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地望着这一凄惨的场面。龚古尔、都德、左拉都在这个场面前纷纷提前离去，满怀忧伤。铲子将土铲起，洒在墓穴里面。
莫泊桑是在可怕的忧苦中离开克鲁瓦塞的。十年以后，当他再次沿着这条路线重返克鲁瓦塞时，他也到了短暂生命的黄昏。不过，在最终的死亡降临前，他，吉·德·莫泊桑，将与“孤独”作战。多么沉重的孤独啊！当莫泊桑回到巴黎的时候，他猛然发现那个曾覆盖着他的“父亲形象”没有了，他被直裸地置于荒谬的存在前，——他完成了成人式，尽管是以极其凄惨的方式。在致科芒维尔夫人的一封信中，他有这样的句子；“我此刻尖锐地感到生活的无益、一切努力的徒劳、事物的可怕的单调，以及精神上的孤独；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种精神孤独状态中。”这种虚无主义成了他看待人世间一切物像的态度，也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潜文本；这种虚无主义后来因与屠格涅夫——那时，这位银发巨人正在研究叔本华的空虚论，而赋予他的一些近作以某种悲观的苦涩味——的更多的交往而有增无减。
虚无主义实际就是面对存在时的一种荒谬感，它是人在发滞的大地上拖着的一个身影，它直要到人最终倒毙在大地上那一刻止，才消失。
莫泊桑此后作品中的小人物们都在存在的阴影下苟活着，没有激情，没有奇迹，有的只是——不幸，或者，一场空欢之后的凄凉。
小人物的荣与辱“接连好几天，溃退下来的队伍零零落落地穿城而过，他们已经不能算作什么军队，简直是一帮一帮散乱的乌合之众”。在梅塘晚会的第二天，轮到莫泊桑读他的作品了，他以平缓而又深沉的语调读了起来。
接着，一幅被占领区的雪夜的场景浮现出来：“鹅毛大雪组成一幅绵延不断的大帷幕从天上放下来，一面放，一面闪闪发光；万物的形象都看不清楚了，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薄冰。在这座严冬笼罩着的安静的城市的沉寂中，只听见雪片下降时那种模糊的、无以名之的、捉摸不住的嘶嘶之声，但这种嘶嘶之声又不能真正算作一种声响，只好说是我们感觉到有这种声响，因为那不过是一些轻飘飘的微屑掺混在一起，充塞了空间，盖满了世界。”
在这茫茫的雪夜，一辆公共马车悄悄驶出了鲁昂，朝勒阿弗尔的方向驶去。这刚好是法国军队溃退时的路线；一八七0年九月上旬，作为某师后勤部的一位文书，莫泊桑为了将一份公文送到勒阿弗尔，徒步走过这条路线，在他身边，溃散的士兵疲惫不堪地往前走着。这一情景此刻又在他的脑际闪现了。
黎明到了。凄凉的光亮透进马车的车厢。借着这束不算明亮的光线，莫泊桑给我们描绘了几位登场的主角：葡萄酒批发商鸟先生，一个身材矮胖、挺着一个大皮球似的肚子的奸商，以及他的妻子，一个高大、强壮、意志坚强的妇人；纺织业工业家卡雷一拉玛东先生，一个信奉“用钝头武器先攻击对方，然后再附和对方”原则的道貌岸然的议员，以及他的娇小漂亮的夫人，她正睁着一对沮丧的眼睛看着车厢的令人愁惨的内部；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论门弟，是诺曼第最古老、最高贵的贵族世家，论长像，却与国王亨利第四相似，而且这位绅士总是乐于突出这么一点；伯爵夫人气派雍容，在交际场上如鱼得水，据说她曾被路易·菲力普的一位王子爱过。这三对人是商人，工业家或旧式贵族，“是社会上每年有靠得住的收入，生活安定，势力雄厚一方面的人，同时也是信奉宗教、服膺原则、有权威的上等人。”另外还有两位修女，整个旅途之中，她们都在嘟哝着圣父经和圣母经，仿佛被一股使人甘心殉教、超凡入圣的贪婪的信心蚕食着。在两位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名叫高尼岱，有一个令所有有身份的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别号——“民主党”，在普鲁士人尚未侵入他所在的地区时，他曾热忱地鼓动市民们“在平原上挖了许多坑，在公路上密密层层埋伏下许多陷阱”，可一听见枪声，他就赶紧缩回了城里。