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的发展”，以“把生活的准确形象描绘给我们，”迫使（“强迫”）读者去思考，而不是仅被感动。这差一点就是布莱希特的理性戏剧的理论了，——当然，这之间有众多的意识形态差异。
不过，讥讽并不是莫泊桑唯一的长处；有时，当他表现人在荒谬中的存在时，他的笔却是醮着泪水的。拉比士公司的记帐员勒拉老爹，几十年来，一直在那间单人牢房般的办公室里干活，一天傍晚，突然心血来潮，想到香榭丽舍大街散散步。然而，在享乐的象征的香榭丽舍大街，他却感到一种深刻的无可挽回的失落，一种青春、爱情和幸福都象未开先谢的花蕾似的失落。待他走到布洛涅树林时，虚无主义以及由此而生的悲观厌世的情绪，压倒了他，使他以一根细绳了结了自己可怜的一生。
这种悲观厌世的思想多少也是莫泊桑那一时期的精神倾向。保尔·布尔热在看望莫泊桑时，发现这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仿佛被一种巨大的痛苦缠绕着，尽管表面上却装出无忧无虑的样子。马克·安德里干脆地写道：“其他人以为莫泊桑正处于才华横溢的顶峰，但布尔热已经发现，这座大厦是多么脆弱。”他还谈到到他的工作间里弥漫着的那股乙醚气味。布尔热离开莫泊桑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悲惨、惶恐的莫泊桑！”
然而这一时期，也是莫泊桑最辉煌的时期。他在一种宿命论的挤压下，倾泻出自已残存的全部热情，用它去爱艺术，或者爱女人。“人生一切惨痛的美，占据了吉的心。”高尔德写道，“贫困的、褴褛的、奇怪的东西、穷苦生活中的调和，平凡的行为所包含的魅力，吉已经全部了解。诺曼第原野甘美悲哀的绿色包围着他，他沉醉于人生的美酒。他在自己体内感到原野一切动物的生命、活生生地活着的一切本能、一切欲望……那是绝对活着、而且成长着的东西，在我们眼中看来是生物的一切动物性深刻、怜惘、神圣的爱情。然后吉终于听见了回答自己的声音： ‘爱吧，吉，因为你孤独。爱吧。’”
屠格涅夫死了，却留给莫泊桑一种阴影般的悲观主义哲学；不出多久，雨果死了，带走了一种“诗的哲学”，一种使他能“在日光与夜色中间进击”（这是他弥留之际的一句绝美的诗）的力量，一如“日落”，黑幕在他身后垂临大地；而左拉呢，也已今非昔比，当年的风流早已荡然无存，无精打采，用语平庸乏味，夹鼻眼镜里的眼睛黯淡无光；那些经常来往的朋友也疏远了，尤其是龚古尔，他似乎对莫泊桑心怀妒嫉。
昔日的回忆已成梦幻，而当它再度闪入脑际时，已经不是作为慰藉者了，而是——残忍地说——另一世界的寒风。
莫泊桑让拉比士公司的记帐员勒拉老爹在布洛涅树林里自杀，从而象征性地完成自己的自杀。这似乎是悲观主义的一个命定的结局：疯狂或者自杀。梵·高选择后一种结局。我们这里并非偶然地并列了梵·高这位印象派画家与莫泊桑这位写实派作家，因为他们同时承受着无意义的时代抛在他们内心的浓重阴影。从艺术精神上说，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共通的倾向，即以绚丽得简直有点炫目的“语言”去描绘最细微的生命。这就意味着一种不合时宜然而灼热得足以烧毁自己的热情，一种渴望，一种把自己的丰富的内在性投射在冷酷的物象上的爱的冲动。莫泊桑不止一次参观过印象派们的画展；值得一提的是，他第一本小说集的插图就是点彩画的大师德加的手笔。当他在“独立派艺术沙龙”的展厅里疑神贯注于修拉的那幅《大碗岛上的一个星期日》并倾倒在它的魅力之下的时候，这之间已不是一种偶然的精神巧合。经常光顾作为梵·高那幅题为《城郊小咖啡馆歌舞场》油画的原型的“木质弹子房”——它是印象派们集会的一个场所——的莫泊桑，曾与奥古斯特·雷诺阿有过一次谈话。当雷诺阿谦虚地说自己因过于追求光天化日下的光线，而转移了他对形式的注意力时，莫泊桑却说：“我赞赏您用光富丽。您同我一样，喜欢描绘您身边的人物。”
