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真和平与假和平》，指出内战正在“不宣而战”：“双十协定刚才发表，《剿匪手本》和‘剿匪密令’已经从‘军委会’和‘委座’那里发出来，‘手本’大量翻印、密令满天飞舞，不宣而战的空前大规模的内战就此爆发起来。”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马歇尔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
就在中国大地充满了火药味的时候，美国又一次充当国共调解人的角色。不过，这一回出场的不再是赫尔利。那时，赫尔利正回美国述职。他正为自己在中国成功地“导演”了重庆谈判而得意洋洋，抨击起美国国务院，认为国务院“对共产主义不坚决”，引起国务院对他的不满。赫尔利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力主美国空军应帮助蒋介石把部队从南方空运到北方，支持蒋介石消灭中共，而美国国务院并不赞同赫尔利。十一月三日中午，赫尔利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再一次猛烈攻击国务院，并宣布他已把辞呈放在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办公桌上。
赫尔利的讲话，震动了美国首都。这样，当天下午，美国总统杜鲁门便不得不打电话到参议院，约见正在那里出席珍珠港事件调查委员会会议的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撤销赫尔利的驻华大使职务；同时又宣布，新派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驻华特使。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还宣布了美国对华政策：
一、国民政府军队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意见不同的武装力量间，应即设法停止敌对行动。
二、应召集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的办法。
三、美国承认现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它也就是达成中国团结统一这个目的之适当机构。
四、美国保证不会使用军事干涉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内争过程。
马歇尔此人，在美国政界、军界资历颇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主持指挥美国陆军。此刻，杜鲁门总统派他前往中国，除了他正准备退休、处于机动状态外，还因为他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曾在中国工作。虽说马歇尔接受了总统的任命，他却意识到只有具备“魔术师的技巧”才能完成在中国的使命。
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在给马歇尔的信中写道：“在你与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交谈时，授权你用最坦率的语言和他们谈话。”十二月二十二日，马歇尔飞抵重庆，开始了他的“魔术师”使命。对于马歇尔的到来，蒋介石忧心忡忡，因为过去在他和史迪威的尖锐冲突中，马歇尔是站在史迪威一边的。当然，后来的事实表明，蒋介石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周恩来跟马歇尔在重庆一见面，倒是印象不错。周恩来曾说：“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协议。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十二月二十七日，国共两党在重庆重开谈判，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邵力子。“调解人”为马歇尔。这一次的国共重庆谈判，取得了两项成果：一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人称《停战协定》。这一协定由国共双方在一月十日公布，自一月十三日夜十二时起生效。二是成立了马歇尔、张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马歇尔任主席。自一月十三日起，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三人组成，负责实施《停战协定》。其实，《停战协定》依然是纸上的东西。美国的“中立”也只是挂在口头而已。
美国给了蒋介石大量的援助，帮助蒋介石空运部队，还把二百七十一艘舰艇赠给了蒋介石……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紧张时刻发生紧张事件
紧张的时刻，偏又发生紧张的事件。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上午，延安飘着细雨。人们踏着泥泞的路，朝机场走去。等着，等着，铅灰色的云层中，不见飞机的影子。左等右等，一直等到下午二时许，从重庆起飞的飞机仍没有出现——虽说据重庆电告，飞机早已飞离重庆。“也许是因为天气不好，中途在西安降落，或者半途折回重庆了！”人们只得这么解释，悻悻地回去。飞机上的乘客，非同一般：除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王若飞、博古、邓发之外，还有叶挺将军一家！自从叶挺在皖南事变被囚以来，中共一再跟蒋介石交涉，要求释放叶挺。一九四六年一月，当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国民党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后来，经过多次交涉，蒋介石总算答应以中共释放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为条件，在一月二十二日释放廖承志。接着，在三月四日，释放了被囚达五年零两个月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刚一出狱，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便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
叶挺在会上说：“在这五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想得很多。我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我认识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
