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货币史(1867-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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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 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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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截然不同于 ()) 年以前的金本位制。从那时起,黄金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私 
人持有黄金为法律所禁止,因此货币不能再以固定比率自由兑换成黄金。其他国家也 
削弱了货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随之也削弱了货币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而且其中许 
多国家甚至在完全割裂本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方面走得更远。如今,黄金主要以 
价格固定的商品的形式出现,而不再是世界货币体系或美国货币体系的基础。然而,历 
史的延续性及黄金作为固定汇率工具的用途,使得黄金仍然具有任何其他政府限定价 
格商品所不具备的货币性。 
()! 年,由于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行,美国银行系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联 
邦存款保险制度达到了《 联邦储备法》未能实现的目标:它使得公众对某些银行丧失信 
心情况的迅速增加不会扩大为银行恐慌,而这种银行恐慌是由于公众普遍试图挤兑现 
金而产生的。 
货币政策安排的变化显著改变了货币存量的决定力量,从而也改变了货币存量的变 
化情况。例如,在 (!—(%* 年的 !% 年中,当某一政府机构对货币存量的变化负有明确 
的职责时,货币存量的年度变动幅度比之前的 )+ 年更加剧烈,因为在之前的 )+ 年中,货币 
存量的变化是由金本位制的准自动均衡机制(;…。/01。…234。205 4657。80/4)所决定的。此外, 
自二战结束后,货币存量的年度变动幅度比之前任何一个等长时段都相对稳定(见表 &+)。 
不断变化的货币安排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三个变量( 我们发现将这三个变量视为 
货币存量的数学决定因素非常有助于分析):高能货币存量、公众存款与其持有现金之 
间的比率,以及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负债与其准备金的比率( 我们将该比率定义为等于 
商业银行系统持有的高能货币总量)( 见图 %!)。 
从数学上讲,高能货币存量是决定货币存量变化的主要因素。然而,高能货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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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力量决定的:在绿钞时期,主要由政府信用发行方面的变化 
促成;在 %#&—%%〃 年,尽管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为交换白银而发行的 国 民 银 行 票 据 以 
及通货方面的变动所引发的,但主要还是由黄金的流动所引起的;在 %%〃—%’( 年,主 
要是联邦储备信贷 余 额 的 变 化 造 成 了 高 能 货 币 数 量 的 变 化,但 显 然,%)〃—%〃( 年 除 
外,因为该期间高能货币数量的变动主要是由黄金的流动所引起的。 
在发生金融危机期间,存款 通货比率变得尤为重要。每当金融危机发生的,人们 
就会对银行失去信心,从而争相将存款兑换成现金,由此会导致存款 通货比率锐减,并 
对货币存量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人们曾寄希望于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能够基于货币 
意义消除存款 通货比率的波动;当公众要将存款兑换成现金时,不必多倍地减少存款, 
而是由联邦储备体系来提供一种能够使公众可持有现金的绝对数量增加的方法。但实 
践表明,联邦储备体系并未成功地实现这个目标。在 %#’&—%’( 年的 ) 年中,存款 通 
货比率发生的最剧烈的一次波动是在 %)(—%)) 年。在这三年里,存 款 通 货 比 率 下 
降到还不到初始水平的一半,而且仅在三年的时间里,该比率的下降便将其之前 )( 年 
的长期增长化为乌有。尽管公众持有现金的绝对数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却是以存 
款更大幅度的减少为代价的,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货币总存量减少了 % * )。%)〃 年, 
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最终决定性地扭转了存款 通货比率的下降趋势。从那以后, 
该比率在短期内从未遭受剧烈的波动,估计在未来也不会发生。 
由于一般情况下存款 准备金比率在商业扩张时期上升,在商业衰退时期下降,因 
此其更持续地发挥着次要作用,尽管如此,存款 准备金比率与存款 通货比率一样,在 
金融危机发生时显得尤为重要。一旦公众试图降低存款 通货比率而表现出对银行的 
不信任,银行就会通过增加其准备金数量加以应对。经过短暂的时间,银行就能成功地 
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它们成功地降低了存款 准备金比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货币存 
量的下降压力。 
从长期趋势来看,存 款 准 备 金 比 率 也 会 随 着 货 币 安 排 的 变 化 而 变 化。在 绿 钞 时 
期,由于国民银行的成熟及非国民银行相对重要性的提高,存款 准备金比率显著上升。 
%#&—%(& 年这 %( 年中,存款 准备金比率再次上升,部分原因是由于财政部准备承担 
更广泛的中央银行职能。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建立后,存款 准备金比率再次上升。其原 
因在于联邦储备体系既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又增加了商业 
银行的信心。然而,%)(—%)) 年发生的货币危机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在此期间,存 
款 准备金比率呈下降趋势。短短 %( 年的时间里,存款 准备金比率就从 %+ 年空前的 
最高水平,下降到仅略高于 %#’& 年的水平。%)(—%)) 年的经验使银行认识到,依靠 
联邦储备体系来解决流动性问题是行不通的;银行用了三年时间来根据自身流动性偏 
好方面的相应变化来调整其准备金。%)’—%)& 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连续提高,使 
银行资产流动性的需求再次发生变化,同样地,这次调整也经历了大概三年的时间。从 
那时起,存款 准备金比率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银行认识到存款保险能够 
消除银行的挤兑风险,而且早期经历的影响 也逐渐消失。如果调整是针对法定准备金 
