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好像当年蒙古人占了从亚洲到欧洲那么大一块土地，几代时间不就瓦解了吗？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故然打击了敌人。 但也消费了整个国家发展的资源与潜力，老百姓看到的只是苛捐杂税不能再这么收了，而王财看到的却是仗不能再这么打了。 “永不加赋”固然会让朝廷受一些损失，但是换来的却是老百姓对皇室的支持，对朝廷地信任以及对帝国的忠诚，这绝对是一件安邦治国的要决。
可是老百姓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跑到皇帝家门口来闹事，皇上不但不责罚，还金口一开说了“永不加赋”，众人看着皇上笑嘻嘻的样子都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只听王财又道：“朕说永不加赋，但你们要听清楚了，不加赋不是不征赋，以前你们的田赋、商赋都是要交的，朕地意思是除太平六年朝廷调整赋税政策后所开征的各种赋税今后都免了，不过有两件事情朕要丑话说在前面。 一是朝廷很快会根据大家的意建。 对全国的税制做个统一调整，明确税种。 朕要加一个人头税，二是朝廷仍然会发行国债，但是这个国债是自愿购买的，朕要说说这个国债的好处，什么叫国债？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欠你们老百姓的钱，比如老丈你买了1000块的五年期国债，那就是国家欠老丈你1000块钱，一共借五年，等到五年之后还钱的时间一到，老丈你就可以找国家要回1250块，这多出来的250块钱是什么呢？就是老丈你那1000块钱借给国家后又生出来的钱，说实话朕不明白这种好事情为什么大伙有这么多的不满？你们把钱放在家里，五年、十年这1000块还是1000块，可借给国家之后，五年时间便赚了二成半，有什么不好的呢？大伙购买国债既然解决了国家用钱的困难，又为自己得了好处嘛，所以今后增税的事情咱们免了，但是这个国债仍然会继续发行，这一点朕不会再让步了。 ”
周围地老百姓相互看了几眼，立刻开始议论纷纷地讨论起这个“国债”来，似乎他们所听过到对于“国债”的解释并没有皇上说地如此浅显易懂，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因为皇上说了两点很重要，一是今后除了太平六年之前拟定的税种和新增的一个人头税外不再增加新的税赋，而且是永远不增加，第二是国债的购买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性的，皇上能同意这两点已经大大的出乎老百姓的意料之外了，没过一会便有人声嘶力竭的大呼起口号来，内容无非是皇上万寿无疆，仙福永享之类。
但王财想的却比较多，其实这个税制改革的问题皇长子定溯也说过不是一回了，在理藩院主事的定溯在藩国推行了新的税制，把以往名目繁多、杂七杂八的各种赋税全部合为一个税——国家税，虽然这个国家税往往占到了藩国百姓收入的三成，但在藩国百姓心中始终是“千税万税变一税”，总觉得似乎是少交了很多税，定溯也曾经试图将这个办法推行到帝国本土，以行业和实际收入来确定单一税种，一方面减少了百姓负担，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地方政府胡乱征税的可能性，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情。 定溯的意见王财也与内阁讨论过多次，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只是王财始终坚持要将人头税从国家税中独立出来。
说到这个人头税确实在朝廷高层中意见非常不统一，主要的分岐在于前清雍正朝时实行了“摊丁入亩”的税收政策，将人头税给统一到地税中征收，实际上就是取消了人头税，朝廷官员认为重开人头税会让老百姓觉得当朝还不如前朝，而且在现今的国内，增加征税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洋务派官员还认为重征人头税将导致国内人口流动减缓，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满朝文武中支持王财意见的一个也没有，但是王财也有自己的道理，他所主张的人头税并不是强制到每一个国民都必须交纳的税种，他所主张的人头税实际上是一种限制人口快速增长的辅助手段。 历史证明，自从雍正施行摊丁入亩政策之后，整个中国的人口几乎呈几何倍数的快速增长，以农业为根本的中国人坚信“人多力量大”的道理，不管有没有能力都把生育放在第一位，结果就是人口越来越多，日子过的越来越穷。 可是如果重新开征人头税，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人口膨胀的约束，王财主张每户子、女数超过三人便应当为全户所有人口缴纳人头税，如果每户子、女数低于三人，便可以享受免征，只要能将每户人口增殖数控制在三以下，加上移民政策，那帝国本土的人口压力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对于将来的就业、环境以及增加人民收入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 再说限制人口增殖与朝廷瓦解地方宗族势力的政策是完全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征收人头税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不征。
