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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巴黎，德雅泽剧院首演一个无名小辈的剧本是不会引起任何轰动的。这时，福楼拜凭着自己在新闻界的一种无形的力量，使 《高卢人》报和《费加罗》报答应派评论家捧场。“小蓝头”的几个有份量的朋友也接受了邀请。莫泊桑还让人给都德送去了两张票。一切准备就绪。
演出的那天，莫泊桑坐在观众席里，又得意又羞怯地望着台上。观众显得十分热情。——当然，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是来捧场的。演出还算成功。翌日，有几家报纸登了几篇评论文章，尤其以“小蓝头”的朋友泰奥多尔·德·邦维尔那篇最为出色。他走进公共教育部时， 《情人》的作者莱昂·迪雷克思真诚地握住他的手，说道：“我亲爱的吉，您很有才华。我敢肯定您会在我之前跳出公共教育部！——我呢，我不会有多大希望！”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文学界的一种真诚的友谊。事实上，在一个许多人都甘愿为他人的土壤的时代，天才是容易生存的。天才往往是一株脆弱的植物。
福楼拜一方面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提携莫泊桑，另一方面，又对莫泊桑严厉得近乎残酷。他本来想通过几篇作品的发表，激励一下极易坠入沮丧的莫泊桑，可是，莫泊桑竟急切地想把任何写下的东西都投给报刊。福楼拜从这种急于功名的态度里看出一种危险的倾向：文学上的责任感的缺乏。他这个对于自己的作品百般挑剔的文体家，把文学上的责任感视为一个天才的证明。莫泊桑在福楼拜去世以后，写过一篇题为 《居斯塔夫·福楼拜》的论文，其中记载了福楼拜的一句至关重要的话：“离开文体无作品。”
他从莫泊桑早期的作品中看出两个致命的缺陷：现实感与独创性。
福楼拜作为“客观性艺术”的创立者，一直对主观性情感倾泻的作品怀有深刻的敌意，在他看来，这种倾泻往往渗透着作者本人的一个主观评价，而这种评价除了是意识形态之外，还能是什么别的呢？“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模糊糊地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在另一处，他又说道：“一行一页，一字一句都不应当有一丁点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痕迹。”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
他进而对莫泊桑这位惯于模仿——天才往往始于模仿——的新手解释独创性的含义，象他惯常的做法一样，他首先剥去了包裹在“独创性”这个词外表上的神秘性。独创性，确切地说，只是一种独到的观察。“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地用心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被发现的东西，因为人们用眼睛观看事物的时候，只习惯于回忆起前人对这事物的想法。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点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让我们去发掘它。为了要描写一堆篝火和平原上的一株树木，我们要面对着这堆火和这株树，一直到我们发现了它们和其它的树，其它的火有所不同的时候。”这真象美术学院的学生的写生课。的确，福楼拜在谈到独到的观察时，往往是以一个写生者的角度来谈的：“当你走过一个坐在自家门前的杂货商的面前，走过一个吸着烟斗的守门人的面前，走过一个马车站的门前的时候，请你给我画出这杂货商和这看门人的姿态，用形象化的方法描绘出他们包藏着道德本性的形体外貌，要使得我不会把他们和其他杂货商、其他守门人混同起来，还请你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有一匹马和它前前后后五十来匹马有什么不同。”
