道监狱不是个好地方？”王先生说，“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文天祥的《正气歌》里说：‘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我现在已经把监狱看作我的安乐国了，我不走。”
“你走吧！”大队长又劝他，“别在这儿住下去了。”
“要我走也可以，”王先生说，“政府必须承认三件事：承认逮捕我逮捕错了，判我刑判错了，关押了我二十多年也关错了，而且以书面证明，不然我不出监！”
这个证明，让他们怎么出啊？谈了一个上午没有结果。大队长说：
“大家回去吃午饭了。”
然后对王先生说：“你也回去吧！我们都去吃饭。”
又对天铎说：“你也吃饭去吧！下午再谈。”
下午两点钟，他们又把王先生叫到那个谈话室里。这回不是大队长了，而是换了中队长。中队长和天铎都劝他快点离开监狱，到上海去，他还是坚持不走。最后，父亲怕儿子接不走他太难过，就答应说：
“我可以同你一块儿回去。”
“爸爸快点回号里去收拾东西吧！”天铎高兴地催他。
“我有好些东西呢！”王先生觉得有些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