可是王财的意见完全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保守派、改革派与洋务派的意见完全统一，虽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切入点不同，但结果都是两个字“反对”，但大臣们的反对于皇帝来说仅仅是一个参考，王财坚信没有任何一位大臣了解人口过度膨胀给后世社会造成的种种不利，因此他始终相信及早制订出限制人口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王财才会在这样一个机会下向他们臣民们宣布了他的这个决定。 所幸的是老百姓根本没有注意到人头税到底有什么不妥，“永不加赋”四个字已经充份调动了他们积极性，倘若朝廷真的做到这四个字，那对于老百姓来说生活就更有盼头了。
天京的这一场危机在皇帝与百姓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之后便渐渐平息下来，但就在王财自以为事情得到和平解决的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国内斗争终于爆发了，如果说天京危机的主要参与者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话，那这一场更大规模运动的核心力量就是代表社会进步的工人了，仅仅在天京危机平息后不到一个月，上海、福州和广州先后爆发了工人罢工，而在这三地之后，数月之间罢工风潮迅速袭卷了江苏、福建、广东三省的大部分工业城市，帝国重要的工业生产几乎陷于停滞。
第294章：大罢工
第294章：大罢工
第294章：大罢工
如果说天京危机的导火索是由税收的不断增加所引起的，那么江南三省的工人罢工则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尽管王财一心想避免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与对立，但实际上随着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与近代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工人成为帝国一个新兴的阶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工人运动也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在江南各省的工厂、商铺中都有大量从雇主手中领取薪酬的自由工人在从事着各种工作，而与此同时，大量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留学生与改革派官员也强烈要求朝廷改变唯利是图和军事为主的政府方针，加大社会各个阶层在国家事务决策中的作用，这样一来长期被新兴资本家剥削而没有系统保障的工人与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慢慢的走到了一起，主张自由、民主的激进知识分子在工人中鼓吹反剥削、反贫富悬殊、反穷兵黩武，缺少文化的工人们在这些知识分子的鼓动下也开始有了强烈的参政和改善自身处境的愿望，自发的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政治性团体，他们有的联合起来向企业主施加压力，要求提高薪酬，增加福利，有的加入各个党派，参加各地议政院选举，希望在政府决策中施加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在不知不觉中，工人这个阶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国家的政治事务中。 而这次天京危机的和平解决让工人们也意识到向朝廷表达本阶层声音地时候到了，终于在一些激进党派的推动下。 上海最先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