这的确是任何一个想拥有独创性的作家的箴言。当左拉在他的一封信中把这种独到的观察比喻为“一片薄薄的玻璃”的时候，这种见解就形成了整整一个流派的宗旨。这个流派有时被称为“自然主义”，有时被称为“客观主义”，更常用的名字也许是“现实主义”，福楼拜并不满足于映像的透明，而且，他要赋予所发现的这个独有的特征（映象）
一个确定的形象，这便是著名的“一词论”：不论人们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词最能表示它，只有一个动词能使它生动，只有一个形容词使它性质最鲜明。因此就得去寻找，直到找到这个词、这个动词和这个形容词，而决不要满足于 ‘差不多’，决不要利用蒙混的手法，即使是高明的蒙混手法，决不要借助于语言的戏法来回避困难。” （莫泊桑语）
福楼拜实际上是把古典主义、文体意识及现代意识三者融为一体。
他引述的最多的一个理论家是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布瓦洛，而布瓦洛几乎成了莫泊桑的一个准绳，他的论文及作品序言中常有“布瓦洛说”这样的句子。
从此，克鲁瓦塞成了莫泊桑假日的唯一去处。他带着一个星期的习作——诗歌，专栏文章，短篇小说，或者剧本的片断，这些都是利用工余闲暇或者夜晚写成的——去克鲁瓦塞聆听“老野兽”的判诀。而“老野兽”最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撕了！撕了！——你以为我会劝你发表这种东西吗？”或者：“这是骗小孩的，撕了吧，你在诗中所采用的象征，从巴比伦时代就有人使用。”当吉沮丧地把习作扔进壁炉中时，他对正靠着书桌朝他做鬼脸的福楼拜说：“我感到悲哀。在衙门里搞创作很辛苦，我觉得好象是陷在秃头和坐骨神经病的病人包围之中。”听到这里，“老野兽”走过来，面含笑容地抱住吉的肩头。“不，已经好多了，”这个严厉的老头此时温和地说，“虽然此后仍很艰难，但你已经进步了。”
莫泊桑的悲哀感是有根源的。当他枯坐在办公室里——此时，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尽管离下班时间还早——觉得时间在静悄悄地流逝时，他往往抽出稿纸来，想把久已禁绕于怀的一个意象写下来，这时，科长含讥带讽地打断他：“莫泊桑先生，您是由国家付钱替国家办事。在七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明确地禁止您干公务以外的事。”办公室的同僚们也在私下传播“椋鸟诗人”的笑话，一个长期写作而鲜有付梓的预备诗人的笑话。假如说这位科长出于办公纪律而责难莫泊桑，那么他不仅情有可原，甚至，还能获得“要求部下严格”的赞誉，可以下这一席出自于他的话却未免显示人身攻击的恶癖：“我这里不得不谈到莫泊桑科员。”这位盛气凌人的科长在一次全科大会上说，“身为国家雇员，莫泊桑都干了些什么呢？他在公事文件的下面藏着稿纸，以办公为幌子而一心营私，真是利欲熏心！”说完这番“行政批评”的话后，这位科长竟又自充内行地对莫泊桑进行了一番“文学批评”：“再让我们看一看莫泊桑先生的才能吧。他近来正忙于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也许他还有写作长篇小说的雄心，可是据我看，他却连什么是长篇和中篇都不甚了了。”
这番“文学批评”只有一句话真实，那就是：“他近来正忙于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也许他还有写作长篇小说的雄心。”这是一八七八年的年底。在克鲁瓦塞作坊里反复锻造的文学天才即将“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他在此时已经拟订好了《一生》的写作提纲，不久，又创作了小说《西蒙的爸爸》及《羊脂球》。单是这些，就足可以使“莫泊桑”
这个名字传诵于巴黎所有的沙龙。
从另一方面看，莫泊桑与“秩序性工作”的格格不入也已到了势必决裂的程度。艺术家的生活与小职员的生活恰像两个极端，而莫泊桑自己是无力调节这种冲突的，因为这种冲突不仅是外部的，而且是内心的。莫泊桑想象着一种能够给创造力卸去枷锁的生活方式；而除了做一位“职业作家”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呢？拜伦爵士说过：“一觉醒来，我发现我出名了。”他的意思是说：此后，他可以按照另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了。这种不为社会规犯约束的生活方式被巴尔扎克比喻为“多少有点像卖私的女人。”
