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至八二年在生活上照顾二位老人的； 主要是周媛姊妹。从八三年起近十年之久； 在生活上照顾二老的则是章冠英弟兄。
第 三 十 八 章 迁 居 武 康 路
平江路的住处； 只有一个房间； 会客睡卧都在一处； 窄小得很。来访的人数一多； 就坐不下。有一次； 十几位美国人来看王先生； 旁边住的一家街坊临时搬了几把椅子过来； 又因天热； 还拿过一个大电风扇来； 这才勉强让客人呆下去。又有一次； 一位日本客人来看他； 临走的时候告诉王太太说：“我还有几个日本朋友要来。”结果第二天又来了十个日本人； 都是男的； 其中只有一人懂中国话； 他们就是想见王先生一面。
后来王先生儿子的工作单位分配给他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在武康路六十九号； 这个地方给两位老人住就宽敞多了。一九八三年秋； 他们把家迁到新地方去。
在接见外宾的过程中； 王先生总是毫不隐瞒地谈他过去的失败； 并且给他们看见； 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 还能站起来。对国内外来访的人讲话时； 他常用孟子的话来自勉：“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并说他在五十岁之前作到前面两点； 五十岁之后才作到第三点； 即“威武不能屈”。他也告诉他们； 他在监里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 就是饶恕人。以前有人出卖他； 控诉他； 抵挡他； 他都本着基督的爱饶恕了他们。论到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的话时； 他说：“饶恕人并不是换取神饶恕的条件； 乃是被神宽恕后的一种表现。”
王先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一直希望通过说理的办法； 使他的冤案得伸； 还事实以本来的面目； 他觉得这样就符合绝对真实的原则了。他认为这不单是为他自己； 也是为中国的政府和中国教会； 所以他就理直气壮地要写材料； 呈到政府有关部门去。王太太则认为：“你要写； 也可以； 但里面必须没有自己。什么时候一件事情里面有了你自己； 你就不能作了； 连一句话也不能说。有你掺杂进去； 就变成你为自己说理； 这是不可以的。”
王先生晚年比较固执； 恐怕这也是一般老年人的通病。王太太曾经对他说：“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 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 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 我冤枉不冤枉啊？ 你去坐监； 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 要坐十五年监； 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 一共十九年？ 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 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 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 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劝他的时候； 当时他觉得很好； 并且称赞她为“恶恶之妻”； 但事过以后； 又回到原来的思想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说； 只为他祷告了； 她实在是一位有智慧和有见识的贤内助。
本来在白内障手术之前； 王先生就已经写好了《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书》开头的一部分； 并且给一些弟兄姊妹看过； 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作这件事； 因为那不只无益； 甚且有害。但王先生执意要写； 大家就只好为他祷告。后来眼睛越来越差； 虽然动了手术； 视力仍旧没有恢复； 可知这是神的拦阻。眼睛不行了； 他就用录音来代替； 一盘一盘地录； 录了好多盘。那时他说话的条理还很清楚； 录的时候偶而话说错了； 王太太就在旁边提醒他； 他倒也接受。但有时正当他聚精会神地在录时； 她忽然一提醒； 他就跟她急了。这件事他始终没有作成； 因为要录的东西太多； 他实在没有办法录下去； 只好放弃。就连他辛辛苦苦已经录出来的； 今天也都不知去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下旬； 王长新弟兄出国前曾去上海武康路看望王先生。那时北京的王镇牧师刚刚去世； 王先生在谈到这位主的仆人时； 对他获释后的处境深表同情： 他的老伴已经去世； 子女又不与他同心； 只好去北京郊区农村； 与七十七岁双目失明的哥哥住在一起； 生活上很困难。北京三自会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 就趁机打发人每月给他送些钱去。最初他还不知情； 后来才晓得那些钱全是从“三自”来的； 但是已经退不回去了。就这样他被拖下水； 进了三自会。那天王先生祷告时； 还特别为王镇牧师及早被主接去； 免犯更大的罪和陷入更深的罪中而感谢神。王先生常讲； 一个人的晚节很重要； 许多人都是能善始； 却是不能善终。