的确，当莫泊桑在作品中想要描绘时，他立刻显示出那些痴爱大自然的富丽的阳光的印象派们的倾向，即以大块的色泽鲜艳的颜料涂抹在作品中，使那些被描绘的物象充溢着一种呼之欲出的质感，一种在沉默中呼唤的生命的原动力，一种骚动。以下这幅场景——在莫泊桑的作品中，这类描写俯拾皆是——如果不是印象主义精神的，那还会是什么别的呢？——“我们坐在一张石头长凳上。这是在五月。一股花香飘浮在洁净的小径上。温暖的太阳透过树叶，在我们身上洒下一大片一大片的阳光。拉·卜斯特里的黑连衫裙好象整个儿沉浸在光辉里。”
莫泊桑赋予了他的语言颜料以最纯净的原色，正如印象派们爱用鲜艳的原色一样；而且，他也老是为自己的语言颜料的亮度不能达到满意的程度而苦恼，而这也恰是印象派的一个共同的苦恼。
当高尔德从莫泊桑绯红色的一生中抽出“热情”这个词来的时俟，他是对的；假若用大量的艳事遮蔽隐藏在这一切之下的那个灼热的灵魂，那个被冷漠的时代伤害了的灵魂，那么，我们顶多只能看到一个虚弱的登徒子，而这不是真实的莫泊桑，——真实的莫泊桑是一颗发出灼热的光热的流星。这个比喻却是莫泊桑自喻的。
一八八七年，他的长篇新作《温泉》发表。出版家维克多·阿瓦尔谈到这部作品时，说：“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象您（指莫泊桑）这样深入我的内心；就是维克多·雨果也做不到。”阿瓦尔是把自己当作克莉斯蒂娜·昂德玛特了。“这就是莫泊桑的妙笔，”这位受感动的出版家说，“他正处在才气横溢，思想成熟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洞悉了莫泊桑的一种虚无主义的怀疑论，他称莫泊桑为“赫赫有名的，敏感的怀疑论者。”看来，法国的出版界以及批评界在维克多·雨果死后——甚至，在他仍以“大海老人”的形象巍然活在那些乐于忆旧的人们中时——就遗弃了他的那种过于博大以至难以栖息在世俗之人内心的诗情，而把他当作一个花白胡子祖父，一个更多地是从像框中望见而不是在香榭丽榭大街或者什么别的大街上遇着的圣者。
当阿瓦尔指出《温泉》是莫泊桑“才气横溢，思想成熟的黄金时代”时，他是否也在暗示一种已露端倪的衰落，一种精神热度的渐渐冷缩？
不管怎样，《温泉》的大获成功并没医治莫泊桑的怀疑论；这种悲观主义的怀疑论因脑中的一个神秘的痼疾的间歇发作而蒙上了一层极端厌世的灰色。实际，莫泊桑是一边推开悲观主义那黑压压的野蜂似的阴影，一边写作《温泉》的；而“温泉”呢，不正是一个疗养和治病的场所吗？继《温泉》后——不到四个月——完成的小说集《奥尔拉》具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那就是：作为客观叙述者的莫泊桑所极力排斥的“主观性”以扭曲的形式进入到了他那本来明澈见底的文体里。这些“主观性”的阴影是怀疑论与幻觉症在他脑海里落下的投影，从而使他多少具有了一点爱伦·坡和霍夫曼的色彩。
这是病态的一个反映；而当莫泊桑被悲观主义及肉体疾病折磨得如惊弓之鸟时，他是无力再推开这些沉重的内心阴影的。他顶多只能借助旅行——无休无止的旅行——去逃避这些内心阴影。就在《奥尔拉》激起的“奥尔拉热”尚未在巴黎的各沙龙里消散之前，莫泊桑却两次乘坐“奥尔拉”号热气球升空旅行。本来，巴黎人已被《奥尔拉》的神密、奇异的色彩弄糊涂了，而“奥尔拉”号的升空旅行更使巴黎人觉得这位写实主义者已经染上幻觉症了，——严重地说，已经疯了。莫泊桑是这样回答巴黎人的猜测的：“所有的报纸都说我疯了。随他们的便吧。这是一部想象的作品，它一定会使读者震惊，叫他们不止一次地打寒战，因为它太离奇了。”
离奇，这个福楼拜深恶痛绝的词，竟被莫泊桑精精有味地谈论着。
——不错，这是一八八七年，福楼拜在鲁昂的墓地里已经躺了七年，或者，已经朽烂在泥土里了。
