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克站在他的后面，说：“现在想想看，纳粹的秘密警察正要用诡计套你的话。你的回答应该是：‘什么犹太人，我们这里没有犹太人！’。”
“我可以再试试吗？”
罗武说：“现在不行，你已经醒了。”
几晚之后，他们又来了。“你所藏匿的犹太人都从哪里来的？”
我摇摇晃晃地坐了起来。“我不晓得，他们来拍门，我便招呼他们进来了。”
罗武气得把帽子丢在地下，大声说：“不，不，不。‘什么犹太人？我们这里没有犹太人！’难道这一点你也学不会吗？”
我回答说：“我会好好学的，下次会做得好一点。”
果然，下次我比较清醒了。约有半打的影子挤在我的寝室里。一个命令的口音说：“你们的粮食配给证都藏在什么地方？”
当然是在最低一层楼梯的下面，但我不会上他们的圈套。我想出一个机巧的答案：“在楼梯墙上的挂钟里面。”
吉儿在我床上靠着我坐下来，用一只手臂抱着我说：“柯丽姨妈，你进步了。这次你肯尝试。但要记住——除了公公、碧茜姨妈和你三位之外，你没有别的粮食配给证。这里没有地下工作的活动，你不晓得他们在说什么……”
一再地演习之后，我渐渐有进步。但是当真正的突袭来到时，当那位受过严格训练、懂得如何套人说话的真正纳粹警察来审问我时，我的表现又将是怎样的呢？
****
伟廉的地下工作使他常常要到哈林来。如今他的脸上经常杂着失望与焦虑的表情。德军已经两次到他的养老院去了。虽然那些仍旧在养老院中的犹太人多数都给他瞒过德军的侦察，可是还是有一位瞎眼患病的老妇人给德军带了去。
伟廉一再地说：“九十一岁了！根本都走不动了，他们还是要把她抬上车。”
到现在为止，由于他是牧师，德军对他还算客气。只是他说，他已受到监视，而且比以前更加严密。为了使他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到哈林来，他每个星期三早晨在贝雅古屋主持一个早祷会。
然而伟廉每做一件事都是十分认真——特别是祷告——于是很快便有好些哈林的居民前来参加这个早祷会。这已是德军入侵的第四个年头，许多人心中觉得空虚，渴望能有一些令他们相信的东西。前来参加聚会的人多数是不懂得贝雅古屋的双重身份的。这一方面为我们带来新的危险，因为当他们走上那狭窄的楼梯时，难免会遇见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各地回来传递情报的人员。但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可能对我们的地下活动也有好处，至少有那么多进进出出的人显然都是不知情的。至少，我们这样希望。
一晚宵禁以后，我们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饭。三位我们彭家的人，七位“长期住客”与另外两位我们正在设法安置的犹太人。突然前面铺子的门铃响了。
收市以后还会有顾客来吗？他怎么那么大胆，敢在宵禁之后还站在百德街上？我从口袋中取出钥匙，匆匆下楼到通道上去，开了工作室的门锁，又在黑暗中摸索到前面铺子里去。到了前门时，我静听了一会。
我高声问：“谁？”
“你还记得我吗？”
是个男人，说的又是德文。于是我也用德文问：“谁呀？”
“是个老朋友，来拜访你们。快开门！”
我摸到锁，谨慎地把门打开。是一个穿制服的德国士兵。在我还未来得及按门后的电钮前，他已推门进来。他把帽子脱下去。在十月夜的微光下，我认出他就是四年前被父亲辞退了的那个年轻德国钟表匠。
我叫了起来：“欧图！”
他立刻纠正我说：“称我奥舒勒上校。彭小姐，我们现在的地位稍微倒转过来了，是不是？”
我瞄了一眼他制服上的徽章。他不是上校，而且官阶差得还很远。但我没有说什么。他向铺子四围不断地打量着。
“还是同样局促的小地方。”说着伸手要打开墙上的灯，但被我伸手按住了。
“不！铺子里没有隔光的窗帘……”
