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敦煌壁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面貌古怪、帽子奇特，留着外国发式的中亚民族人物的形象225—然而，当武士、文吏以及疲惫不堪的朝圣者在唐朝驻军的保护下，通过当时西域的绿州城市时，他们就会看到身穿希腊风格衣饰的佛陀形象，具有最纯正的伊朗人特征的供养人形象，还有直接表现热烈的印度史诗场面的裸体女像226。 在唐代这一段激奋人心的岁月里，对于艺术家而言，异域的野生动物（尤其是那些由外国使臣作为贡礼，带来献给唐朝朝廷的野兽）还有家畜（特别是唐朝人羡慕和渴望得到的那些家畜，如鹰隼、猎犬、骏马等）也都差不多具有同样强烈的吸引力227。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6）（图）
各国供养人 佚名 唐代 壁画 纵95、横80厘米 甘肃敦煌莫高窟103窟
此图是《维摩诘图》的一部分。描绘维摩诘与文殊师利辩法之时，各国供养人皆往探视、恭敬礼佛的神情。供养人中有“昆仓奴”、“婆罗门”、西域胡人等，他们态度虔诚，神情肃然，手持供奉之物，正缓步向前，似要奉献给佛祖的代表。此图属吴道子一派画风，作者刻意追求线的造型功能，淡墨起稿，黑墨定型，浓墨提神。线条的粗细虚实，运笔的轻重缓急、披离点染，全都浸透在人物的皮肉筋骨之中，所画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超出缣素”之感。 最后，唐朝艺术家喜欢表现的外来题材还有外国的神和圣者，尤其是佛教发源地的神与圣人，更是他们喜欢表现的对象：瘦削憔悴的印度罗汉，璎珞被体、法相庄严的菩萨228，还有表现为佛法的守护神和中国的殿堂门庭里的保护神的古代因陀罗和梵天229以及其他一些已经部分地同化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守护神—例如北方的保护神俱毗罗就被表现为身上穿着中国式的长袍，但是却长着颌毛和胡髭的形象230。这种在绘画中将中国的和外国的特点混杂在一起的现象，有时是因为描绘外来题材的画家使用了汉人作为模特的结果，例如当时一所佛寺中的梵天女的形象，就是一位侍奉大贵族的艺妓形象的写真231。这就如同意大利名妓的外貌被借用来描绘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形象一样。那些表现佛教极乐世界的精美画像，必定也是由许多这种混杂的形象组合而成的。而在表现虚无飘渺的仙境的图画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初唐时期佛像画家中最著名的一位画家本人就是于阗的胡人232。这位画家的塞语的名字叫“Viarasang。”233，汉文史料中称之为尉迟乙僧。尉迟乙僧大概是在七世纪中叶时被于阗王推荐到唐朝宫廷中来的，他带来了一种来源于伊朗的，新的绘画风格。尉迟乙僧用这种绘画技法创作的形象带有强烈的立体感和明暗色彩，人物形象凸现于画面之外，几至飘然欲出。这位大师创作的一幅“天王像”，一直流传到了现在234。据说，他的画风影响了画坛巨擘吴道玄，而且为敦煌地区的石窟壁画所效法235。尉迟乙僧还因为帮助将“铁线描（即用粗细不变的线条勾画人物的西方技法）带入了唐朝的大城市中而享有盛誉236。尉迟乙僧不仅用外国技法作画，而且他也并不鄙视表现外来题材，比如，他曾经创作过一幅“龟兹舞女”的画像237。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1）（图）
榜葛剌进麒麟图 清代 陈璋 临摹 纵118。3、横46。5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原图为明沈度绘，描绘“永乐六年榜葛剌国王霭牙思遣使来贡”。榜葛剌即今孟加拉。郑和下西洋使团曾数次访问榜葛剌，受到隆重接待。该国也曾于永乐、宣德年间数次访问中国，并赠名马、麒麟等物。麒麟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祥瑞灵物，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后来有人将热带地区的长颈鹿也称为麒麟，明人沈度所绘《瑞应麒麟颂并序》流传至今。榜葛剌贡麒麟，在当时轰动了朝野，杨士奇还写有应制诗赞颂，明内阁藏书目录中有群臣祝贺的“瑞应麒麟诗”16册，可以反映当时的盛况。