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佳宾游西
彼得出狱回来家中，但是并不安全。荷兰全地的年轻男孩亦如此。德国的兵工厂迫切需要工人。占领军常常会出人意料地突然包围一区的房子，入屋搜查，把所有十六岁到三十岁的男人都赶上卡车载走。这种闪电式的搜捕方式称之为“突袭”。每一个有年轻男人的家庭都提心吊胆，闻之色变。
腓立和娜莉将厨房重新布置了一番，好叫他们在突袭时能有一个紧急的藏身之处。在他们厨房地板下面有一个小小存放马铃薯的地窖。他们将通地窖的活门加大了，上面盖上一块大地毯，又将餐台移到地毯上面。
自从看过史密特先生在贝雅古屋的密室之后，我一眼就看出厨房地板下面的这个小地窖极不安全。一方面是位置过低，另一方面也许像史密特先生所说的：“那将是他们第一个要搜查的地方。”不过这个藏身窟并不是用来躲避受过专门训练之人长时间的搜索之用，只是设法能在半小时之内藏过突袭士兵的视线而已。若是这样，那个地方也许还勉强过得去……
腓立生日那天，突袭队忽然临到这排型式相同的宁静住宅区。父亲、碧茜和我很早就来了，还带来四安士毕伟送的真正英国茶叶。
我们到来时，娜莉、安娜和家里两个年长的女孩都还未回来。此间一个百货公司宣布新到一批男装鞋。娜莉决心要给腓立去弄一双来。她说：“即使要我排一天的队也无妨。”
我们正在厨房里面跟霍琪与嘉琳聊天，突然彼得和他的哥哥罗勃两人面色苍白、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士兵！快点，他们在隔壁过去两家，正朝我们这边走来！”
拖开桌子，掀起地毯，罗勃先从揭起的活门中爬下去，仰面躺下，彼得也滚了下去，睡在罗勃身上。我们急忙把活门盖好，再把地毯匆匆拉过掩在上面，又将桌子搬回原处。碧茜、霍琪和我用发颤的手把一块长台铺在桌上，又摆了五个位子，大家坐下来准备喝茶。
走廊上传来东西打碎了的声音，前面碰地一声被推开来。接着附近又是东西摔碎了的声音，是霍琪打碎了一个茶杯。两个穿着德国制服的士兵跑进厨房来，手中举着来福枪：
“停在原处，不许动！”
我们听见士兵匆匆上楼的脚步声。另两个士兵眼中流露着厌恶的表情向四周环视，仿佛不信全屋除了女人外，就是一个老人而已。如果这些士兵多看几眼嘉琳，必然会看出她的秘密来，因为她脸上充满了恐怖的神情。然而他们心中想着的却是另外一些事。
“男人都在哪里？”那位较矮的士兵用生硬而口音沉重的荷语问霍琪。
她说：“这两位是我的姨妈，这是我的祖父。我父亲在学校，我母亲上街去了，还有——”
那人用德语咆哮说：“我没有问你们全族的人！”随即又改用荷语说：“你的兄弟在哪里？”
霍琪望了他一眼，随即垂下头来。我的心几乎停止跳动。我晓得娜莉如何教育她的孩子——但是在这种时刻之下，说一次谎总该可以吧！
那位士兵又问：“你有兄弟吗？”
霍琪低声说：“有的，我们有三个。”
“他们多大了？”
“廿一、十九、十八。”
楼上传来开门和关门的声音，还有家具拖离地板时的摩擦声。
那士兵继续问：“他们如今在哪儿？”
霍琪弯下腰，从地板上拾起茶杯的碎片，那人把她拉起来：“你的兄弟都在哪里？”
“最大的一个在神学院，他晚上多数不回家，因为——”
“其他两个呢？”
霍琪气也不喘一口：
“他们都在桌子下面。”
那个士兵用枪示意，叫我们大家离开桌子，然后抓住桌布的一角，同时向另一个较高个的士兵点点头，那人屈身蹲了下来，手按着扳机，于是他把台布掀开。
终于那个压抑太久的紧张情绪爆发了。霍琪疯狂地笑个不停。两个士兵一转身，这个女孩子是在笑他们吗？
那个身材爱笑的士兵怒吼着说：“不要把我们当傻瓜！”随即满脸怒容地大步踏出了厨房，几分钟后全队士兵都出去了。然而不幸的是，在出门之前，那个一直没有出过声的德国兵瞥见我们带来的那包宝贝茶叶，竟毫不客气地拿起来，放进他自己的口袋里去。
那天晚上的晚餐真可说是奇怪的一顿晚餐。我们一面从心底向神献上感谢，另一方面大家又起了极激烈的辩论，这是我们亲密的家庭中从未有过的。娜莉站在霍琪一边，坚持说她也会像霍琪一样地回答：“神尊重说诚实话的人，祂有奇妙的办法保护他们！”
