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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在倾盆大雨下进行的行军过后不久，莫泊桑所在部队也迅速地卷入了大溃退的洪流中。溃不成军的法国军队象乱蚁般地退向巴黎，接着穿城而过，退向更远的地方。“最末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预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勇，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大崩溃，英勇昭著的民族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外其中也是张皇失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这撤退的最后一幕刻在了莫泊桑的记忆里，只是他并未再跟随这些溃退到河对岸的队伍，他奉命送一封公函去勒阿弗尔，而脱离了自己那个已失落在溃散洪流中的部队。
莫泊桑徒步奔走了六十公里，总算把公函送到了勒阿弗尔的参谋部。然后，孤身一人的吉准备返回巴黎。当他徒步穿过遗弃着各式各样的军用物资的平原，朝巴黎的方向走去的时候，他不知道，第二帝国已被巴黎的市民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共和国”的临时权力机构，然而，正如皮埃尔·米盖尔所说的，“九月四日成立的共和国十分脆弱，这是一个早产的婴儿，而且还面临着普鲁士大炮的威胁，这个危险当然不算小。”这个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是朱尔·法弗尔——他曾夸大其辞地说：“我们决不让出我国的一寸土地，也决不让出我国要塞的一块石头。”事隔半年，他却在弗里埃尔城堡和俾斯麦秘谈投降条件——另一位是甘必大，多年以后这位不很走运的政治家谈到艺术的时候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喜欢的倒是某种忧郁一点的风格。现在这个时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法国有很多创作还没有得到医治。”
长途跋涉的莫泊桑刚刚走进巴黎的城门，巴黎就被四面涌来的普鲁士人团团包围，以至甘必大以及另外两名政府要员只得乘坐热汽球离开巴黎，到外省去寻求援兵。
莫泊桑的父亲居斯塔夫那时正在巴黎，见到满身泥泞的儿子，便问：“你在诺曼第不是领教过普鲁士人的厉害吗？何以又自动地跑回这里来？”“诺曼第并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争，那里不需要我。而这里将会有一场恶战。”吉回答说。
吉的判断又错了。巴黎并没有什么恶战。一个月后，饥饿而又恐惧的巴黎向普鲁士人亮出了白旗：巴赞元帅率兵十七万人向城外的敌人投降了，以便为阿道夫·梯也尔镇压迫在眉睫的工人起义保存实力。
巴黎的投降使莫泊桑绝望地离开了这座城市，返回了埃特尔塔小城，洛尔的身边。那时，普鲁士人也进入了该城，军刀碰在皮鞋上面直响。这对小地方的那些皮肤黝墨、满手老茧的下等人无疑是一个刺激。
于是，在夜幕下，在旷野中，经常会有一些英勇的然而不留姓名的个人复仇。“可是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夫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莫泊桑后来写道，“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一刀砍死的，有一脚踢死的，也有头被石头砸开的，也有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水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但享不到光荣的盛名。”
在埃特尔塔，吉也是一个复仇者。他曾和另外一个硬汉手持勒福舍猎枪，在郊外的树林中寻找普鲁士人的小股巡逻队，只是，雪后的树林，一片寂寥，没有人迹，连飞鸟都看不见。
是的，普鲁士人不见了，他们提前十八月撤回了本土，因为，国防政府已向他们缴付了足够的赔款，并将阿尔萨斯全省及洛林省的一部分割让给了普鲁士。而摆脱了征服者的梯也尔政府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消除巴黎的革命火种。三月中旬，巴黎工人起义，并于下旬成立“公社。”
梯也尔像刚撤走的普鲁士人一样，重新包围了巴黎。在这个长期被围的城市里，经济生活等于零，因而，皮埃尔·米盖尔说，“就巴黎而言，公社这一插曲仿佛是围城的继续。首都已被团团围住。它将很快地受到围攻。”
梯也尔的军队 （“凡尔赛分子”）从未曾设防的圣克鲁门进入了巴黎，开始了五月下旬的“流血周”。最后的战斗发生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墓碑之间。公社遭到失败。此后，巴黎不再是爆发革命的中心了。巴黎终于成了一座没有血性的城市。“感激涕零的共和派为梯也尔编织了花冠，然后一砖一瓦地为他重建被焚毁的宅第—— ‘新雅典’”米盖尔这样说。从此，巴黎已失去了它曾经有的激进主义，而供奉了保守主义这面白色的旗帜。
巴黎公社这段历史，莫泊桑并不是目击者，——那时，他还在埃特尔塔海滨城。阅历并不算丰的莫泊桑几乎在日后的作品中没有谈及这一在他的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也许出自他对工人阶级的尚不明晰的同情态度。然而，最为内在的原因却是：这个具有政治良知的作家在未弄清楚问题前是不急着表态的，也不会将他未曾感觉过的事件写于作品中。