这幅榜葛剌进麒麟图，是中国和孟加拉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文学作品中反映外来事物的高峰时期比造型艺术中大量反映外来事物的时期几乎晚了整整两个世纪。文学作品中的这种转变开始于八世纪末期，它的出现也与反对“新的”骈体文（这种骈体文的出现只有几个世纪）的古文运动有关。但是文学作品对异域的风貌的兴趣不仅表现在这一时代的散文中，而且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诗歌的内容中。绚烂的色彩、奇丽的想像、浪漫的意境等等，吸引了九世纪许多优秀的诗人的注意力。这一时代的典型人物是李贺。李贺是一位想像丰富、奇诡险怪、色彩鲜明的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中总是喜欢使用夸张和举隅的手法，例如以“琥珀”代表“酒”，用“冷红”借指“秋花”238等等。这位年轻的文人热衷于阅读丰富的古代典籍“诸子”和禅宗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李贺英年早逝239，宋代批评家称他为“鬼才”240，而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则是毫不足怪的。在李贺的诗歌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奇妙的异域风情，正如在《昆仑使者》一诗，或在他对一名卷发、绿眼的胡人儿童的描写中反映出来的那样241。另外一位与李贺风格相似的诗人是杜牧。杜牧是一位官僚，而且还因为写了一篇《论兵事书》在当时享有盛誉。他在文章中主张“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际，盛夏无备，宜五、六月击胡为便”242。然而，无论杜牧的经世才能如何，他也不失为一名浪漫派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往昔的追忆：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首诗通过对长安附近温泉地方的废弃的宫殿244景物的描写，抒发了作者的胸臆。在很久以前，这里的宫殿曾经是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过冬的寓所245。诗中谈到了一种奇怪的驿骑，这些驿骑专门负责将荔枝由广州运到华清宫，以满足杨贵妃任性的要求。九世纪时，第三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诗人是元稹。这位伟大的作家热切地向往传说时代的古朴、典雅的准则规范。例如泗水河边有一种石头，在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中，这种石头是以制作磬的原料而闻名的。八世纪时，人们放弃了泗滨石，转而选用一种新的石料作为制作磬的原料246。元稹对此痛惜不已；他也悲叹当时几乎已经无人欣赏古乐。元稹曾经不无感慨地写下了“玄宗爱乐爱新乐”（即唐玄宗虽然喜爱音乐，但他喜欢的是“新”的音乐）的诗句。甚至在他以当时流行的形式创作的歌诗中247，元稹也在哀惋新事物和外来事物的侵入。尽管元稹的诗歌力求归朴返真，但正是因为诗人在诗歌中讨论了与外来事物有关的主题—进口的犀牛、大象以及突厥骑手、骠国乐等等—这些诗歌才得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简而言之，元稹是一位奇特的，反对外来事物的诗人。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2）（图）
职贡图 唐代 阎立本 卷 绢本 设色 纵61。5、横191。5厘米
画中所见，显然是“异方献宝，万方来朝”。所绘为唐太宗时，爪哇国东南有婆利国、罗刹二国，前来朝贡，途中又与林邑国结队，于贞观五年（631）抵达长安。全幅共27人，画中人马各自成组，由右往左前行。一脸虬须骑白马，后有仆人持伞盖掌羽扇随从，后随抬一笼子的鹦鹉，这可能是林邑国的使者。画左端也有伞盖随侍者，手捧怪石，旁有黑肤卷发昆仑奴，可能是婆和国使者。画中人物穿附、持象牙，着古贝布、有孔雀扇、耶叶、琉璃器（双重罐）、臂钏、敬浮屠、假山石（蚶贝罗）、香料、革屣、珊瑚、花斑羊等，画之时代虽未必是唐，但存唐之历史则弥足珍贵。 但是，外来事物传入的历史在唐代诗歌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关于外国题材的传奇文学比反映外来事物的诗歌要有名气得多，反映外来事物的传奇故事构成了唐代传奇的一个重要流派。