要求的变动而作出的,那么这一比率会回到它在 +( 年代后期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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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货 币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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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影响货币存量的因素方面存在着这些显著的变化,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货 
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就很少再发 
生变动。影响货币存量的那些外部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货币存 
量的变动对经济其他方面的影响似乎一直是高度稳定的。 
!’( ’) 货币方面的变动的独立性 
货币存量变化与其他经济变量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本身,既不能说明引发变化的 
原因,也无法说明变化影响的方向。货币方面的变动可能随着其他经济变量独立产生 
的变化而变化,国民收入和价格也可能随着货币方面独立产生的变化而变化。这二者 
可能是相互作用的,且每一方的变化都可能存在一些独立的因素;或者,二者可能都受 
到第三种因素变化的影响而相应地发生变化。分析货币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范围广泛 
的定性证据,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因为这样可以对已有统计数据的这些可能性解释加以 
辨析。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超出这些数字本身,对引起这种特殊变化的先前情况 
加以辨析,而当我们通过计算机处理这些特殊变化的统计数字后,其特殊性将不复存在。 
从我们之前的论述来看,可以充分肯定的一点是,货币方面的变动实际上常常是独 
立的,因为货币方面的变动通常不是商业情况同期变化的直接或必然结果。 
最明显的例子可能要数 %&〃’—%〃%! 年的货币扩 张,这 次 货 币 扩 张 是 世 界 性 的,且 
反映了黄金产量的 增 加。黄 金 产 量 的 增 加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前 几 十 年 价 格 水 平 下 降 的 结 
果,因此,也可以说其反映了货币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很明显,这次 
货币扩张并不是由同期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上升所引起的。因为单纯的国民收入和 
价格水平的上升,一般会引起世界范围内黄金产量的下降,并且在金本位制下,国民收 
入和价格水平的上升会引起黄金从个别国家流出。如果货币和国民收入的共同变动并 
非完全一致,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一战和二战期间,货币存量经历的两次主要增长几乎同样明显。在两次世界大战 
的早期阶段,由于参战国用其所有可以迅速调用的资源来购买美国的战争物资,因此黄 
金大量流入美国,这一时期货币存量的增长反映了这一事实。由于黄金的流动在 %〃%! 
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一时期黄金的流入不是国内外经济活动同期变动的副产 
品,而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结果,是交战国政治当局有计划的政治决策的结果。在两 
次世界大战的晚期,美国货币存量的增加反映了美国当局为战争费用开支筹集资金的 
政治决策。这些政策包括实现高能货币数量的大扩张,也延续了以黄金流入为开端的 
货币存量的增长。这 再 次 说 明,如 果 货 币 存 量、名 义 国 民 收 入 和 价 格 水 平 的 变 动 不 一 
致,也不是由某一共同原因造成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铸币支付的恢复以及白银时期反映了货币方面变动巨大的独立性,也反映了货币 
变动与商业变动之间相当复杂的作用与相互作用。%〃 世纪 ’# 年代对恢复铸币支付的 
各种赞成与反对压力,以及 %〃 世纪 〃# 年代银币的自由铸造压力,是决定事件发展的主 
要因素。尽管这两种主要因素并不独立于经济的长期发展进程,但是二者在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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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独立于同期的经济活动进程。这两者也受到了这些事件进程很大的影响:反对恢 
复铸币支付的压力以及赞同银币自由铸造的压力,都或者因为商业活动步伐的减慢或 
下降,或者因为农产 品 价 格 的 下 降 而 得 到 加 强。更 为 重 要 的 是,国 内 外 的 农 业 收 成 情 
况、# 世纪 %& 年代铁路部门的发展,以及 # 世纪 #& 年代伦敦货币市场的发展等此类 
同期事件,对那些由政治压力引起货币价值波动的特定时期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这些波 
动又反过来作用于商业状况和政治立场。 
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为研究货币问题的学者提供了一种为确定影响方向而进行 
的控制性实验的替代方法,这种替代方法比社会学家通常可以使用的替代方法更为近 
似。有时,联邦储备体系只是其他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一种途径———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以及 ’& 世纪 (&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联邦储备体系大体上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 
而且二战以后,联邦储备体系支持政府证券价格的政策,使其几乎失去了发挥独立能动 
性的余地。但是,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使一小部分人具有了某种权力,并且这种权力被 
他们反复行使,通过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以重大、明确的方式改变事件的进程———这 
里所描述的过程与控制性实验的方法相类似。的确,货币当局的行动,会极大地受到它 
们行使权力的社会舆论和认知程度的影响。货币当局的态度、它们所进行的实验,以及 
它们对实验结果作出的诠释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期事件的发展势态以及对货币 
现象的认知程度。对于自然科学家决定进行何种实验以及根据以前的实验和同期的知 
识体系对实验结果进行说明而言,这一点同样成立。在这两种情况下,依赖于现有知识 
体系并没有改变科学的独立性,即独立于控制性变量变动中的早期或同期的事件进程。 
在这两种情况下,上述说法的含义仅仅在于,后来的学者可以根据改变了的知识体系对 
这些实验结果重新作出诠释,并得出与最初的实验者不同的结论。 
实际上,要确定货币当局的措施所产生的准确影响也总是很困难的,而且通常是不 
可能的。货币当局的措施通常是在多种其他因素交错中采取的,所以很难搞清楚观察 
到的结果究竟是由货币当局的措施所引起的,还是由某些环境因素所引起的。对于自 
然科学家的实验来说,这一点同样是成立的。没有任何实验是可以被完全控制的,而且 
大部分实验对于已经通过检验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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