这是一种对于真理，对于艺术的忠诚。于·列那尔谈到莫泊桑时，说：“莫泊桑，他很少自白。他不说：‘我是真理的源泉。’”
一八七一年的七月，莫泊桑告别了埃特尔特，登上了重返巴黎的驿车。等着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巴 黎
满是泥斑的驿车缓缓驶进了巴黎城。这是梯也尔的巴黎，一个以论坛取代街垒的巴黎。阿莱维谈到这个时期巴黎的精神风气时说：“人们不再示威游行，而是去投票，按照乡镇的共和派、兽医和酒商的建议，将委员会准备的选票投入票箱。”甚至梯也尔垮台后，取而代之的是色当的战败者麦克—马洪元帅组织的一个“公爵们的共和国”，一个试图在法兰西重建已跌落在尘埃中的“道德秩序”的不很牢固的政权。这样，作为历史的一个循环，那一度被断台头驱走了教会势力，开始着手“收复人心”。任何曾使巴黎扬名的激进主义都被视作“从革命中脱胎的世俗社会的现代祸害。”教会想在法国生活的一切领域——国家、城市、家庭——恢复上帝的权威；对于教会来说，法国重新成为传布宗教的地方。皮埃尔·米盖尔从宗教的重建看出这“完全是一种复辟。”
其实，这种调子只是第二帝国受伤的理想主义的一个重复，或者，一声轻叹。路易·波拿巴在十年前就暗示了这种阴沉的时代气质，他在一本化名撰写的小册子上中发了这么一种低调的言论：“领土越小，追念起深。”
这一时代的文学却显示了某种异乎寻常的批判精神，这也许是街垒让位于论坛的一个必然结果。被路易·波拿巴流放在外的维克多·雨果在波拿巴倒台后，重返法国；这位奥林匹斯山神带给了法国文学一种对于法兰西的热情史的研究。他的这种研究已褪去了早期的浪漫主义色彩，而显示出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于历史的全部洞悉，它体现为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不过，确切地说，尽管雨果那时仍是个伟大的作家，可是对于“爵爷们的共和国”及其后的时代来说，他更多地是被当作一个享有崇高敬意的父亲的形象，而被社会关注，他在气质上更属于那个已经故去的时代，那个与巴尔扎克并立的时代，——一八五○年八月十七的夜间，奥瑙利·德·巴尔扎克这位“历史的书记员”的去世，标志着一个热情似火的时代的精神的终结，一个既产生了拿破仑，又产生了伏脱冷的时代的埋入地下。在他之后，时代的风气或者精神显得越来越卑琐了。
这一时代的文学精神呈现出——勿宁说是——一种反浪漫主义的倾向。研究代替了热情，手术刀代替了枪。而从文学所表现的主题言，对于历史的宏伟场面的追求，也即巴尔扎克所说的对于“一种浩瀚地气势”的追求，已让位于对于现实的精细的分析，爱米尔·左拉的“鲁贡—马卡尔家族史”，就是放在他的手术台上的一个病例。这位颇读过一些医学书——其中包括克罗斯·贝尔纳的遗传学——的作家这样说过：“不谈什么日神、月神，也不会象我们的诗似的，看着一枝芦荻或是一片月光就会昏晕。”有趣的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位文学家——居斯塔夫·福楼拜，他的成名要比左拉早——也有“医学”的背景：他的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的一个主任医生，小福楼拜曾扒在窗口看他解剖尸体。
外科医生的冷静的气质代替了热情的不可靠的迸发。巴尔扎克曾幻想过这种“外科医生的似的冷静与客观”，他笔下的医生毕安训便是这个幻想的一个寄托；可巴尔扎克的气质过于炽热，是一个巨人似的气质，这使他的艺术呈现出浩瀚的气势的同时，又不时地显出一点粗糙的痕迹。可以想知，他以后的文学精神将朝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即失去了浩瀚的气势的时候，又获得了一种艺术的精致。与莫泊桑同时代的那位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也许集中体现了“艺术的精致”这种时代精神。他在把雨果或巴尔扎克（他喻之为“从一个山顶到另一个山顶建筑的一些宏伟的高架渠”）与梅里美 （他喻之为“紧紧贴着地面，没有无用的装饰，也没有不必要的玄虚的水管”）作了一番比较后，说道：“对于这些宏伟建筑，我们固然赞叹；但如果我们发现沿着地面装设一些简单的小管，来代替那些伟大的建筑，我们的赞叹就会更大了。”
医学的发展同时意味着科学的发展；在哲学上，就产生了实证主义。丹纳提出的“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的原则，多少代表这一时代的一种普遍倾向；而丹纳自己受了普法战争的刺激，而决心从事“现代法兰西渊源”的研究。
冷静，客观，分寸，——这是第二帝国垮台以后精神领域的一种风气。这是一个更加谨慎的时代，因为它已经被接二连三的恐怖弄胆小了，也更理智了。
一种“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指梅里美）的文风将成为这个时期一派作家的风格。从我们这个更加谨小慎微而且时代精神显得更为猥琐的时代的心理来看，这些细小然而精致的艺术，也许高于那种宏大然而粗糙的艺术，因为那种宏大的艺术不自量力的地想去与哲学争夺地盘，与历史争夺地盘，而精致的艺术除了借用一下医学外，并不准备把主观的热情倾注在对时代的思索中，它的精神被福楼拜用一个词概括起来，这个对莫泊桑具有深刻影响的词是——“非个人化”，它的意谓着“客观”、“第三人称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