八世纪末的二十年和九世纪初的二十年，即八、九世纪之交的四十年间，是反映外来事物的传奇最兴盛的时期。特别是在九世纪初年，各种各样的奇妙的想像以及新奇的内容，形成了传奇文学的流行模式。幸运的是，许多反映外来事物的传奇作品一直流传到了二十世纪。通常有这么一类关于神奇宝石的故事，它或者由诡密的异域人带入唐朝，或者是他们在唐朝境内寻找。这些宝石具有澄清污水的妙用，还有揭示埋藏的宝藏的功能，它能够为航海者带来顺风，或者天生就具备了其他一些同样能够满足人们的欲望的属性248。追求怪诞离奇的风气249，在晚唐那种令人惊叹不置的，嵯峨险劲、凛然肃穆的风景画中也表现了出来250。当然，这种风气也包括艺术品中表现的那些充满浪漫情调的外来之物。从种种荒诞不经的故事里和那些由国外传来的，深受人们喜爱的物品身上，我们可以列举出最典型的例证来证明这些风气。尤其是那些据说在唐代以前就已经进献给了中原王朝的，最奢华的奇珍异宝，是最能说明这些风气的例证。因此，我们将要讨论的并不是真的进口货的魅力，而是在陆地和大海上无处不在的那些商货的魅力；不是真正的黄金制作的礼物，而是以这些贡物为原型而虚构的，传说中的贡品—向往的珠宝和想像的金银织品。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3）（图）
三彩女骑马俑 唐代 高35。5、长28厘米 1972年咸阳市礼泉县李贞墓出土 昭陵博物馆藏
女俑面庞圆润，细眉朱唇，额上画有四个黑色圆点细花钿。内穿淡黄色窄袖衣，外套圆领半臂，系绿色长裙，足着圆头鞋，一手下垂，一手置于胸前，为初唐妇女骑马出行的写真。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女俑头戴“山”字形宝相花纹翻沿胡帽，由此可见唐代崇慕胡风，以及仿效胡风的盛行。 想像的贡品一开始并不是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但是这些经过想像加工的贡物反过来确实刺激了人们的想像力。其实从古代时起，就已经有了向穆天子贡献奇妙贡礼的故事。自那时以后，每个时代都有种种由外国贡献的神奇的贡礼的传说。据记载，古代的“赤乌之人”曾经向周穆王敬献过两位美女，周穆王将她们纳为嫔妃251。这两个女孩子的原型，就是作为贡礼从科罗曼德尔海岸送来的两位黑人少女。据十三世纪的一部精详的史料书中记载，这种黑人少女“黑如昆仑，其阴中如火，或有元气不足者，与之一接，则大有益于人”252。古人相信，国外的旅途充满着自然界的险阻和精灵鬼怪的危害，在中国范围以外的任何地方，随时随地都会有大难奇险降临头顶，这种看法进一步增加了种种神奇传说的魅力。古人总是相信，精灵鬼怪等候在山间小径的每一处拐弯的地方，潜伏在每一次热带风浪的后面253。来自外国的人和物都自然地带有这种危险而又使人心醉神迷的魅力。即使晚至唐代时，外国传来的神可能还带有某种不确定的魔法和危险的妖术的味道。然而在每个时代，只要一件事与某个遥远的地区有关，人们就乐意相信各种离奇古怪的迷信说法，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能例外。简而言之，这种幻想的贡物的概念，在九世纪并不是新鲜玩艺。当时记载这种贡物的书籍仅仅是给那些古老的，未加修饰的传说赋予了新的活力。但是九世纪的这些著作，也从唐代前半期的历史事件中去寻找原始素材，因为这在九世纪的唐朝所能见到的外来事物中已经成为了稀罕之物了。在七、八世纪，尚慕胡风的倾向在物质以及精神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域外之人以及他们新奇的服饰随处可见，仿效外国人的风气到处盛行。在这活跃而开放的时代中，天子甚至必须要一次次地发布禁令，禁止灾祥符瑞、异兽奇禽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物品的贡献，以便为他的那些奢糜而轻信的群臣做出榜样。唐朝的创建者在他登基的第一年里发布的一道诏令，就是这种示范简朴的一个显著的例证254。当然我们首先应该指出，这道诏令的颁布还有另外的意图，这就是特意强调在唐朝之前的隋朝政权的奢糜无度。在这道诏令中规定“……其侏儒短节、异兽奇禽，皆非实用，诸有此献，悉宜停断，宣布远迩，咸使闻知”。其实这道诏令并没有实施很长的时间，此后，唐朝皇帝又一次次地发布了类似的禁令255。在这些诏令中不是将矛头指向类似来自诃陵的五色鹦鹉这样的奇禽，就是直接将东北地区的白如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