梅塘晚会
一八七九年对于莫泊桑来说，是在小职员与艺术家之间作出最后选择的一年。他来巴黎已经整整十年；除去法学院的一年时间以及战争的时间外，将近八年的时间，他是在政界里度过的，而这仅仅是为了生计。可是，当初，他是怀着文学的野心登上驶往巴黎的长途驿车的。当他的弟弟艾尔维偶来巴黎探望他时，望着官僚气刺鼻的办公室，这位诺曼第人低声说道：“呸！这些官吏。”又转向他哥哥，说，“不过，你也渐渐像他们了。”艾尔维这句话深深触动了莫泊桑的痛处。“我在无形之中渐渐官僚化了！”这位“椋鸟诗人”几乎绝望地想。“办公牢房”像一个巨大的阴影压抑着他，逐渐地冻结他的创造性，并“一点一点地把我毁掉。”他这一时期的一封信这样写着，“每天七个小时的工作完了以后，我没法消除掉那种使我精神不堪其苦的劳顿。我想给《高卢人报》写点专栏文章，挣几文钱。可是办不到，一行字也写不出来。我真想扒在稿纸上大哭一场。”
只有那些同样被刻板化的职业像岩石一样压抑着的创造性心灵，才会理解这种“想哭”的冲动。天才困于事务中，这情形，就像野兽困于囚笼中一样，都是对本不受约束的一种“野性”的约束。
假若说莫泊桑不时地把受压抑的创造力发泄在过分的情欲上从而作为对压抑以及随压抑而来的郁闷的变相补偿的话，那么，在这沉闷的时刻，他也将更多的时间倾注在文学上。
莫泊桑通过福楼拜结识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诗人以及出版家，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左拉了。左拉自《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小酒店》于一八七七年发表后，他在巴黎文学圈子里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大师似的人物；当然，他那套被巴黎最狭隘的批评家当作靶子的自然主义理论，也赢得了一些年轻的信徒，例如保尔·阿莱克西、昂利·赛阿尔。莱昂·艾尼克及乔治·卡尔·于依思芒斯。有人将莫泊桑也列入这一自然主义信徒名单中，因为莫泊桑不仅与左拉小团体从往甚密——左拉的梅塘别墅简直就是福楼拜在克鲁瓦塞的住处——而且，他日后的小说中也有自然主义的痕迹。可是，“痕迹”并不代表整体的风格；莫泊桑本人也拒绝承认从属于这一团体，换句话说，莫泊桑不承认自己从属于任何一个团体。在反驳对左拉的攻击时，莫泊桑说：“疯子才会攻击左拉，他是伟大的，不平凡的，代表世界的人物之一。”可他又与左拉那些狂热的信徒不同，不会因门派而模糊了判断力。他补充说：“不过，左拉的方法，正如雨果的方法是艺术的一种不同形式一样，也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绝对的艺术。”在另一处，又说：“与写实主义及浪漫主义同样，我也不相信自然主义的存在，这只是名词而已吧。”
尽管莫泊桑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游离者的位置，以便更好地观察一个事物的各个侧面，然而，他又不错过几乎每一个“星期四聚会”，——这是自然主义者们的一个文学聚会：每逢星期四的晚上，左拉还有他的五个崇拜者，一起在圣拉萨尔街和勒阿弗尔巷拐角的特拉普餐馆吃晚饭，讨论文学。这是一个天花板低矮得几乎碰着顾客的额头、阴暗得如同地窑的低级餐馆。于依思芒斯曾用一句简短的话描述过这个场所：当他用叉子叉起一块带血的肉片时，他说：“这是巴黎最肮脏的食物。”
对富裕阶级极度不满，因而也对左拉——他的著作虽屡遭卫道者的攻击，可是销路不错——不满的一位小说家雷昂·克拉第谈到左拉光顾的这类餐馆或者酒吧的时候，讥讽地说：“左拉最终会被人割断脖子的，因为他为了作记录，经常国到低级酒吧，随便抓个人就要打听酒精中毒的事。”可是，这种低级场所却有一种魅力，隐藏在丑恶下的魅力，其他的人——那些“资产阶级”——是会在这恶臭刺鼻的场所前掉过头去的，可是，左拉的精神气质却是平民的，他的父亲弗朗索瓦只是一位设计师，而母亲呢，则是一个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