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周恩来和林伯渠到洛阳晤见蒋介石。蒋介石说：“这里谈话不方便。国民党不久将在庐山召集一次全国各界人士的救国谈话会，我们也到庐山去谈判吧！”周恩来表示同意，然后迅即电告毛泽东。翌日晚七时，署名“洛、博、毛”（即洛甫、博古、毛泽东）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周恩来。电报全文如下：
周：
我们觉得此次见蒋须谈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
第二方面，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军事、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请将你对上述两方面如何提法之意见电告，我们将于二十七日以前有一电报给你。因此请你准备二十八日飞沪。
五月二十五日，“洛、博、毛”再度给周恩来发来很长的电报，规定了在与蒋介石谈判时的条件。其中，“须力争办到者”有五条，现照录两条：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长林彪，二师长贺龙，三师长徐向前，四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样，周恩来再度负命穿梭于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也就在这些日子里，延安打开了大门，欢迎第一批国民党客人的到来，表明了国共之间的冰河开始解冻。前来延安访问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国民党客人受到了中共的友善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的团长为涂思宗。中共中央派出了叶剑英、陈赓陪同考察。延安城头，高悬起“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大字标语。
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的晚会上致辞：“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第一次大革命就是国共两党搞起来的，今天为了抵御敌寇，两党团结一致，其作用和意义就更大了。
“十年内战已成过去，两党团结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这番话，说出了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居然要毛泽东“出洋”
在中国千山万岭之中，唯一一座得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偏爱的山，是庐山。在中国千屋万厦之中，唯一一座得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垂青的房子，是美庐。毛泽东喜爱庐山，住美庐，是后话。他曾在庐山主持召开了三次庐山会议，内中一九五九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了彭德怀；一九七○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批判林彪、陈伯达，震撼了全国……蒋介石也跟庐山结下深缘。有人考证，说蒋介石上庐山二十多次，也有人说三十多次。笔者在庐山上查阅了线装的《庐山续志稿》，见到其中还有专门的《蒋公历年驻山起居日录》，详细记载了蒋介石历年在庐山的活动日程。
蒋介石如此看重庐山，其实是因为那时没有冷气机，而作为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又是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庐山是一片清凉世界，离南京又不远，自然而然被选为“夏都”。每逢酷暑，不仅蒋介石上庐山，就连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部门也上山办公，而美庐则成了蒋介石的总统官邸。蒋介石上庐山，原本住庐山东侧、青玉峡旁、观音桥附近等处的行宫。美庐原是英国人赫莉太太的私宅，建于一九二二年。赫莉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医生，在庐山上开设“赫莉医院”。赫莉太太的私宅，是当时庐山上最豪华、最宽敞的一幢，宋美龄甚为喜欢。于是，赫莉太太有意将此宅献给中国第一夫人。蒋介石看此屋，最初并不中意，但是他颇信风水，以为此屋大吉大利：背有“靠山”，左右也有所依，而前有东谷河，表明“蛟龙出水”……如此这般，蒋介石也就深爱此屋，由励志社出面向赫莉太太购屋，而名义上则是赫莉太太赠屋。于是，此屋改名美庐，含义双关：既表明此屋甚美，又表明纪念宋美龄。蒋介石选择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乔迁美庐。
美庐绿门、绿窗、绿顶、绿柱，楼上有宽敞的阳台，四周有一万五千平方米的花园，幽雅、清新、恬静、俊美。蒋介石在园中植白竹，宋美龄则种凌霄花。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周恩来由上海抵达庐山。八日，周恩来前往仙境般的美庐——这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所住的黄土窑洞，无疑有着天壤之别。在当时，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会成为美庐的主人。
蒋介石在美庐的宽敞的青石台阶前，恭候周恩来的到来。“蒋介石—周恩来”会谈，就在美庐里进行。国共谈判，从来曲曲折折，从未痛痛快快。照例，这一回也是如此。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就下了一步使周恩来难堪的棋：上一回说好，由中共方面起草国共共同纲领。为此，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切磋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着，这才写出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
无可否认，在起草文件之类方面，毛泽东要比蒋介石在行得多。大约也正是看中毛泽东这位当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这一“特长”，蒋介石让中共起草纲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这一纲领，多达五十二条！本来，周恩来上山，是准备就这五十二条，跟“老校长”讨价还价一番……可是，蒋介石就像庐山的云雾一样变化莫测。蒋介石竟然说，这一回不讨论纲领！蒋介石的一句话，把毛泽东煞费苦心主持起草的五十二条，扔进了废纸篓！无奈，那时蒋强毛弱，两人的力量之比，犹如庐山美庐与延安窑洞之比。周恩来不得不迁就那反复无常的蒋介石。所幸，周恩来的涵养功夫挺不错，强压住心头的怒火。