王镇牧师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 一九五五年被捕； 一九七九年才获释回到北京。在他得知王先生莅沪的消息后；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五日曾写信给他。从信中可以看出； 他那时的灵性光景很好。他说他很软弱； 请王先生为他祷告。对于“前面的路当怎样走法？”他说“主完全知道”。可惜的是； 后来他陷入“三自”的圈套。被拖下水以后； 他曾公开表示说；“今天的‘三自’不是从前的‘三自’； 今天的王镇也不是从前的王镇了。”一九八三年秋； 一位刘老姊妹由黎培珍姊妹陪同去看王牧师。在谈话中黎姊妹一言未发； 但到临别走出房门时； 她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来； 是作巴兰的驴。”王牧师默然不语； 别后他却写信给刘老姊妹说：
“你的朋友对我有什么意见； 可以指出来。”黎姊妹看了这信； 因为知道他有心脏病； 怕气着他； 就不想说什么。但有的肢体劝他：“你应当说实话。”她这才写了回信。她说：
“巴兰是神的先知； 应邀去见巴勒。巴勒叫他咒诅以色列； 他却唱起赞歌来。。。。。。。 但后来巴兰却是与巴勒合作； 为他出谋划策； 败坏以色列人（民廿二至廿五章； 启二章十四节后半）。你也是神的先知； 今天却与不信的人合作； 把信徒领进迷津； 使他们走错误的道路。”最后她说：“如果我说错了； 愿神管教我。”
王镇牧师回了信； 最后他也加了这么一句：“如果我错了； 愿神对你的管教落在我身上。”黎姊妹看了大吃一惊； 因为先知说话是算数的。没有想到；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 就听见王镇牧师去世的消息； 而且死得很奇特； 令人触目惊心。
王先生搬到武康路以后； 从一九八四年起； 每个礼拜天上午在他家里都有聚会。屋里总是坐得满满的； 大概有四、五十人之多。客厅可以坐三、四十人； 门口和小房间可坐十多个人。起初都是他自己讲； 后来就改为念他过去所写的文章； 念完了由他自己再补充一些。一九八九年后； 他说话经常重复； 虽然有人提醒； 也还是不行。常常是他刚讲过的； 马上就忘了； 于是从头再说。这个聚会是公开的； 一直没有停过； 没有人干涉； 政府也从未问过他一句话。
一九八五年； 有人建议出版他三十多年前在《灵食季刊》上发表的译作《建立德行》。全书三十二章； 其中尚有八章 （即第三章； 以及第二十六至三十二章）； 他没有来得及翻译； 工作就停顿了； 乃乘陆敏如姊妹去加拿大之便； 嘱托王长新弟兄译出来； 使全书得以出版问世。王弟兄遵命于一九八六年冬译毕； 一九八七年六月由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七年王先生卧病前； 安息日会的凌曜西先生带着一位神学生来看他。凌幼时曾跟母亲去北京西郊的青龙桥受浸； 是王先生给他施浸的。后来他去美国； 在安息日会的学校读书； 毕业后被按立为牧师； 回国就担任上海安息日会的总干事。解放后他也曾坐过监； 而且判刑判得很重。那天他来对王先生说：
“其实你领导‘三自’比吴耀宗合适； 因为你们教会本来就是三自的。特别是全国各地好多信徒都认识你和了解你； 所以你领导比较合宜。”
王先生用很简单的话回答他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改名叫王明道； 我不预备在八十几岁时； 再改名叫王犹大。”
凌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问王先生说：“这跟犹大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里就看见； 不少人坐了很多年监； 可是到头来在真理上和道路上还是不清楚。
一九八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王先生患感冒； 稍微有一点点烧（摄氏三十八度）； 翌晨烧退； 休息了两天就好了。过了大约两个礼拜； 他又有一点点烧； 再休息休息； 就起不来了。到十二月十二日（礼拜五）第三次感冒时； 医生担心会有并发症； 叫他多多休息。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行动就很困难了。一九八八年； 他虽然没生什么病； 但是人懒了； 从前客人离去时； 他总要起来送客； 现在就说：“我不送了。”这是因为他身体软弱； 没有力量起来。从这年冬天起； 小便常常失禁； 把床弄湿。这种情况持续到一九八九年冬； 健康又渐趋好转； 起居恢复正常。从这时起； 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患过感冒； 说话也颇有力； 还经常说说笑话； 因为喉咙里常有痰； 他晚间躺在床上时； 口里就常哼着说：“老来难； 老来难； 一天到晚吐粘痰； 错把李四当张三。”