当然，这丝毫也不是在指责莫泊桑。谁有权力指责一个同自己的幻觉症作斗争而有时不免输给了它的病人呢？巴黎，尤其是自己的寓所，在莫泊桑看来，都是一些幻影丛出的可怕的森林，他要通过旅行摆脱它们。继乘热气球升空旅行之后，莫泊桑又去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旅行。十一月二十一日他从阿尔及尔阿尔及尔写信给斯特劳斯夫人，说：“我最要命的是头痛，有时我便在太阳——真正的、火热的、首先落山的非洲的太阳下暴晒我疼痛的神经。”不久，他又去了突尼斯。他仿佛在灼热的非洲找到了治疗幻觉症的处方——火雨一样的阳光。他却以一个奇特的理由作为离开巴黎的借口：“我离开巴黎，甚至，离开法国，因为埃菲尔铁塔终于使我不胜其烦。”那么，埃菲尔铁塔，对他来说，倒底意味着什么，使他如此不胜其烦呢？——埃菲尔铁塔这个庞然大物，这个在巴黎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望见的钢铁建筑，进入莫泊桑的视野时，却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的骷髅”，一个导致幻觉的可怕存在。罗兰·巴特曾这样说过：“莫泊桑常在埃菲尔铁塔上用午餐，虽然他并不很喜欢那里的菜肴。他常说：“这是巴黎唯一一处不是非得看见铁塔的地方。’”
在这些候鸟似的旅行的间歇，莫泊桑还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 （《两兄弟》及《如死一般坚强》）以及两个小说集及两部游记。
《两兄弟》的题材是莫泊桑极少涉及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这个题材。珠宝商罗朗先生是一个垂钓迷，居然为了钓兴，而退隐到海滨城市勒阿弗尔。他有两个儿子，皮埃匀与若望，却像两个对照物一样：一个心怀宏愿，而一遇挫折，便垂头丧气；一个规矩踏实，并有一个稳固的职业——律师。母亲非常疼爱两个儿子，尽管儿子之间已滋生了一种敌意。这令人联想起古与艾尔维两兄弟来，——这个时候，艾尔维已被送进精神病院，整天喊着“啊！吉！坏蛋！你才是疯子呢！”一天晚上，当罗朗一家正酝酿着某种敌意的气氛时，一份遗嘱——这是罗朗夫妇的一个好友留下的遗嘱——被宣读了：若望继承了这个人的全部遗产。心怀嫉意的皮埃尔怀疑若望是母亲与那个死去的人的私生子。他一直在暗中调查着。有一天，他和若望吵了起来，他故意地把他调查来的秘密说了出来。若望大为震惊，逼母亲说出了真情。也许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了，——可是，若望以他的厚道宽谅了一切，并放弃了遗产继承权，甚至不久还帮助皮埃尔找到了工作，以至羞颜难当的皮埃尔再也不愿呆在家里了。
这里有一个和解的主题，一个以道德力量感化恶的主题。不过，这种道德力量没有宗教色彩，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种世俗道德，它几乎是动荡不安的“共和派的共和国”试图建立的那种家庭秩序的一个映射，因为，那时当政的温和派正在采取一些“本着容忍与和平征服的精神进行的” （米盖尔语）世俗化措施。因为谈到了道德在内心中的轨迹，所以这部小说显出一种心理主义色彩，以冷静为其特征。然而这部小说却是在乙醚等麻醉物的麻醉状态中写成的；在给 《费加罗报》的医学专栏作者莫里斯·德·弗洛的一封信中，当谈及《两兄弟》的写作时，莫泊桑说：“这本书，您觉得很有分寸，我也有同感，它的确分寸适度；这本书，我没有一页不是在用乙醚把自己陶醉了的情况下写的。这种麻醉药使我达到了高度的清醒。”
《两兄弟》的篇幅并不很长。不过，在它前面的那篇题为《小说》的序言，却是一篇长篇大作；莫泊桑在这篇序言中浓缩了他对小说与小说批评的全部重要的见解，其独特之处在于它选择了更为超然的立场。“批评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就该有诗意的激情，而后证明他的梦想是平庸的，普通的，还不够奔放或瑰丽。”莫泊桑写道，“不过，如果我们批评一个自然主义者，就要向他指出某一点上他的作品中的真实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尽管如此，谈到自己的倾向时，他使自己不仅逃脱了理想主义的某种制造奇遇的作风，而且也避免了陷入自然主义的刻极描摹的做法。他更多地接受了布瓦洛的诗学传统，而将自己列入法国文学的脉线之中。这从他对法语的态度便可看出。“法兰西语言是一泓清水，”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