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种十足的恐犹情绪，一种对于一个新崛起的社会力量的恐惧，一种见于虚弱民族的对于一个更为强大的民族的恐惧。谁敢否定排犹运动的背后与其说是一种仇恨，不如说是一种恐惧，几个贫弱民族对于一个底气很足的强大民族的恐惧，或者嫉妒？
也许犹太人的代言人在说话时过于狂妄。这不仅见于高卜赛克，也见于这位昂德马特先生，他对小舅子贡特朗说：“这既是政治，又是军事、外交，一切的一切。永远要寻找、发现、创造，分析一切、预见一切、综合一切。不顾一切。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战斗，就是要依靠金钱。我吗，我把五法郎的硬币看作是穿红裤子的小兵；把二十法郎的金币看作是穿着华丽制服的中尉；把一百法郎的纸币看作是上尉；把一千法郎的纸币看作是将军。我战斗着，老天爷哪，我不分昼夜地联合一切人，跟一切人战斗着。这就是生活，这就是象过去的强者那样的阔阔气气的生活。我们就是当代的强者，是所向披靡的真正的强者！喂，请看这个村子，这个贫穷的村庄！我吗，我要把它变成一座城市！”这种气势正是拿破仑·波拿巴俯视着欧洲地图时的那种气势；难道昂德马特不正是一个银行家的拿破仑吗？这实际上象征着一种力，一种从贝多芬——又是一个犹太人！——的键盘下迸发出来的力，一种永不止歇的力。
可是，路易·菲力浦之后的法兰西似乎已跟这种更男性化的力陌生了，这位骑在马上便感到痛苦不堪的虚弱的皇帝，带给法兰西一种文雅而又虚弱的风气，以至象打了一场胜仗归来的昂德马特在向妻子说了一声“我爱你！”之后没有换一口气便又接着说“刚才我又赚了一笔！”时，居然被她看作是一个没有情趣的机器人。可是当凯旋归来的拿破仑跳下战马向迎接他的约瑟芬说“我爱你！”之后随即接着说“我又征服了一个国家！”时，法国的史家们却认为他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天才呢，以至把他比作战场上的维特？奇特的历史！——不过，写拿破仑历史的是些贵族，他们掌握了历史的话语权，因而掌握了历史的审判权。而犹太人是一个流浪的民族，一个栖居的民族，一个边缘民族，它被控制在异族的话语权里。资产阶级的一个重大失误在于他们夺取了一切物质的权力时，却遗忘了话语的权力，以至它的历史总是被那些对它充满嫉恨的人起草。
前面说过，拉弗内尔先生要以昂德马特夫妇婚后的子女接受天主教的教育作为昂德马特这个犹太人娶克莉斯蒂娜（这个名字的发音近似“christ”——“基督”）为妻的前提；可是，莫泊桑仿佛出于一种天主教的敌意——他自己是不大信仰宗教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会放弃本族的天主教而去维护异教——让这对夫妇婚后两年仍然膝下无子。——当然，作为基督徒，看到犹太教以男性的力量占有天主教并产生一个宗教混血儿，那不仅是亵神的，而且也是难堪的；要是万一这种异教婚姻有了子嗣，那么，这些子嗣也只能继承天主教的血脉，而不是犹太教，——简单地说，这些子嗣应被克莉斯蒂娜命名，而不是被昂德马特命名。这是一种话语权力。拉弗内尔先生对此深谙底蕴。
不育的克莉斯蒂娜随同丈夫昂德马特一起来到昂伐尔谷底的温泉，希望这种含矿物质的泉水能够治好她的不育症。这是小说开始部分的场景。不久，昂德马特先生在昂伐尔谷底发现了自己的天才得以施展的战场——他要建一座温泉城；而昂德马特夫人也发现了一个令她感兴趣的东西，一个名叫保尔·布雷蒂尼的基督徒，她对他投以火一样的热情。
莫泊桑有意让读者倾向于认为克莉斯蒂娜的性感的觉醒是因为温泉的触摸，可是这种解释多少带有一些自然主义色彩，正象他解释约娜的性感的觉醒时一样。其实正是保尔·布雷蒂尼这个“身材修长的年轻人”——想一想她对自己丈夫的描绘吧： “他圆脸，秃顶，加上一双肉鼓鼓的手，两条粗短的大腿，活象一个胖娃。”——启发了克莉斯蒂娜在犹太人身边时沉睡的性感，一种动物性的热情的本能。莫泊桑这时插进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她已毫无保留地委身于他，就象献身于上帝一样。”这个“上帝”肯定是基督教的“神”，而决不是犹太教的“耶和华”。
