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几天，我发着高烧，晚餐都是这样送来的。每天早上牢门尖声地打开，一个穿蓝色罩衫的女人把那碟热粥带到床边来。我渴望看见一张人脸的程度，绝不亚于对食物的渴望。我试着用沙哑的悲呜向那妇人谈话，但她显然也是一个囚犯，只是一味的摇头，并以惧怕的目光望着门外的通道。另外，门每天也开一次让分派药物的囚犯进来。他从一个十分肮脏的玻璃瓶里倒出一剂苦涩的黄色液体给我喝。当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我抓住他的袖口，用粗涩的声音对他说：“我求求你，你看见一位八十四岁，白发、长须的老人吗？他叫彭嘉士伯！你必然曾派过药给他的！”
那人用力地摔开了我。“我不晓得！我什么都不晓得！”
牢门砰的一声撞到墙边，狱卒站在门框上。“单独囚禁的犯人不许说话！如果你再对任何一位奉命工作的囚犯说话，那么你就要罚每天啃硬面包！”牢门随即在他们身后碰的一声关上了。
那位每天来派药的囚犯也奉命负责量我的体温。我必须把衬衣脱去，把温度计放在腋下。这样量温度，依我看来不会准确。果然，那个周末，一个激怒的声音从传递食物的洞口传了过来：“起来，自己来拿食物，你的热度退了——没有人会再伺候你了！”
我敢担保热度没有退，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战战兢兢地爬到门口去拿我的碟子。等我放回碟子时，我再回到那臭气熏人的草褥上躺下来，硬着头皮等那预料得到的冷嘲热讽：“看那位高贵的淑女，又回到床上去了！难道你就整天这样躺着吗？”我一直不了解为什么躺下来也是那么大的罪过。其实就是起来，又能完成什么大事呢？
如今因我独自一人，思想成了更大的问题。我甚至不能为家人及朋友们个个提名代祷。我对他们每个人挂念和担心的程度早已超过了心灵所能负荷的程度。我只能说：“主啊！我为那些我所爱的人祷告。祢晓得他们的名字。祢看得见他们。啊！求你赐福给他们每一位！”
思想乃是最大的敌人。那个入狱用的行囊……不知多少次，在脑海中我把它打开，一件件地检视里面我所留下的东西：一件新的衬衫，整罐的阿司匹林，有薄荷香味的牙膏，还有——
过后，我又会醒悟过来。这样的思想多么荒谬！如果我有机会重新再做一次，难道我会把个人的舒适看得比人命更重要吗？当然不会。可是在黑夜中，当寒风呼号，热度高升的时候，我又会从脑海中把那只行囊再拖出来，重新留恋一番。如果把那条毛巾铺在这张刺鼻草褥上，如果有一片阿司匹林……该多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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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囚室唯一的一点好处是，它有窗子。六根铁条横过，三条由上而下。窗子开在墙顶附近，太高了因此不能望出窗外，可是透过那二十八个小方格我看得见天空。（译者注：原文是“七根铁条横过，四根由上而下”，但这似乎不可能分成廿八个小方格。）
我的眼睛整天注视着那一小片天空。有时浮云会由小方格中飘过，时而白，时而粉红，有时则边缘镶金。当风从西边吹来时，我能听见海浪的声音。最好的是，每天约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像棋盘格子一样的阳光会照进这间阴暗的囚室里。阳光射入的时间也随着春天太阳升高的缘故而加长。当天气变暖时，我也比较强壮了。我会站起来，让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和胸前，人也随着日影的移动沿着墙移动，最后爬上小床，踮着脚跟，享受每日最后的一线阳光。
当健康恢复时，我的视力也比较好了。这些日子来，我每天只读一节圣经作为支持我一天的力量，但现在我像是个大病初愈极端饥饿的人，贪婪地一口气就读完了四福音书，读着整本富有意义的救恩故事。
当我这样做时，一种奇怪的思想开始窜进我的脑海里。难道这一切——战争、舒城的监狱、这间囚室——都已经在神的先见之中，而不是意外发生的吗？难道这就是四福音书中首先要彰显的一个典型吗？难道耶稣在世时所经历的那种全盘的失败也与我们这小小的工作组、小小的护犹计划一样失败得那么彻底吗？