“现在他以为到勒阿弗尔去更可以为国效劳，在那个地方新的防御工事会成为迫切需要的东西。”莫泊桑讥讽地说。日后，莫泊桑在送给他的表兄路易·勒·普瓦特万的书中有句这样的题词“献给我亲爱的表兄——高尼岱的儿子”。路易的继父名叫高尔东，是个民主党政客，他大概就是“高尼岱”的原型。坐在这位法兰西拯救者身边的是一个妓女，外号叫“羊脂球”，她的原型在鲁昂的妓院里，名叫阿德里安·勒盖，莫泊桑在鲁昂中学时有时上街寻花问柳，与她认识。莫泊桑几乎花了大半页的笔墨给她绘制了一幅肖像：“她身量矮小，浑身到处都是圆圆的，肥得要滴出油来，十个手指头也都是肉鼓鼓的，只有骨节周围才凹进去好像箍了一个圈圈，颇像是几串短短的香肠；她的肉皮绷得紧紧的发着光，极丰满的胸脯隔着衣服向前高耸着；不过尽管如此，大家对她却都垂涎三尺，趋之若鹜，因为她那鲜艳的气质实在叫人看了喜欢。她的脸庞儿好像一个红苹果，又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芍药；在这张脸蛋儿的上部睁着两只非常美的大黑眼睛，四周遮着一圈长而浓的睫毛，睫毛的阴影一直映在眼睛里；下部是一张窄窄的妩媚的嘴，嘴唇是那么湿润，正好亲吻，嘴里是两排细小光亮的牙齿。”
莫泊桑长篇累赎地描绘这幅形象，是因为她象征着一种肉体的力量，一种本能的力量，一种令“那几位正经妇人”颇为轻蔑的“不合法的自由爱情”的化身。而这三位有身份的太太的三位更有身份的先生，在一种保守派的本能的驱使下，也站在了“民主党”高尼岱的对立面。
这样，小小的车厢里，因阶级背景的不同，立刻分化为两个对立面：以工业家、商人、贵族及其夫人们为一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上流社会”；以“民主党”和妓女为另一面，是一些危胁着“秩序”的因素。“他们（指‘上等人’）现在正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口气谈论着金钱。”莫泊桑写道；而“民主党”与妓女也对视着“上等人”，“眼光含着那么多的挑战意味。”
不过，这种对峙不久就因战争这个实存状态而打折扣地缓和了。莫泊桑把“战争的实存状态”具体化为一片四望无边的平原：“三点钟，他们来到了一片四望无边的平原，眼前连一个小村落都没有了”。这意味着：要挨饿了。莫泊桑在引入这个场景时充分显示出了他的天才，因为他使一种本能的力量——饥饿——从“上等人”那儿迸发出来，而为了刺激这种本能，他还不厌其烦地描写了羊脂球随身带来的一个大篮子：“羊脂球终于一弯腰从长凳底下抽出了一个上面蒙着一块白色饭巾的大蓝子。从蓝里，她先拿出一只陶瓷碟子，一只小银杯，然后是一只大罐子，里面装着两只切碎的小鸡，上面盖着凝结的冻儿；大家看见篮里还有不少别的好东西，什么肉酱啊，水果啊，糖果啊等等……在那些食品包儿的中间还露着四个酒瓶的瓶颈。她拿起一个鸡翅膀，仔细地吃着。”
这些上等人将在本能的力量下屈服，正如不久以前他们也在征服者——象征一种死亡本能——的力量下屈服一样。“随后，”莫泊桑写道，“香味一散开，大家的鼻翅就都张开，口里涌起了大量的口涎，耳朵下面那块颚骨也绷得直发痛。”
在本能前，人——在意识中不同身份的人——象征性地和解了。妓女发出了邀请；一车厢的人于是都半推半就地坐在了那个大篮子周围。
而且，居然还有语言交流了。
可是，这种阶级之间的和解，就和那顿饭一样短促。“多特到了”。莫泊桑立即引入这么一个场景，而在这个场景上，多了一个陌生人，一个作为征服者象征的普鲁士军官。死亡本能在业已消失的饥饿本能原来的位置上陡然闪现，——“一种很耳熟的声音使所有的旅客都不由得一惊；他们听见的是腰刀皮鞘触到地面的声音。”在灯光里，站着一位德国军官，正用阿尔萨斯人说的法国话命令他们下车。