彼得和罗勃因藏在活门底下，亲身经历过险境，因此并不敢大力确定娜莉的见解是对的。我向来就没有娜莉那份胆量，也没有她那种信心。但我看得出其间矛盾之处。“说诚实话，做不诚实的事实在不合逻辑！安娜的假证件和嘉琳穿的女佣制服，对这些你又怎样解释呢？”
“‘耶和华啊！求祢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这是诗篇一百四十一篇上的话。”娜莉引经据典，而且面露得色。
“好吧！但那架收音机呢？我得说谎才把它留下来的！”
“柯丽，我敢保证凡你所说的都是出于爱心！”父亲慈祥的声音叫我对自己这样激动感到惭愧。
爱心！爱心该怎样来表达呢？神怎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同时彰显真理与仁爱呢？
借着死！是的，借着死，真理与仁爱才能同时被彰显出来。就在那天晚上，这个答案极其明显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不寒而栗，是我过去从未体验过的。的确，基督的十字架早已铭刻在整部世界历史当中了。
****
自一九四三年初起，情势每况愈下，到我们这个地下工作站来寻求庇护的犹太人愈来愈多，可是替他们寻找安全避难所的工作却愈来愈难。即使有了粮食配给证和伪造的证件，我们也无法给他们找到足够的住处。我们晓得迟早我们得开始在这座城市中藏匿难民。令人伤心的是第一位我们要安排的就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
一天早上，店中正忙的时候，碧茜悄悄地从工作室的后门走了进来。她说：“傅利斯和他太太嘉图来了。”
我们十分惊奇，傅利斯从来不会在大白天到贝雅古屋来的，因为他担心他的黄星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于是父亲与我急忙随着碧茜上了楼。
傅利斯开始叙述事情的经过，前一天晚上伪政府方面派人来访，宣布没收他的铺子。谁管傅利斯是个基督徒？伪政府方面的人来说，任何犹太人都可以为了避免被捕而改信基督教。这天早上，一个穿制服的德国人来了，正式宣布“为了国家安全”的缘故，铺子必须关门。
可怜的傅利斯说：“可是——如果我对国家安全有威胁，他们必然不会止于没收我的铺子。”
当然他们不会到此为止。然而城外已经没有收容所了。事实上这时我们所知的唯一住址乃是一名叫波亚女人的家，她离贝雅古屋不到四条街。
当天下午，我到波亚太太家去敲门。她是一个肥胖的女人，身穿蓝色的棉布罩衫、脚穿拖鞋。我们经常供应她所需的粮食配给证，也曾在那儿安排过一次紧急的盲肠手术。她带我去看她顶楼的住处，有十八位犹太人住在那里，大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波亚太太说：
“他们给禁闭得太久了，又唱又跳，吵闹不停。”
“再多一对夫妇如果太挤的话……”
“不会，不会……我怎能不收容他们呢？今晚带他们来，我们会想办法。”
就这样，傅利斯和嘉图搬进了波亚太太家，住在顶楼一间狭小的卧房里。碧茜每天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带一点自己烤的面包和一片肉肠。然而碧茜最挂心的倒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情，而是他们性命的安危。
她对父亲和我说：“你们晓得他们有性命之虞。那班年轻人的确到了快要爆炸的地步。今天下午他们闹得那么厉害，我走到街上都能听见他们的声音。”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要担心的事情，就是荷兰严寒的冬天。这一年很少下雪，但天冷的早，严冬又迟迟不去。市内燃料十分缺乏。公园里和运河沿岸的树木都逐渐开始失踪，人们偷偷地把它砍下当柴烧了。