可是……如果福音书中所记载的乃是神典型的作为，那么失败才只是一个开始。我向这囚室的四围看了一圈，心中不禁在想，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又能产生怎么样的胜利呢？
以前囚室中的那位监狱专家教会我如何用支撑紧身内衣的钢针在水泥地上摩擦，而制成一把像小刀一样的东西。我似乎觉得不要把日子忘记乃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于是我用一个磨尖了的钢针，在小床后的墙上刻了一个日历。每当平淡无奇的一天过去时，我就把一只方格划去。我又在日历的方格下面记上一些在特别日子里所发生的特别事件：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被捕。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解至舒城监狱。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开始独囚。
如今又多了一个新的日子：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狱中度生日。
既是生日总应有些庆祝的节目。然而在这间囚室里，我却找不出一件能令人兴奋的东西来。在以往那个囚室中总还有一些颜色鲜艳的服饰：那位出身男爵世家的女孩有一顶红帽子，还有美琪的黄衬衫。如今我才后悔自己对服装为何那么不在意。
至少应有一首歌来庆祝生日！我拣选了一首歌颂“哈林新娘”那棵树的诗歌——如今那棵树上的樱花应该盛开了。那首孩子们唱的童谣带给我许多亲切的回忆；灿烂的树枝，洁白的花瓣，总像雪花似的落在人行道上——
“肃静！”走道上有人在连续地猛锤着铁门。“单独囚禁的犯人禁止出声！”
我坐在小床上，打开约翰福音静静地读着，直到心中的痛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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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过后两天，我第一次给带到一间巨大有回音的澡堂里。一个板着面孔的狱卒走在我旁边。她那张阴沉的脸使我不敢对这次的外出表示欢愉。然而经过这么多个星期的囚禁以后，一旦有机会踏入那条宽阔的走廊，实在使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快感。
在那淋浴用的澡堂门口，有几个女人在等着。尽管大家都闭口不言，但那种再度能与人类相近的感觉，实在给我带来莫名的喜乐与力量。我留意观看从澡堂中出来的犯人，只是看不见碧茜，也看不见娜莉，甚至没有一个从哈林来的人在那里。我望着大家，觉得她们都是我的姐妹。能够时常看见人的面孔，实在是多么富足的一种福气呵！
淋浴十分舒畅；温暖清洁的水洒在我生有烂疮的皮肤上，又淋过我粗涩打结的头发。当我重回囚室时，我有了一个新的决定，下次我再有机会去洗澡时，我要带三本福音书去。被单独监禁的经验令我感到无法独享一人拥有四本福音书的那种福气。
不久以后，我也不再孤单了。在我孤独的囚室中，来了一只细小、忙碌的黑蚁。一天早上当我把马桶拿到门口去时，几乎一脚踏在它身上，幸而我能及时发觉，心中真为这项发现感到兴奋。我蹲伏下来，仔细欣赏那奇妙的脚和身体。我向那只黑蚁道歉，答应它以后不再那么漫不经心地走路。
不久之后它在地上的裂缝中消失了。但是当晚餐的那块面包出现在门口的架上时，我捏了一些面包屑，丢在地上。令我高兴的是，它几乎立刻就走了出来。在背上背起了一块相当大的面包屑，挣扎着拖进洞里，然后又立刻回来收拾其他的碎屑。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便这样建立起来了。
如今在囚室中，除了每天有太阳前来造访外，我又增加了这个勇敢而英俊的客人——事实上，原来是一只蚂蚁，但很快就成了一小队的蚂蚁。如果当我正在面盆中洗衣服，或在地上磨我自制的小刀时，这些小蚁队一出现，我就会立即停止工作，聚精会神地看他们的活动。在囚室内同一时间做两件事，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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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当我从墙上的日历中划掉另一个长长的日子时，我听见走廊上有喊叫的声音，近处也有人回应。忽然闹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囚徒这样耍乐是多么不平凡的事！那些守卫都到哪里去了呢？