向这个普鲁士人呈验了离境准许证后，这一车人走进旅馆。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旅馆的老板在饭厅的门口出现了：“谁是伊丽萨白·鲁赛小姐？”这个患哮喘病的胖子问道，“普鲁士军官要马上跟您谈话”。
作为妓女的羊脂球凭直觉就能知道这种“谈话”是何含义，可她不能像委身于任何一个法国人一样，委身于“这些戴着尖锐钢盔的大肥猪”，——因为，她是法国人，尽管是名妓女。
然而征服者以死亡本能胁迫一车厢人。而在死亡本能之下，又出现了分化：在上等人中间酝酿着一个阴谋，即以堂而皇之的言语劝说羊脂球“这位倔强的姑娘”。鸟先生的那位精明的太太是这样提出劝说的根据的：“既然是这个姑娘的本行，她为什么对别人不拒绝，却偏偏要拒绝这个人？”羊脂球陷在一种可怕然而无形的包围中，她的那些有身份的同胞像对付一座被围困的要塞那样对付她。想一想被围困的巴黎吧！
伯爵夫人接过商人之妻的话，去问修女：“那么，我的姑奶奶，您认为，无论用什么方法，天主是允许的吗？只有动机纯洁，行为本身总是可以得到天主原谅的了？”“有谁能怀疑这个呢，太太？”修道院的逻辑说，“本身应该受谴责的行为，常常因为启发行动的念头良好而变成可敬可佩。”
莫泊桑在这里实际上是借这个小场景分析法国战败的原因，那就是上层社会的背叛，也包括教会的背叛，正是它们诱使法兰西在铁蹄下苟延残喘。而高尼岱这个“民主党”呢，却在面临选择的时候选择了沉默，这个脆弱的“民主党”除了唱些高调外，是无力去为法兰西担负什么的。
吃晚饭时，在伯爵先生与饭店老板之间有一个简短的问答：“行了？”——“行了”。这就是凡尔赛的声音。羊脂球终于落入同胞挖好的陷阱，成了送给普鲁士人的活祭。
死亡的阴影在上等人的心头消散一尽。“第二天，在明亮的冬日照耀下白雪晶光耀眼。公共马车总算套上马，在门外等着了。”商人、工业家、贵族及修女一个一个爬上了马车；那个受了侮辱的妓女最后独自一人爬上车，不声不响地坐到她的位置上，一脸的羞愧与愤怒。
车厢内再一次出现分化，恢复到了前一段路程时的格局。谁也不去理睬羊脂球，这个委身于普鲁士人的妓女；只是，他们忘了：这名妓女仅仅只是为了他们才去忍辱含垢的。“没有一个人看她，没有一个人想到她。她觉得自己淹没在这些正直的恶棍的轻蔑里；他们先是把她当作牺牲品，然后又象抛弃一件肮脏无用的东西似的把她抛弃。”
马车沿着被冻硬的道路朝遥远的勒阿弗尔方向驶去。天渐渐黑下来。在车厢内“上层社会”的一片嘈杂声中，“民主党”高尼岱用口哨吹起了《马赛曲》的调子来，有时候甚至把歌词也哼了出来：
对祖国的祖圣的爱，快来领导、支持我们复仇的手，自由，最亲爱的自由，快来跟保卫你的人们一道战斗！
他固执地吹着，全然不顾车上人的胀红了的脸色。“在旅途的漫长愁惨的这八小时内，在车子颠簸震动的声响中，不管是黄昏刚黑的那一刹那，也不管是车厢里已经漆黑乌暗的时候，一直到第厄普为止，他便是这样一直执拗固执地吹着他那带复仇性的、单调的调子，逼得那些人，脑筋尽管非常疲乏，心情尽管十分愤怒，却也无法不从头至尾倾听着他的歌声，并且每听一拍，还不由得要把唱的每句歌词都记起来。“羊脂球一直在哭，有时候在两节歌词的中间，黑暗中送出一声呜咽，那是她没能忍住的一声悲啼”。
这篇小说是在读者——我不敢说是车上人——的罪感中结束的，因为是社会对一个孤独无援的女人犯了罪。当一八八O年的巴黎人阅读这篇作品时，旧痛犹在的他们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也许甘必大要算是那些有负罪感的人们中最典型的一个。一八八一年，他开始致力于军队的非政治化，不赞成共和派的军官执掌军权，“如果任命共和党的军官来领导这支军队将是一个错误。”皮埃尔·米盖尔分析说，因为军队的政治化势必削减其力量，难以负起“对普鲁士复仇”的责任。这多少代表了一种对于失败的反思倾向。而在文学界，这种反思不久就形成了一种潮流。
《羊脂球》的成功标志着莫泊桑最终选定了自己的形式，他不再是一位“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