一九八八年； 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博士； 由滕近辉牧师陪同到中国去访问。他说他到中国去有两个愿望： 一个是想去看看他岳父当年的故居； 另一个是想去看看王明道先生。他曾把这件事向中国外交部方面讲过； 回答是：“你只管去看。”但葛培理博士是宗教界人士； 他访问中国； 应该由三自会邀请。这样一来； 他在王先生那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葛培理博士的高级顾问曾设法疏通； 但王先生夫妇却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他们的意思； 希望他不要去。王先生是反对三自会的； 而他去中国与三自会有关； 当然王先生就不欢迎他去。最后他还是去了。
四月廿三日（礼拜六）上午十时许； 王先生已经吃完早饭； 一位医生正在给他推拿； 葛培理博士一行十余人来了。除了他自己以外； 还有他的夫人、滕近辉牧师和一位英国人等。首先由滕牧师发问； 然后王先生就引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的话； 讲述他受苦的经过。他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 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所以能至死忠心； 那是十分可贵的。”他们呆了没有多少时候就走了。王先生觉得葛培理这个人在各方面都还可以； 就是因为他跟三自会发生了关系； 给王先生的印象不好。
一九八九年； 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授汪维藩先生； 在《天风》月刊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作《吴耀宗与王明道》。汪先生是五十年代批王（明道）的一名健将； 得到有关领导的赏识； 因而能青云直上； 由一名普通神学生成为教授。沉默了三、四十年之久； 如今又旧调重弹； 实在耐人寻味。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后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动态； 当不难了解个中的奥秘。汪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
“首先一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件事： 国外反动势力宣传； 王明道先生已经被人民政府处死； 有人请王明道先生辟谣； 只要让人知道他活着就够了。可是他拒绝辟谣。当时有反对使用原子弹的签名运动； 他也拒绝签名。知道这些事的人对他这种做法极为不满。
“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势力扩张到北京； 王明道讲道时说：‘我们的仇敌饿了； 就给他吃； 渴了就给他喝；’‘为那咒诅我们的祝福； 为那凌辱我们的祈祷；’号召‘忍受别人无理的待遇’。一九四七年他还号召信徒‘守法’、‘服从权柄’。可一九四九年后； 他号召信徒‘拼上自己的性命； 将生死置之度外； 时刻冒着死亡的危险’； 他号召‘战！ 战！ 战！’这样的对比； 正像王明道先生自己在一九四八年向一群青年说的：‘国民党是亲娘； 共产党是后母。’
“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 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 并不构成反革命罪。香港和海外有人竭力想引出这样的结论： 王明道先生以后的被捕； 是由于他反对三自。这是和事实完全不符的。”
王先生在八九高龄得悉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他说：
“他把事情整个颠倒过来了。我跟日本人抵抗了七、八年之久； 他说我讨日本人喜欢。我说要爱仇敌和服从国家法律； 他说我向日本人投降。我八年的时间在北京就是因为不向日本投降； 都准备进宪兵队、准备死了； 他还说我讨日本人的喜欢。”
“关于说我拒绝辟谣一事；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国外有此谣传； 而且无论是政府干部或是三自会的人； 都从未有一个人来请我辟过谣。
“所称1948年我向一群青年人讲过‘国民党是亲娘； 共产党是后母’的话； 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汪先生说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 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 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这种讲法没有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