昂德马特对此一无所知，一心扑在温泉城的工程上，而显示出犹太人才是这个天主教世界的财富创造者。那些贵族、天主教徒呢，却只会享用这些财富，象寄生虫一样。在这方面，贡特朗也许是一个典型，他曾对他的姐夫、犹太人昂德马特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喜欢花钱就您喜欢挣钱一样。我不会挣钱。一个人总不能样样都会啊。您懂得挣钱。
可您一点也不懂得花钱；我呢，我不会挣，但我花得漂亮。我们是天生的一对郎舅！”
当然，天主教徒并不都象贡特朗那样是享受者。莫泊桑还颇有深意地引入了一个尴尬的角色上场，——他就是奥里奥尔，一个试图从农民的硬壳中脱出、可还未长出资产阶级的翅膀的虫蛹型动物，或用昂德马特的话说，“一只第三纪时代的动物。”他象农耕文明的军队覆灭于工业文明的军队一样，很快就被银行家昂德马特击败。再提一下，这是第三共和国时期，也即“银行家的共和国”时期；就在《温泉》问世的次年，一八八七年，巴黎建造了埃菲尔铁塔，它多少是工业文明的一个象征。在埃菲尔铁塔还在筹建中时——一八八七年二月——巴黎的《时代报》发表了一封反对建造埃菲尔铁塔的公开信，而莫泊桑是签名者之一。可见，《温泉》的作者实质上还是一名贵族，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不过补充说：他所指的“贵族”不是血缘意义上的，而是智力意义上的。
可这两者是难以区分的；更常见的情形是——既是血缘意义上的，又是智力意义上的，因为血缘的遗传也是智力的一种遗传。荣格阐明了这一点，他使用的概念是——“集体无意识”。莫泊桑本人正是这双重意义上的贵族。
温泉城落成之时，也是阿尔莱特——克莉斯蒂娜与保尔的女儿——落地之日。本来，昂德马特——他还不知道阿尔莱特不是他的女儿——更想给女儿一个更有基督教色彩的名字，叫什么“小克莉斯蒂娜”，但基督教的婴儿的命名权不在这位犹太人手上，而在克莉斯蒂娜与保尔的手上。“毫无疑问，他们太不一样了，”莫泊桑谈到昂德马特夫妇时说，“相互间距离太远了，人种太不同了。——这么说，也许只有身材相同，气质相仿，思想本质相近的两个人才能通过自愿尽职这根神圣的锁链，感到相互联在一起。”后面一句只是对于自己的行为的一个辩护，它的意思无非是说，供奉不同的神祗的人是不能走在一起的，除非敬同一个上帝。这是一八八六年，排犹运动正在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推波助澜下进行；不久，一个银行的中间人雅克·德·雷纳克遭排犹记者德律蒙控告，突然死去，这要算是现代犹太人的被迫害史的开篇。奇怪的倒不是这种右翼民族主义的排犹运动的出现，而是排犹运动与反工业革命的运动出现在同一时刻。我们已经聆听了一八四六年米什莱的反工业革命使社会误入歧途的演讲，我们还将听到一八九四年军事法庭对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的判决，而当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我控诉》的文章试图为这位受冤枉的犹太军官鸣不平时，他自己也受到了审讯，并被判罪。这是人的理性黯淡的时刻；无论是反工业革命，还是排犹，都是典型的情绪的渲泄，前者基于怀旧的田园主义精神，后者基于排他的民族主义精神。
从这种意义上说，《温泉》其实是一本融怀旧精神与排犹意识于一体的小说，它是那个时代跳动的脉博的一个连动，它的意识形态至少是保守的，——我不说它是“反动”的。它已失去一种高于时代的时髦逻辑的批判精神——莫泊桑早期是有这种精神的，至少，杀死“菲菲小姐”的那个妓女拉歇尔是个犹太人——而屈从了时代的时髦逻辑。左拉没有这样。这位“客观论者”一直谨防着理智落入非理性的圈套。
精神病院
一八八七年八月的一天，艾尔维·德·莫泊桑正在自家的花圃里干活——那时，灼热的阳光、真正诺曼第的阳光象火雨一样倾泻在大地上，也倾泻在艾尔维的头顶上——突然感到可怕的黑幕垂在他的眼睑上，他昏厥了，栽倒在花草中，过了许久才被发现。