自从两个钟头以前面包送来之后，我门上的洞穴还没有关上。我将耳朵贴在洞口上听，只是听不出来外面在闹什么。人名从一个囚房传到另一个囚房。有人在高声歌唱，也有人在不断地锤她们的囚门。狱卒必然是全走光了！
近处有人请求说：“请大家安静点！让我们在他们回来之前，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
我从洞口向外喊：“发生了什么事？那些守卫哪儿去了？”
同一个声音回答说：“开庆祝会去了。今天是希特勒的生日。”
那么——走廊上喊出来的那些人名必然是犯人们自己的名字。这正是我们的机会，可以告诉他人我们在什么地方，又是我们获取消息的大好机会。
我从传递食物的洞口中大声喊着说：“我是彭柯丽！我全家都被关在这间牢子里！呵！有谁看见彭嘉士伯吗？还有彭碧茜、娜莉·华登和彭伟廉！”我大声地喊出这些名字，直到喉咙变得沙哑了。我听见这些名字被重述着直向走廊上传下去。我自己也替别人传报名字，有时向左，有时向右，这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传递消息的方法。
不久以后，答案慢慢地传回来了。“爱斯特太太在二二八号囚室……”“贝志的手臂好了许多……”但也有好些消息是很难传达的。“审问的结果很坏：他坐在牢中不言不语。”“请通知我丈夫朱斯德，我们的婴孩上礼拜死了……”
除了私人的消息外，也传来了关于外界的谣言。每一个谣言都要比上一个更放肆、更乐观。
“德国起革命了！”
“盟军已经进攻欧洲！”
“大战不会再长过三个星期了！”
终于我喊出去的名字，有些传回来了。“碧茜在三一二号囚室。她要告诉你，神实在好。”
呵！那是碧茜！十足是碧茜的为人和作风！
然后又传来这样的消息：娜莉·华登曾住在三一八号囚房，但一个多月前她开释了。
释放了！呵！感谢神！
杜丝也释放了！
男狱那边的消息较慢传来，可是当消息传过来时，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兴奋：
彼得·华登开释了！
赫曼·史洛林开释了！
彭毕伟开释了！
就我所知的而论，除了碧茜和我以外，每一位在贝雅古屋遭遇突袭时被捕的人都开释了。只是关于父亲的情形，我一直无法获悉。尽管我再喊出他的名字，但似乎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人晓得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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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个礼拜以后，我囚室的门打开了。一位在狱中服务的囚犯把一个用咖啡色纸包着的包裹丢在地上。我捡起来，试试它的重量，翻了又翻。包在外面的纸已经给撕开过，包裹又随随便便地再绑好。即使如此，我仍能看出娜莉细腻的手腕。我坐在小床边，把包裹打开。
里面有一件浅蓝色绣花的毛线衣，这真有如亲人前来探狱。当我把它穿上时，我似乎感到娜莉的手臂围住我的肩臂。包裹里面还有小甜饼和维他命丸，又有针、线和一条红色的毛巾。娜莉真细心，她懂得坐牢的人对颜色的渴望！她甚至用鲜红色的玻璃纸包裹那些小甜饼。
当我吃第一块小甜饼时，忽然灵机一动。我将靠壁的小床从墙边拉出来，移到头上没有灯罩的电灯泡下面。我爬上床去，用那张透明的纸摺成一个灯罩；立刻一阵樱桃红的光线普照在这间冷酷的囚房里。
我用那张包在外面的咖啡色纸把小甜饼重新包好。突然，我注意到纸上娜莉仔细写的收件人姓名与地址。字迹是向上倾斜的。似乎指着邮票的方向。但是——娜莉的笔迹是从来不斜的……那张邮票！以前不是有一个消息就是用邮票传到贝雅古屋来的吗？那一次他们把消息用铅笔写在邮票的背面。我一面笑自己太富于幻想，一面用脸盆中的水润湿了邮票，慢慢把它撕下来。
字！显然有字写在上面——但字体那么小，我只好再次爬上小床，把邮票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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