出狱的第二天，叶挺便致电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提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中共中央获悉之后，当即于三月七日电复叶挺。电报手稿，现保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馆。从手稿上可看出毛泽东修改的笔迹。原文开头为“叶挺军长”，毛泽东改为“亲爱的叶挺同志”，又加上了“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等句。电报全文如下：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以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这样，叶挺终于又成为中共党员。一个月后，四月八日，王若飞、博古要从重庆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叶挺也就和他们一起去延安。同机而行的有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归来的邓发，还有叶挺夫人李秀文、五女扬眉、幼子阿九，以及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和黄齐生的孙子黄晓庄，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等，共十三人。他们所乘的是和毛泽东赴重庆所乘的同样飞机，即C47型运输机，由美军上尉兰奇（CELange）等四位美国人驾驶。那天延安一带天气不好，但飞机仍在上午九时许起飞。起飞后，飞机机组不断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电台联络。飞机途经西安半个小时后，即中午十二时二十五分，还曾与延安美军电台联络了一次。此后，飞机杳无音信。毛泽东在延安焦急不安。周恩来在重庆忙于与各方联系。严峻的形势，使周恩来不能不作严峻的考虑——会不会是蒋介石在玩弄什么阴谋？
周恩来也考虑到天气问题。就在不久前，他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一月二十七日，他匆匆返回延安汇报工作，又于一月二十九日飞往重庆，以赶上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式。由于天气不好，不得不在西安滞留了一夜。一月三十日上午，飞机冒着恶劣天气起飞。在经过秦岭上空时，遇上强大的冷气团，飞机外壳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由于负荷过重，飞机坠向低空。驾驶员吩咐把行李从机舱扔出，机上十多位乘客全都系上降落伞，以防不测。就在这时，飞机上响起小女孩的哭声。那是随机飞往重庆的叶挺的女儿叶扬眉，因为没有降落伞，哭了。周恩来闻声，把自己的降落伞解下来，系在小扬眉背上……幸亏驾驶员当机立断，折回西安，脱离了险境。当天下午，天气好转，这才由西安飞抵重庆……这一回叶挺他们乘的飞机，失去无线电联系后，毫无信息，表明凶多吉少。飞机是从西安飞往延安的半小时后，失去联系的。根据航程推算，当在甘泉一带。美军派出飞机，一连三天在甘泉一带盘旋搜索，毫无结果。
那几天，毛泽东在延安，周恩来在重庆，都昼夜不安。
直到十一日晚十时，中共驻扎在晋西北的部队发来电报，告知在山西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发现飞机残骸，机上所有人员遇难。黑茶山是海拔两千多公尺的荒山，八日下大雨，飞机可能在浓雾中撞在山上。翌日，村民上山打柴，发现飞机残骸，从死者身上，找到第十八集团军证件。当地中共部队闻讯，在康思俭排长率领下，上山警戒，保护现场。由于交通不便，消息传到兴县蔡家崖——中共部队军区机关所在地，已是十一日了。
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震惊，毛泽东派出陈云，乘飞机前往出事地点上空，了解情况。经过仔细调查，中共判定，这是一次飞行事故，不是有人谋害。这样，在紧张时刻发生的紧张事件，如同《双十协定》签字前夕发生的“李少石事件”，终于得以平静解决……新华社在十二日发出电讯，首次报道了“四八事件”。延安沉浸在泪水之中，重庆也为之震惊。
延安和重庆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挺遇难之际，正步入“知天命”之年。如果他不死于非命，毛泽东在授元帅军衔时，必定有他……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毛泽东笑称蒋介石是“纸老虎”
中国，确实到了万分紧张的时刻。
五月五日，蒋介石还都南京。国共谈判桌，也随着搬到南京。
蒋介石在南京席不暇暖，便飞往东北督战去了。
内战之火，在东北猛烈燃烧：
五月十九日，国民党部队攻占四平；
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部队攻占公主岭；
五月二十三日，国民党部队攻占长春；……
蒋介石在东北的胜利，使他益发坚定了“剿共”的决心和信心。这样，他终于全面发动了中国的内战：
六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命令刘峙率三十万大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势；
七月十二日，蒋介石调五十万大军猛扑苏北解放区；
八月二日，漆着青天白日标志的轰炸机，出现在“红都”延安上空，剧烈的爆炸声把《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全都炸个粉碎；
八月二十七日，国民党部队攻占承德；
九月十九日，国民党部队占领淮阴；
十月十一日，国民党部队从中共手中夺得重要城市张家口；……
面对一连串的胜利，蒋介石有点陶醉了。十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秘密军事会议上，对形势作出乐观的估计：“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毛泽东作为蒋介石的对手，却在那里冷眼观“棋”。就在蒋介石的飞机轰炸延安的日子里，在延安杨家岭一排十四孔的窑洞前，毛泽东坐在石凳上，隔着方形石桌，接受一位美国女记者的采访。她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山坡上，羊群在安静地吃草，放羊娃却不住地朝这边好奇张望，因为在延安难得见到外国人。毛泽东逐一回答着斯特朗的提问。斯特朗的每一个问题，差不多都离不了蒋介石。毛泽东谈着谈着，忽地说及一个新名词，令翻译一时不知怎样译成英文。毛泽东是在谈论原子弹时，这么说起这个新名词：“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纸老虎。”
“纸老虎”？翻译纳闷，最初译成“paperman”，即“纸人”，毛泽东摇头。后来，经毛泽东作了解释，翻译明白“纸老虎”是包含“外强中干”的意思，而“纸人”仅仅是“中干”，没有“外强”之意。于是，译成了“papertiger”，这成了毛泽东“发明”的新名词。斯特朗饶有兴味地听着毛泽东谈论“纸老虎”。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