这一回，蒋介石撂下共同纲领不谈，却提出了一个新主意，说是国共要合作，那就得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没办法，只好听蒋介石的，周恩来只得就这个“国民革命同盟会”，跟蒋介石切磋起来。切磋的结果，可从中共中央六月十七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查到：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
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固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关于这“国民革命同盟”，蒋介石跟周恩来在庐山上研究了许久，周恩来又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琢磨了许久。结果呢？还是老样子，扔进了废纸篓！尽管蒋介石今日这花样，明日那花样，不断翻新着，不过，周恩来的报告中，有一段“蒋又告宋子文声明”，倒是说出了他的本意：一、共党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间恐惧。
二、共党应首先取得全国信用。
三、共党不要使蒋太为难，以便将来发展。
蒋介石还向周恩来提及关于毛泽东未来的安排。这是一个敏感问题。蒋介石说道：“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②蒋介石的意思是毛泽东、朱德不要“坐镇”延安，应该到南京来，在蒋介石手下混个一官半职。有趣的是，蒋介石居然称毛泽东、朱德为“同志”！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蒋介石要“朱毛两同志”“出来做事”，自然有他的算盘。他甚至把话说得更清楚，要安排朱、毛“出洋考察”。怪不得此前就传出毛泽东“出洋”的“马路消息”！蒋介石的“出洋考察”，其实早有先例：当年，蒋介石借廖仲恺被刺案，迫使政敌胡汉民“出洋考察”；眼下，蒋介石正要杨虎城将军“出洋考察”——五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正是和杨虎城及夫人谢葆真一起从西安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上海。后来，杨虎城将军在六月二十九日偕夫人一起“出洋考察”……蒋介石如今要毛泽东、朱德“出洋考察”，无非是“驱逐出境”！
周恩来理所当然拒绝了蒋介石这等无理要求。
这一回，庐山上的谈判，倒退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 1
周恩来在庐山和延安之间穿梭。带着庐山的雾气，他在六月十八日回到延安，和毛泽东商讨蒋介石提出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刚刚有了眉目，蒋介石于六月二十六日又给周恩来发来电报，邀他再上庐山。于是，周恩来带着在延安起草的新文件，和博古、林伯渠一起，于七月四日到达西安。就在周恩来一行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形势急转直下。
那一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天。所谓“八年抗战”，就是从这一天算起。这天夜里十时，位于北平西南十五公里处、宛平县境内的卢沟桥，一片紧张气氛，正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声称有一名士兵失踪，需进入城内搜索。国民党军队理所当然地拒绝这一要求。八日凌晨四时，卢沟桥畔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当地国民党驻军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率部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七月八日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急电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这一回，蒋介石的态度比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时要好得多了。他在当天，致电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鲜明地指出：“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与“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我方应不予抵抗”的《铣电》，迥然不同。
毛泽东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延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就态度而言，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坚决；就影响而言，蒋介石比毛泽东更大——因为国民党的军权在蒋介石手中，而国民党军队在当时比红军要强得多、大得多。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蒋介石，全文如下：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翌日，彭德怀等“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又发表致蒋介石通电，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这份电报公开表明，为了抗日，红军的红帽子要换成“国民党帽子”了。大敌当前，国共同仇，卢沟桥的枪声，促使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迅速接近——尽管他们之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
日本内阁会议则在七月十一日发表就卢沟桥事变作出的决定：“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我们认为，不但必须最迅速地恢复华北的治安，并且有必要使中国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日本内阁的颠倒黑白的决定，在中国激起了公愤。
八月十三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来到了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
这时，庐山上大员、名流云集，内中许多人胸前别着圆形白底蓝色“五老峰”徽章。这特殊的徽章，是特殊会议的特殊通行证。这特殊的会议名曰“庐山谈话会”。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要员、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谈话会在庐山牯岭市街附近的牯岭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