“那么，让我们到楼上去谈谈往事。那个老钟表匠还在吗？”
“你是说基士吗？他去冬燃料不够时冻死了。”
欧图耸耸肩。“算他好运！那个虔诚的读经老人呢？”
我慢步移到柜台旁，那儿有另一只警铃。“父亲很好，谢谢你。”
“那么，你不邀我到楼上去拜候他吗？”
他为什么那么热心要上楼呢？这个恶棍是来耀武扬威的呢？还是有什么地方引起他的疑心？我的手指终于摸到那只电钮。
“什么声音？”欧图怀疑地转过身来，向四周视察着。
“你说什么？”
“那个声音，我听见一阵嗡嗡的声音。”
“我没听见什么。”
但欧图已经转身走过工作室。
我大声叫道：“等一等！让我把前门锁好，我再跟你一同上去！——我要看看他们要多久才能认出你来。”
我尽可能在门上拖延时间：无疑的，他已起了疑心。然后我随着他通过后门，进入通道。餐厅内和楼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快步越过他上楼敲门。
我用一种开玩笑的声音大声说：“父亲！碧茜！我让你们猜三次——唔！不——猜六次，是谁来了。”
“没有什么好猜的！”欧图一步上前，越过我身旁，把门推开了。
父亲与碧茜从餐桌上抬起头来，桌上正摆着三个餐位。我那没吃完的餐碟还在旁边。一切都做得那么完善，即使连我自己刚才还看见十二个人在这里的吃饭的，如今也不得不相信家里就只有一个纯谨的老人与他两个女儿一同在吃晚餐而已。那个“阿平纳表”的记号也放在窗台上：他们记得每一个细节。
不经邀请，欧图自己就拉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洋洋得意地说：“哈哈！事情的发生不正如我以前所说的吗？”
父亲安静地回答说：“似乎是这样。”
我说：“碧茜，给奥舒勒上校倒杯茶吧！”
欧图在碧茜给他倒的那杯茶上啜了一口，随即望着我们大家说：“你们从什么地方弄来真正的茶叶？荷兰没有人有茶。”
我多笨！这茶是从毕伟那里来的。
我说：“如果你一定要晓得，它是从一个德国军官那里来的。但你不要再寻根究底了。”我装着与占领军的一个军官有特别交情的样子。
欧图逗留了约有十五分钟左右。最后他大概觉得已向我们炫耀够了他那得胜者的姿态，这才漫步走回空寂的街上。
再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才敢给那九个挤得酸软麻痹的人发出安全的信号。
****
十月第二个星期的一个早上，我们正忙着处理地下工作的许多难题，楼上通道上的秘密电话铃响了。我急忙跑下去拿起听筒。全家只有父亲、碧茜或我可以接电话。
电话筒中传来这样的声音：“喂！你可以来接我回家吗？”
那是娜莉！
“娜莉！什么时候——怎样——你在什么地方？”
“在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只是我没有钱买火车票。”
“留在那里！呵！娜莉，我们就来！”
我骑车赶到波士安荷文街，接了腓立和当时恰好在家的孩子们匆匆再赶到哈林火车站去。当火车还未进阿姆斯特丹火车站之前，我们已经看见娜莉——她那件颜色鲜艳的蓝毛线衣在又黑又大的火车站上宛若一片蔚蓝的天空。
狱中七个星期的生活，除了使她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外，娜莉仍是像过去一样的活泼光彩。她说，一位监狱医生宣布她有十分严重的低血压症，可能致使她一生残废不能工作，这一来她六个孩子很可能就将成为社会的负担。当她述说这事时，脸上同时起了不明所以的皱纹。
****
一九四三年的圣诞节近了。唯一能点缀这个节日的不过是地上薄薄的雪。似乎每一家都有人被关在监狱里，或在劳动营中，要不就是正在东躲西藏。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好像才第一次注意圣诞节真正的宗教意义。