正在戛纳消闲的洛尔闻讯赶来，并在路途上给远在孚日山区旅游的吉拍了一封电报。
可是洛尔低估了艾尔维的这种间歇性的昏厥症，把它看作那种因暴晒日光而患的日射病。可吉并不这么乐观，因为他自己就一直被这种奇怪的头痛病折磨着，而且不仅仅是头痛，还有随之而来的幻觉、失明。
自一八八三年十一月起就被莫泊桑雇为仆人的弗朗索瓦·塔萨尔在日记中记载了主人的一些早期症状，例如“一连三个小时，吉失去了视力。
他嚎叫，他要自杀，真惨！”实际上，有时，当吉站在穿衣镜前时，他竟看到镜中空无一人；而有时候，当他独自走进自己的书房时，却发现有一个人，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男人，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而当吉伸手去触摸时，扶手椅上却空荡荡的。更为可怕的是，有时，他正伏案写作，偶而回头一望，只见“自己”正站在自己的背后。《奥尔拉》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它恰好充满了各种奇异的幻觉。
吉把艾尔维带到一家精神病院，检查以后，医生委婉地提出艾尔维得住院治疗。可是，洛尔没有同意。《奥尔拉》的发表滋生了荣誉的同时，也滋生了一种传闻，即：能写出《奥尔拉》的人必有精神分裂的体验。而这种传闻正是洛尔不同意送艾尔维去精神病院的原因。——假若把艾尔维送进了精神病院，那不刚好证实了吉、她的伟大的儿子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吗？那时，家族遗传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流行开来，左拉的作品就融入了这种新医学的因素。
可艾尔维的再次发作却差点使他的妻子丧命：他在一种恐怖的疯狂中想掐死她，她仓皇跳窗逃命，光着赤脚跑到田野里去了。吉怀着痛苦的心情写信给在巴黎的父亲居斯塔夫：“艾尔维的头脑完全错乱了。昨晚吃晚饭中间，他竟锯起木头来，直到筋疲力尽。”
医生们只好劝说莫泊桑一家将艾尔维送进精神病院，因为他在发作时往往带有暴力行为。医生让吉担负一项带欺骗性的艰难使命，即以“换个环境”为借口，把艾尔维带到里昂的精神病院。余下的事自有精神病院大夫们料理。
一八八九年八月十一日，一辆马车驶近里昂布隆精神病院——一栋更象别墅而非病院——的大楼门前。吉心怀罪感地把没有丝毫疑心的艾尔维引进了小客厅，这时，早已布置好的两个壮实的男护士悄悄而又迅速地走到了艾尔维背后，架住了他。“混蛋吉，你让人把我关起来……，”艾尔维一边挣扎一边疯狂地喊道，“你才是疯子，我告诉你，你才是家里的疯子！”他的撕心裂肺的声音终于远去，消失在走廊里昂，而后是铁门的哐当声及随后的死一样的岑寂。“从昂蒂布到里昂，”马克·安德里写道，“仿佛是在地狱中旅行，他经历了多少残酷时刻。”吉与艾尔维一起长大，一直情同手足。这位性情温厚的弟弟不象哥哥那样具有文学的野心，而甘心于在花圃里弄弄花草。
把艾尔维送进了里昂的精神病院之后，吉凄惨地返回了巴黎。可是他自己的头痛症也日益严重，以至有时不得不整月放弃写作，去阳光明媚的非洲旅行。可在参观突尼斯的一座医院时，一个年老的疯子突然从柱廊的阴影下奔了出来，朝参观者喊道：“你们，你们，我们都是疯子，我，你，医生，看守，长官，都是，都是疯子！”这个可怜的疯子让吉想起了远在里昂的布隆精神病院的艾尔维，也许此刻艾尔维也站在阳光下喊道：“吉，你才是疯子！”这刺痛了吉，深深地刺痛了！当一个已失去常人的智性、近乎白痴的疯子——而他竟是你爱着的亲人——对你满怀你无法去向他解释的仇恨时，这不仅仅是一种沉压人的罪感。“我生活在令人忧伤的一幕幕可怕的场景之中。”吉苦不堪言地写道。艾尔维的忧郁的影子老在他的幻觉中浮现，有时，他从弟弟的影子中又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正以凄凉的眼光望着自己。吉在抑郁的情绪与地中海的灿烂阳光中沿着海岸航行，他乘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