每家室内都是既潮湿又阴冷，这对老幼特别不利。一天早晨，我们在餐厅读经时，基士没有来，后来在工作室也没有看见他。他的房东发现他冻死在床上，洗脸盆中的水都结冰了。我们为这位老钟表匠穿上六年前我们举行百周年庆祝会时他曾穿过的那套漂亮的西装和背心，把他埋葬了。
春天姗姗来迟，我们在傅利斯夫妇所寄住的狭小寝室中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庆祝我五十一岁生辰。
一个星期之后，四月廿二日，嘉图一人来到贝雅古屋，她一进门就哭了。“那班愚蠢的青年简直疯了！昨天晚上其中有八个人离开屋子，当然一下子就给拦截逮捕了——他们连腮旁的胡子也懒得挂。纳粹的秘密警察毫不费力地从他们身上获得一切的情报。”
接着她告诉我们，清晨四点的时候，他们的住宅遭突击检查。但嘉图获释，因他们发现她不是犹太人。“可是其他的人包括傅利斯和波亚太太都给逮捕了。呵！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以后三天，嘉图每天由清早到宵禁都留在哈林警署，不断请求任何一个荷兰和德国官员准她与丈夫见一面。当他们把她赶出去，她便站在街口对面的人行道上，默默等待。
礼拜五刚好是正午休息的时间，前铺中挤满了顾客。突然一个警察推门进来，他稍微迟疑了一下，随即走进后面的修理室内。他名叫罗武，就是当君士达第一次为我们送粮食配给证来时在场的那位警察。他把帽子脱下，我再次看见他那耀眼的橙红色头发。
罗武说：“这手表还是走得不准。”随即脱下他的腕表，放在我的工作台上，又将上身前倾。难道他有话要说吗？是的。“傅利斯明天要解到阿姆斯特丹去。如果你想见他，今天下午三点准时来。”随即又放高声调说：“你看见了吗？长针在表面顶端走得不顺。”
那天下午三时正，嘉图和我踏进警署的双重大门，值班的警察正是罗武本人。
他粗声地说：“跟我来！”他领我们穿过一扇门，沿着天花板很高的走廊走去。最后我们在一个上了锁的铁门前停了下来。他说：“在这里等。”
铁门那边有人开了门。罗武进去了好几分钟，铁门又打开了，站在我们前面的正是傅利斯。罗武退后站着，傅利斯张臂拥抱着嘉图。
罗武在旁低声说：“你们只有几秒钟。”
他们分开来，彼此凝视着。
罗武再说：“对不起，他必须回去了。”
傅利斯吻吻他的妻子，然后庄严地握住我的手。我们眼中都是泪水，傅利斯第一次开口说话：“我会利用我的处境——无论他们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我都会用它为耶稣作见证。”
罗武抓起傅利斯的肘臂。
“傅利斯！我们每天会为你多次祷告。”门关时我哭了出来。
虽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我直觉到这是我与我们的“猛犬先生”最后一次的见面。
****
那天夜里，我们开会讨论罗武。碧茜和我还有一打左右为我们传递消息的男女青年都在场。如果罗武肯冒他自己安全的危险来通知我们关于傅利斯被转解的消息，那么也许他也应该加入我们的工作阵营。
我大声说：“主耶稣，我们现在的决定可能危及我们大家与罗武。”然而就在说话的时候，我心中对罗武这个人突然涌起十分确切的信心。但我同时也在想，不晓得还有多久我们要依靠这种“知人之明”的直觉而行。
我派了一位少年人在第二天罗武下班时去跟踪他，打听出他的住处。如今那些年龄较大的年轻人，因有被抓去工厂作工的可能，因此我们只在晚间差派他们出去，而且多半的时候要乔装成女人。
第二个星期，我上罗武家去拜访。进门后，我说：“你不晓得我们多么感激你设法让我们跟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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