刚刚从天京危机中缓过劲儿来的帝国政府再次遇上了意料之外的危机，根据处理天京危机的经验与朝廷一贯处理内部运动上的政策，王财虽然抽调了部分军队进入罢工城市维持治安，但仍然主张通过沟通地办法来解决政府与罢工工人之间的矛盾，一连下了数道谕旨严令各地安抚罢工工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各地官员深知朝廷不愿意采用武力解决内部矛盾，因此在处理这类问题上都表现出了过份地软弱。 对于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是一口便答应了，实在为难的地方也是多方协调之后尽量满足。 可以说刚开始在处理罢工问题上，帝国政府从上到下都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是事实证明，工人阶级对政治的诉求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天然同盟军——农民阶级，朝廷地一再让步并没有让事态降温，反而让他们认为朝廷毫无应付此类危机的有效手段。 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那些希望通过社会变革来分享权力的激进党派和改革派官员以及部分受到朝廷廉政风暴打击的旧官员都加入到动乱的行列中来，这两者都希望通过动乱来谋取一定的利益，只不过他们的目地却是截然不同的，参杂了各种政治因素的罢工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与朝廷不可能达成统一，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暗中操纵下，罢工工人们提出了令人吃惊的政治诉求：要求朝廷仿照英国建立民主制度，限制皇权，设立完整权力的议会和内阁。 并进行全国议会选举，要求施行新政和民治。
当工人们这些要求被送到王财地案几上时，皇帝陛下意识到传统的怀柔方式已经没有办法平息这场震惊中外大规模工人运动了，工人们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明显趣出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带有清晰的第三方背景，作为朝廷来说首先不可能全部接受这些政治主张。 其次就算接受了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结束社会动荡，甚至有可能会造成动荡的加剧，此刻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恢复社会稳定就成了朝廷不得不选择的唯一方式，在日本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国家绝对不能有任何失去控制的社会动荡，否则在内外双方的作用下，新兴地帝国政府必将走向毁灭，而这样地毁灭必定是深入骨髓的。 于是在罢工开始后地第十天，王财以帝国皇帝，帝国国防军统帅。 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向全国发布了上谕。 指责发生在江南部分省份的工人罢工是受到别有用心者挑动的非法运动，严令各地罢工工人在上谕发布后三天内恢复工作。 并停止一切颠覆政府的行为，否则将以叛国罪处于极刑。 同时为了安抚罢工工人，皇帝还宣布只要遵照朝廷谕令停止罢工，那么既往不咎，朝廷也绝不会秋后算帐，而且皇上还号召全体国民坚定信念，自觉抵制动乱。 在上谕发布的同时，皇帝陛下命令总参调集了湖南、湖北、广西等省驻军乘火车迅速南下，配合江苏、福建、广东三省军警严厉镇压叛乱，上谕发布后三天之内任何在街头宣传、散布罢工言论，进行聚众集会，冲击官府衙门，扰乱社会治安的人都将被逮捕，任何敢于反抗者军警有权采用果断措施。
一时间大批原来驻扎在罢工城市周围的驻军纷纷开进城内平乱，大街上顿时出现了无数荷枪实弹，到处巡逻的军、警，他们自接到上谕起便迅速接管城市防务，维持城市治安，所有罢工的工人有权力选择恢复工作还是辞职，但他们没有权力选择是否继续在街上胡言乱语，任何不听劝告继续上街扰乱治安的人无一例外的都被逮捕。
应该说皇帝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是无可替代的，自上谕发布后，大部分城市的工人都停止了罢工，或者回到工厂、商铺继续工作，或者离职回乡避避风头，对于他们这些人，朝廷仍然坚持了怀柔的政策，但也有一些城市的工人坚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不但仍然聚集到一起游行示威，还公然修筑街垒对抗官军，其中以广州工人的反抗最为激烈，他们逮捕朝廷官吏，解散广州议政院，封闭城门，并抢走武器库中的枪械公然对抗不断赶来的国防军，最为离谱的是这些大字都不识一箩筐的工人们居然还选举出了广州临时议会，取代朝廷官署行使对广州的管理权，而极为讽刺的是当选的四十三名议会议员中有的是留洋学生，有的是商行老板，有的是旧官僚，可就是没有一位是工人，这清楚的表明了这次工人运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人们成了资产阶级谋求权力的炮灰！
毫无疑问，帝国政府当然不会对这样的非法政权妥协，忠于朝廷的国防军在几次劝告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断然行动，利用火力优势向广州城发起进攻，叛乱工人承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仍然坚持不退，他们非常清楚，继续与朝廷对抗绝对没有好下场，广州城破之后国防军一定会将叛乱者全部逮捕，因为此时他们已经不是罢工工人，而是叛国的敌人了。
然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