在贝雅古屋，我们不仅庆祝圣诞节，也庆祝犹太人的“烛光节”。碧茜在餐厅壁橱后面，别人所寄存的贵重物品中找到一个烛光节的灯台，把它放在钢琴上面。每晚我们加点一枝蜡烛，游西则为我们诵读马喀比的故事。（译者注：马喀比是纪元前二世纪犹太爱国者之一族，曾起来抵抗叙利亚王国的压迫并统治巴勒斯坦直至纪元前三十七年止。）然后我们大家合唱那悲凄的旷野之歌。在那几个晚上，我们大家都变得十分犹太化了。
大约是“烛光节”开始的第五夜，当我们正围坐在钢琴旁时，侧巷的门铃响了。开门后，我发现是隔壁眼睛匠的妻子贝奇士师母站在雪地上。贝师母禀性温和、身材丰盈，与她丈夫多虑、清瘦的体型恰成反比。然而今夜她那丰满的面颊因焦虑而扭曲了起来。
她低声对我说：“你可以请你们家的犹太人唱低声一点吗？我们隔着几道墙都可以听见你们——何况，在这条街上住有各式各样的人呢……”
回到贞苏姨妈的房间，我们惊恐地讨论这项消息。如果贝奇士一家晓得我们的事，那么在哈林市还有多少人也晓得呢？
不多久我们就发现，另一个也晓得这件事的人就是警长本人。正月一个阴沉的上午，天似乎又要开始下雪了。杜丝突然闯进地下工作的“总部”——贞苏姨妈的后房，手里拿着一封信，信上盖着哈林警署的印记。
我把信封撕开来。里面有一张警察局长专用的信笺，上面有手写的短信。我默默地看完，再高声读出来：
“本日下午三时请来警长办公室。”
我们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试行分析这封短信。有人认为那不是拘捕前的预告。警察为何要给你一个逃走的机会呢？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应该准备应付突袭检查和逮捕入狱为上策。工作人员一个个依次地溜了出去。住客把字纸篓一一清理，又将缝纫用的碎布收拾干净，以便能在急忙时逃进密室躲藏。我则搜索了所有足以定我们罪的文件，拿到餐厅里久已空置的煤炭壁炉中焚毁。那头猫似乎也意识到室内紧张的空气，闷闷不乐地躲到桌子地下去了。
然后我洗了个澡。这也许要等好几个月以后才能再洗澡了。我又按娜莉和别人的经验，检好一个行囊，准备入狱时使用。里面是一本圣经，一枝铅笔，一束针线，一块肥皂——如果那东西可以也可称为肥皂的话——一枝牙刷和一把梳子。我穿上最暖的衣服，在里面套上好几层内衣裤和两件毛线衣。三点前我与父亲和碧茜紧紧地拥别，走出门外，踏着灰黑色半溶的雪，往史美德街走去。
值班的警察是个老相识。他看看信，又看看我，脸上流露着好奇的表情，说：“这边走。”
最后他在写着“局长”的门上敲了敲门。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位中年男子，红色与灰色交杂的头发向前梳着，大概是要遮掩头上光秃的部分。一座收音机扭开了。警长伸手向前，扭转收音机上的开关，他不是把音量转低，而是把它转高了。
接着他说：“彭女士，欢迎你来！”
“局长，您好。”
局长站起来把门掩好，说：“请坐，你知道我晓得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工作。”
“你是说修理钟表吗？也许你对我父亲的手艺会更欣赏呢！”
局长微笑着。“不，我是指你‘其他的’工作。”
“呀！那么你是指我为低能儿所做的工作吧！对了，让我告诉你那些工作的情形——”
局长压低了他的声音：“不，彭女士，我也不是指你为低能儿童所作的工作。我是指你另外的工作。我要你晓得我们这里有些人也对你的工作甚表同情。”
如今局长笑得更爽朗了，我也只得暂且报之以微笑。他继续说：“现在，彭女士，我有一个请求。”
他在办公室的桌边坐了下来，双眼注视着我。然后把声音放低到只有我们能听见的程度。他说他也是为地下工作机构服务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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